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维之比较

第29卷第3期2005年5月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 iangtan Un i ve rsity(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 ences)
Vo.l29No.3
M ay,2005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维之比较*
王馨
(湘潭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柏拉图的政治学说是政治化了的伦理学,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偷渡。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正相反,他通过批判其师柏拉图而回归到苏格拉底的立场,换言之,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更接近于苏格拉底道德优先的原则。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政治思维更明显地趋向于形而上层面与形而下层面的对立,趋向于精神世界与行为世界的对立。

关键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政治思维;偷渡与回归
中图分类号:B50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5)03-0037-05
在柏拉图(427-347B.C.)和亚里士多德(384 -322B.C.)生活的年代里,希腊的政治风气可以简单地被界定为伦理与政治的融合。

而要在这个总的趋势下解读二人的政治思维,就不能不谈到苏格拉底(469-399B.C.),因为柏氏与亚氏的思想都可以被看作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某一部分的批判或改造而来。

一
柏拉图的政治学说可以被定义为是政治化了的伦理学,这是对苏格拉底的思想的偷渡。

关于伦理与政治的融合,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表现为将政治统摄于伦理领域,使完美的政治形态成为对美德的渴求的自然结果,即由伦理而政治,将政治伦理化[1](P29~30)。

而柏拉图虽然受教于苏格拉底,但却将后者的思想进行了/篡改0。

后世的很多学者,只是因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而忽视了二人之间的价值取向的不同,将柏拉图简单的看成是其师思想的忠实传承者。

其实不然。

而对于这一点的考察,也是分析后来西方思想的两大流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必要之举。

我们说,苏格拉底开启了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思潮,虽然他与智者学派有诸多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肯定了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物的价值,正因如此,他们都被划归为希腊思想史中第二阶段)))人类化时期的代表人物。

可以说,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的根本分歧是不存在的。

而柏拉图的政治思维是与/国家0概念相连的,这就注定了他的价值取向是从集体而向个人的。

对不变而永恒的/一0的追求,必然导致个体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消亡。

这样,他就完成了第一次偷渡,即在国家的名义下,将人类化时期的个体主义转化为他的体系化时期的集体主义。

第二次偷渡,是柏拉图改变了价值向量的方向。

可以说,苏格拉底甚至其后的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与道德的合一)))这一巨大工程采取的都是渐进式的方式,抑或说是一种/改良0工程,都是在原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温良的试探性的改动。

苏格拉底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是进行/助产术0似的谈话,是用追问的形式使被追问者明白/人其实是无知的0,他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人才有进步的可能。

苏格拉底希望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方式,实现整体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然后通过社会公议等形式,监督政治首脑和政府官员,限制他们私欲的膨胀,以社会自己的力量挽回社会的公道和良心。

很明显,这是一种由伦理而政治的取向。

柏拉图则不然。

他对于实现政治与道德的和谐这个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激进式的方式,换言之,是要打碎原有的一切,以建立最优良的政治团体为根本目的,试图对整个社会秩序按照他的设想进行/重组0。

他的出发点是源于政治的需要,至于道德问题,只是实现优良政体的手段而已。

比如关于国家的三个等级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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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1215
作者简介:王馨(197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湘潭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说、正义的概念)))/我们在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曾经规定下一个总的原则。

我想这条原则或者这一类的某条原则就是正义。

,,正义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0、/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0[2](433ab)等等,都在期望用伦理达到个人的自治来最终实现国家的和谐秩序。

柏拉图的热情来源于政治领域,他所关注的自我(虽然不是自觉的)是国家之下的人自身,是只有实现了/国家集体主义0这一理念之后才会显示出来的价值的承载者。

/在柏拉图的国家中,生活分成片,如同棋盘上的方格一样,他的公社的典型美德)))正义)))要在自己的方格内移动,不能侵入他方。

0[3](P306)由政治而后伦理,这是第二次偷渡。

第三次偷渡,是柏拉图改换了在实践过程中的/救助0的次序。

苏格拉底出身平民,他接触的都是一些民众,但这些民众正是雅典政治的参与者。

他教育别人的目的就是使这些人具有美德和社会良知,从而冀望于具有自觉道德人格和丰富知识技能的新人群的产生,由他们来改正现实秩序的不合理性,其方式是自下而上的。

这种通过民众治理国家的做法,发展到后来,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实施的教育,所针对的对象是第一和第二等级(治国者和卫士),其直接目的是要培养具有政治素质和哲学素养的/哲学王0,至于第三等级(手工业者)所具有的美德只是教育他们具有/恪守自己本位0的良知,不至于造成/僭越0的错误罢了。

