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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韩愈《师说》的“师道”思想
《师说》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韩愈写的一篇论教育的专文。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现今全国各地编印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大都说它写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7年左右) , 另一种是《韩昌黎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重版) 和《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 等书则以《师说》是韩愈写给儒生李蟠的, 李蟠为贞元十九年的进士, 而判定它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 公元803年)。

看来后者是大致可信的。

韩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约三十五岁, 刚由武宁建封辟府推官调入国子监, 为四门博士, 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

但是这个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传道自命的学者, 却早巳有名。

他提倡儒家思想, 反对当时盛行的佛老思想; 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 反对魏晋以来“师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

唐代的古文运动在他的领导下, 已从少数爱好者的范围逐步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运动。

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弱”(苏轼《韩文公庙碑》), 正说明了他所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的积极意义。

也正是因为这个, 才使他在科举和仕途的阶梯上十年来很不得意。

但是他并不气馁, 愈是自信, 努力奋进。

为了“诱厉后人”以“广圣人之道”, 在他历任宣武、武宁节度使推官和国子博士、监察御史等职期间, 先后教李翱、张籍、张彻、皇甫湜等儒生读古书、学古文。

他对那些向他请教的青年非常热情、奖励有加。

他在《答李翱书》中说:“言辞之不酬, 礼貌之不答, 虽孔子不得行于互卿, 宜乎余之不为矣, 苟来者, 吾斯敬之而已矣, 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 ”(《韩昌黎集》卷十六) 他从来就认为对青年的热情教诲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
题。

韩愈这种“好为人师”的作风, 是魏晋以来所没有的现象。

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 按门阀高低选拔统治阶级的人才,唐初实行科举考试, 虽有抑制, 但门阀观念仍未消除, 到了中唐又盛行起来。

在中央所办的国子监学校中, 学生多半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子弟, 这些人靠着父兄的权势, 常常可以凭国子监学生的的资格, 不经过科举考试而直接做官, 因此很多人不往重学业, 对老师也不尊重, 师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互相拉拢、相互利用的庸俗关系了。

那些当官作老师的, 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而收弟子, 弟子以求得升官的资本而拜当官的为老师。

既然他们都已经有了当官的途径, 那又何必要“重道”呢! 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要“尊师”了。

所以当时的“士大夫之族”对韩愈评头品足, 议论纷纷, 以至把他讥为“狂人”。

柳子厚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氏以下, 人益不事师。

今之世不闻有师。

有, 辄哗笑之, 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 犯笑侮, 收招后学, 作《师说》, 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 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柳河东集》卷三十四) 说明了当时“师道之不伶”的实际伏况和林愈所以要奋起提倡“师道”的原因。

贯穿《师说》的思想是“师道” , “师道妙的奥义又在于“道”。

那么, 韩愈心目中的“道”究竟是怎么一种“道”呢! 这从他的《原道》以及其它文章中
皆可以得到明确的认识, 那就是“尧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柯, 柯之死, 不得其传焉”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的“古圣人之道”,换句话说, 也就是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这种“古道”表现在儒家的经典中间,内容很深奥, 特别需要老师传授, 所以儒家一向很重视师法。

因为老师是传“道”的, “道”如果没有老师就不能广泛地流传下去, 所以只有尊师,才能重道,“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也。

”这就是韩愈的“师道”思想。

韩愈所推崇的“古道”思想, 是和他辟佛老、倡古文的思想相一致的, 互为表里的。

这种“道”的内容, 在同当时的社会弊病作斗争中, 不愧为有力的武器,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 它却是无力的了, 应当摒弃的了, 因为时代不同了,“道”的内容也就不同了。

但是在尊师上, 也即是在师“古道”的手段上, 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唯物的、有现实意义的主张。

《师说》在论述教师的任务时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不仅把教师的地位提到了应有的高度, 而且把教师的任务明确为一传道, 二受业, 三解惑, 这种“师”、“道“、“业”、“惑”先后秩序的摆法, 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在翰愈看来,“道”是“师”的灵魂,“师”是“道”的传播者,“古圣人之道”只有通过“师”这个媒介, 才能广为流传, 发扬光大。

“业”是运载“道”的工具, 儒家的道统, 只有通过“古文, 六艺经传”这些运载“道”的工具, 才能具体地传授下去。

但是“道”和“业”如果没有老师的点拨(“解惑”) , 要谈传播也不可能。

它们之间“重道”是目的,“尊师”是手段。

韩愈的这种“师道”主张, 不仅在旧中国施行封建教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在新中国施行社会主义教育中, 仍有宝贵的价值。