因此,他选择的社会/救助0的方式是贵族式的,是自上而下的。

这种对天然的等级秩序的坚守,发展到后来,即是保守主义或是集权主义的政治。

此外,柏拉图还有很多次的偷渡,比如苏格拉底认为社会是向前的,是进步的,他的取向是未来式的;而柏拉图则认为人世是逐渐堕落的,人只有回复到远古才能寻到理想的生活世界,他关注的是/沉沦态0等等。

以此方式作为达到政治和谐的进路,柏拉图的出发点是什么?换言之,他深层的思考是怎样的?关于这一点,也许要从苏格拉底的死亡谈起。

毋庸置疑,苏格拉底的方式是取得了些许成功的,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明的标志,但他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将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放在了关乎雅典前程的天平上与旧有体制相对立的那一侧。

他用死亡说明了一切,也证明了一切。

柏拉图对这一幕的记忆完全遮蔽了他对于恩师所取得的成就的理性的思考。

带着这种预设的心境,加之他游历期间在埃及看到了等级制度所带来的稳定,再加之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胜利者斯巴达的治理成就的肯认,使得柏拉图选择了上述的方式。

另外,从历史的已然状态看,不可否认,集权统治是最稳定的,这相对于雅典的民主制所引发的混乱而言,无疑对柏拉图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柏拉图对于变化的憎恨。

智者学派虽然对原有的知识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但打碎了一种旧体系,并不等于就建立了一种新体系。

换言之,旧的东西必然要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它的原有功能,若没有一个新的更完善的体系的产生,人们是不愿完全抛却旧的东西的。

人世的所有事务大致都逃不脱这种规律。

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里,他所面对的就是这些被智者们质询得无处可归的人们。

如果说他是苏格拉底的忠实的/信徒0,那么指的就是他力图沿着其师的路数,继续寻找可供人们参考的知识的确定性的标准,终其一生他所要完成即是这样的任务。

但他走的不是德谟克利特的那种将世界进行解析的路,即不是一种将可变世界解释为不可变的/原子0之不同组合的路,他所要寻找的是超乎于可变世界之上的并可用来解释可变世界之变化的不变之所在,这种所在,是类似于巴门尼德的/存在0一样的东西,是超越了事物的低级阶段,而抽象出了其本质的东西。

同时柏拉图又超越了巴门尼德,因为这种/存在0已被他赋予了新的更高的涵义,这就是体现在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思想中的/合目的性0。

柏拉图要将一切事务框范在一个确定性的目的之下,用以阻止变化的产生。

这种目的,必须是完满的、崇高的、可令人信服的,必须对可变事物提供其存在合理性的说明。

而同时,他又超越了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他将更为崇高的/目的0置于事物之上,并进一步抽空了事物的内容,使这种/存在0更纯粹,更具威慑力。

这是政治的需要。

正是基于上述的考量,柏拉图才选取了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救助0之路,使政治与伦理进行不可分的有机的组合,最终达到政治领域的和谐。

二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正相反,他通过批判其师柏拉图而又一次回归到苏格拉底的立场,换言之,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更接近于苏格拉底道德优先的原则。

在苏格拉底之死中,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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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来:在雅典与苏格拉底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致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只有通过他之死亡才能摆脱这一切?几乎同时,/苏格拉底0与/雅典0就成了个人与集体、伦理与政治之间矛盾的代名词。

柏拉图对其师之死给予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描述,可以说,即便站在苏格拉底本人的角度,也不见得有如此完美的关于死亡之旅的回顾。

但是,矛盾的另一方)))雅典城邦,在历史上却一直是沉默的,它一直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一言不发。

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若没有可以立论的理由,如此优秀的城邦决不会处死一个伟大的哲人的。

关于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死后的两千余年之后,才有令人满意的说明,历史的天平才稍稍平衡。

I#F#斯东¹是站在雅典的立场来说明整个事件的,他的立意是要减轻雅典的罪过,从而消除掉这次审判在民主和雅典身上留下的一部分污点。

在他看来,如果陪审团是没有突出政治智慧的普通人,他们所具有的只是正义感、羞耻心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并且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么他们必须听到双方的声音,论辩必须是自由充分的。

如果被控人是一位当世最著名的辩论大师,而他的论辩目的竟是一心求死,这个法庭显然是倾斜的,这对于被蒙在鼓里的普通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斯东力图让整个审判过程恢复到现场,他带着对雅典的无比热爱,在5苏格拉底的审判6中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做了合乎逻辑的分析,而经过他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苏格拉底实际上在公共事物上缺乏关心,即/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在最需要他说话的时候却保持了沉默0,所以苏格拉底的死虽不算/罪有应得0,至少也减轻了悲剧的成分。

/耶稣曾为耶路撒冷哭泣,而苏格拉底却从来没有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

0但是为什么苏格拉底会保持沉默?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不同理解不但是斯东与历来评论者的分歧所在,也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分歧所在。

斯东是左派,激进而执着地以参与政治为美德,他眼中的苏格拉底之所以不可爱,主要是因为他不参与政治,尤其在崇尚民主的雅典。

在一个言论极其自由的环境中,苏格拉底养成了他的助产术式的言谈方式,他一直在说话、询问、诘问,所向披靡,但是一旦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苏格拉底就说:/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会安全,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这样的。

0他奉劝大家:/一个真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如果要活着,哪怕是活一个短暂的时期,那就必须当老百姓,决不能担任公职0,因为人/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0[4](P69)。

不难听出,苏格拉底认为人一旦参与政治,就会对自己的灵魂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而且一旦认真地参与政治,还有丧命的危险,所以他宁愿做一只只为敦促人们关心美德的/牛虻0。

可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包括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偏差,他们只对在德尔斐神庙中所引发的那个/知道的人0感兴趣,并由此认为公民只是需要一个牧人的一伙人群,公民是臣民,而对他们老师的培养自己美德的忠告置若罔闻。

这些思想在公元前416年的屠城事件、三十僭主的恐怖统治和柏拉图的激进的理想国中都有显现。

而实际上,苏格拉底也曾对那个神谕有个解释:/公民们,只有神才是智慧的,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

0[4](P70)可以说,苏格拉底对于神谕的说明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用意,即便有,也只能推导出下列的结论而不是其他:人与人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的理由。

至此,苏格拉底的思想才是清晰的,前后一致的,苏格拉底思想中政治与(伦理)美德相冲突的地方很多,他选择的目的是伦理。

而对于这一点的忠实继承,可以首推亚里士多德。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对于政治和伦理的强调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在对于优良城邦的界定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0[5](1323B30),/政治的目的是最高的目的,它的主要关心所在,是把优秀的品质赋予一定种类的公民,使他们成为行为美好的人0[6](I k10)等等。

这种强调,实际上是在论证着这样一个主题:优良的政体等于最幸福的生活方式º。

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落脚点放在了/使人们的幸福生活成为优良政体的目的0,亚里士多德将政治用语/优良0替换为伦理用语/幸福0,即政治的良善由伦理的完满来实现。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第一次产生了明显的交锋,这次交锋也奠定了以后二人政治思维的基调。

首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是从伦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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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ºI#F#斯东,美国著名左派报人,著有5苏格拉底的审判6。

关于这个公式的论证过程可以参见5政治学6383页注1: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公式:(一)、政体=人民生活方式;最优良的
政体=最优良的生活方式。

(二)、优良善德=幸福快乐。

合并两公式而言,则最优良的政体=最幸福的生活方式。

出发的。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0,这句话常被人们不加深省地应用于宽泛的意义上,而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那个年代里,他所能见到的只是人们在参与城邦管理,人们的寝食饮居无不与城邦密切相关。

政治只是被定义在/城邦管理0的狭隘范围内,与我们现在常用的/阶级0、/阶层0、/政治犯0一类的政治术语毫无关联。

因此,他的意思只是说:/人是生活在城邦中的生物。

0人是城邦的人,城邦是人的城邦。

雅典公民将城邦视为是/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与理智能力的唯一框架。

0[7](P94)换言之,公民的价值需要一种外在的依托,也需要一种身心的保障,那是实现/善0的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为公民实现良好道德提供保障的必要场所。

换言之,/人是政治的动物0是缘于对伦理的需要。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以伦理为最终目的。

虽然古希腊世界中的政治与伦理问题混淆在一起,但二者还是有界定上的分别:政治界定的是/外在0领域,而伦理界定的则是/内在0领域。

因此,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也同时表明了他们关注的领域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没有像柏拉图一样实现政治领域的三次偷渡,即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由伦理而后政治,自上而下地救助等等,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体系所惯用的目的论观点而言,一个国家或城邦的意义和实质就是其拥有者所需要的目的,目的必须是内在的东西,而对于拥有者)))公民而言,理性生活和道德行为才是内在的,因此只有它们才构成最终的目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亚里士多德护持的是/善0,是伦理。

亚里士多德正是将伦理视为目的,才决定了他更多地强调的是内在素养(即德性)的提升,政治固然重要,但是若没有道德目的,一个国家就变成一种/乌合0人群的纯粹的联盟,法律就变成纯粹的约定和防止非正义的手段,但不会有任何积极的力量造就人类的善。