韩愈在《师说》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论述师生关系。

首先, 他要求学必从师(“古之学者必有师”) , 认为一个人要想有学问, 就一定要像古人那样“从师而学”。

人不能没有“惑”, 有“惑”就一定要向老师请教, 否则他的疑难问题是始终得不到解决的。

其次, 他以为作老师的标准, 主要是“道”和“业”上的真才实学, 不是什么年零的大小(“生乎吾前, 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 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 , 只要闻道在先, 只要具有作师的本领, 不问长少、贵贱, 皆可以拜他为师。

其三, 他认为学识造诣高的人, 犹且要从师而学, 何况我们还不及呢! (“古之圣人, 其出人也远矣, 犹且从师而问焉; 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 而耻学于师。

) 并以此推论:“从师而问”, 有知识的人就越有知识(“圣益圣” ) ; “牡学于师”, 愚蠢的人就越愚念( “愚益愚” ) , 这就是在治学上的两种不同态度研得到的两种不同的归宿。

其四, 他提倡“相师”的观念, 他承认“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不耻相师”的客观现实, 鄙弃“士大夫之族, 曰师曰弟子云者, 则群聚而笑之”的无知态度, 反对“彼与彼年相若也, 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 官盛则近懊”的庸俗作风, 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 君子不齿, 今其智反不能叉。

”虽然作者有一定的阶级偏见, 认为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但却在客观上阐明了“相
师”与否是决定一个人有无学识的关键。

从这些论点, 我们可以看出, 韩愈在《师说》中所提倡的师生关系, 是以“师”为中以以“道”和“业“为标准的, 谁在“道”和“业”上有疑难问题, 谁就应当从师而学，谁先懂得“道”和“业”, 谁就可以作老师, 至于长少、贵贱, 根本不是什么确立师生关系的条件, 至于相互利用, 不务实学的关
系, 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师生关系。

这不仅道出了以知教不知的客观规律, 而且还纯正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不仅如此, 韩愈在《师说》中还进一步援引我国春秋时期伟大教育家孔子的话:“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 提倡“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的风度, 指出老师并不是高不可攀(“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子弟子) , 只不过是“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罢了。

老师不是万能, 只能说他在“道”和“业”的某一方面有高深的造诣, 弟子也不一定就不如老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耽”, 但孔子在“道”上的造诣却远远地超过了他们。

这种“教学相长”的见解, 比之于“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舍之” (《论语•述而》) 以及“衣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困, 不通)” (《礼记•学记》)的说法, 就更为鲜明, 更富于理想性。

这就大大减轻了儒家“师道”的封建性和神秘性,树立了师生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学风。

综上所述, 韩愈在“师道”问题上所提出的这些主张, 其论谈是尖锐的, 至深的, 其见解是崭新的, 有解放精神的, 于今夭的四化建设广出人才也是有益的。

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有如此的胆识和见地, 不能说不可贵。

韩愈所处的时代( 7 6 8一8 2 4) 正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结束后, 逐渐由中衰向中兴发展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也正如它的经济基础发展过程一样。

韩愈的文学活动和他所领导的古文运动, 恰恰和中唐那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相吻合。

《师说》正写于德宗经济极度发展时期和宪宗挞伐藩镇的前夜, 它是这一时期辉煌的文学运动和灿烂的文学艺术中的一个产儿。

如果我们把韩愈《师说》的“古道”内容比作陈腐的污泥, 那么他在尊师问题上所提出的那些崭新的、进步的主张, 则正是从这陈腐的污泥中生长出来的永不败色的瑰丽的花朵。

《师说》中表述的富有辩证因素的教育思想又正反映了唐德宗时期政治经济再度勃兴的实际情况。

但是, 韩愈在《师说》中所倡导的以儒家“古道”为内容的“师道”思想和瞧不起“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阶级偏见, 却是他一致中又不一致的思想的体现。

这是历史的局限, 也是阶级的局限。

明人张杨园说韩愈的“原道”思想“不及致知格物, 为无头学问。

” (《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七) 如果我们仅以韩愈的“师道”本于他的“原道”, 而把他的“师道”思想笼统地说成是不穷究事物的原理、毫无基础的学问, 那也未免有点过分。

我们对于古人的思想不能过分地苛求, 也不能不历史地、批判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