政治本身需要一个道德目的。

最后,不同于柏拉图的政治思维导致了亚里士多德采取了不同的治国方略。

柏拉图的政治/合目的性0导致了他将一切在政治的需要下重新整合,其中包涵了对神话的运用、对政治利益的执着追求、对等级秩序的强调,政治已经变成了/人化的共同体0。

而亚里士多德对于道德目的的重视使得他正确区分了政治与人。

政治是一种需要,人才构成最终的目的。

为了强调秩序等级,柏拉图抽掉了人的个别性, /当世人诞生时,神对某些人渗入了金,对某些人渗入了银,对日后做工农的人们则渗入了铜铁0[2](415a),用以证明统治者身份与常人有别,进而证明其永久统治的合理性。

而亚里士多德则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0,他强调公民参与政治的平等性,并认为/主治的人们-永不更替.,一直由他们执政,这就潜伏着危险的根源,,0[5](1264b)这已接近现在的政治的出发点)))防范意识。

此外,通过对雅典城邦政制的考察,亚里士多德还意识到,防范意识不仅仅是对统治者的防范,还兼有对被统治者的防范,正因如此,他才主张让城邦中既无财富又无才德的自由人或公民集团中的一些公民参与议事和审判的职能,这是/在两难的处境中寻求出路0,因为/若让他们参与最高职司,由于缺少正义或欠明哲,就难免不犯罪过和错误;但假如不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利,又会发生严重的危害)))这就等于在邦内保留着许多敌人0[5](1281b20-40),所以最先的分权理论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权宜之策,这一点尤其应该注意,后来的分权理论在吸取亚里士多德的经验的同时,也对这一理论的初衷进行了修改,掺进了许多自由的成分,但寻求/平衡0的出发点是古代与现代分权政治的一致所在。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制定衡平法原则概念来作为任何公正的法律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的0[8](P111)。

柏拉图极尽强调人治的必要性,与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制的重视是二人政治思维差别最大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的法制学说遍布于他5政治学6的各个部分,其中的一些已经构成箴言似的语录:/法律应在任何方面都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行人员和公民团体只在法律(通则)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两者都不应侵犯法律0,/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0,/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惟独神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0,/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法律不止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它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0[5](1280b)等等。

但是也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中多少还保留有柏拉图思想的痕迹,即同样排除了卓越者践履法律的必要:/法制只应该范围出身和能力相等的众人。

对于这样的人物(指德行巍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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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律例所能约束的了。

他们本身自成其为律例。

0[5](1284a5-40)可是这种痕迹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主流,他只认为人治是为不很完善的法治所做的补充。

[5](1286a5-25)
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的生活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生活,它虽然摆脱了将政治生活看作最重要生活的理论,将伦理生活定义为人应该追求的更高层次的生活,可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浓重的思想家气质,使得他在5尼各马可伦理学6的最后部分节外生枝,他指出,人类最幸福的生活应该是对已经获得的真理进行沉思的生活[6](1177a26)(这里的真理包涵了宗教与科学的内容),是对具有神圣本性的东西进行崇拜式的沉思的生活,是对/上帝的崇拜和沉思0[9](P258)。

这里的亚里士多德已经回归到了柏拉图的玄想状态,回归到了毕达哥拉斯的神秘状态。

要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维是由伦理的需要出发,并经由政治最后回归伦理的。

与柏拉图相比,他的立场更接近于苏格拉底的道德优先的原则。

而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伦理优位的立场一直在保持,并且最终与宗教的需要合流,形成了统治西方1500余年之久的基督教哲学。

三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政治思维不再以/纯政治或纯伦理孰为最终目的0为分界线,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观念的对立日趋明显地倾向于/政治哲学0与/政治(科)学0的对立,趋向于形而上层面与形而下层面的对立,趋向于精神世界与行为世界的对立。

如果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未表现出明显的对立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思想渐次分明得犹如两条铁轨,各自维系着一种政治的基调,支撑着历史车轮的前行。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上所蕴涵的话语意义是值得我们永远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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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饶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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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 in
(College of Ph ilos ophy and Sociology,Xiang tan Un i ve rsit y,Xiang t an,H unan411105,Ch i na)
Abstr act:P l a t o s'politi cs m ay be defi ned as"politica l-e t h ics",wh i ch furti ve l y crosses Socrates'tho ught.On t he contrary A ristotl e' thought regresses Socra tes,'and mora lit y has prior it y to the politi ca l requ i re m ent again.A fte r P l a t o and Ar i stotle,politics is di vided ac2 cording t o othe r standards,that is to say t he conflicti ng of politi ca l ideas o bvi ousl y turn to t he me taphys i cs and phys i cs,and even the m ental worl d and the m ate rial worl d.
K eyword s:P lato;A ristotl e;Socrates;poli tical i deas;furti ve l y cross and re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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