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抱朴子》之人才观

浅论《抱朴子》之人才观
韩绍深
【摘要】摘要:处在魏晋社会的大背景下，葛洪站在时代的高度，以敏锐的眼光深刻剖析历史及现实政治，写就了《抱朴子》，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多元化时代的状况。

《抱朴子》所赋有的思想繁杂、包罗万象，尤其他所论述的人才思想代表了当时士人的心声，也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隋唐科举制的某些措施还可以追溯到《抱朴子》有关的论述。

【期刊名称】宜春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32)007
【总页数】3
【关键词】关键词:葛洪;抱朴子;人才观
Abstract:under the big background of the Wei－Jin society，Ge Hong stands in the time altitude，he profoundly analysised history and the realpolitik with the keen judgment and wrote“BAOPUZI”，it has reflected that multiplex time condition really.“BAOPZI”has numerous，diverse and comprehensive thoughts，especially，what he said about the talented person thought represented the gentleman person＇s aspiration at that time，also expressed their desire really.Sui and Tang dynasties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s certain measures may also be traced to what the“BAOPZI”elaborated.
Key word:Ge Hong;“BAOPUZI”;the view of the talent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

《晋书·葛洪传》
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

又精辨玄绩，析理入微。

”他的代表作当属《抱朴子》，就其思想而言，葛洪在《外篇·自叙》中言:“《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

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

葛洪思想庞杂，“前期的绝非纯儒，后期的也并非纯道”［1］(P55)，他的社会思想主要反映在《抱朴子·外篇》［2］中，字里行间的“人间得失，世事臧否”是他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理性思考。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存在对理想政治抱有希冀的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现实政治的阴暗与冷酷，特别是权力的腐化与滥用，义不容辞地奋起抗争。

……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不断的权力边缘化趋势，促使他们格外注意对文化的借重，试图通过自许的某种文化力量的代言人的身份，来与政治力量相颉颃。

”［3］(P33)观葛洪外篇，他确实是在借用文化的力量来反映现实，以达到对现实政治的一种警示作用。

葛洪对政府任用官吏、选拔人才的问题尤为重视，盖因士大夫对朝廷的官吏选用制度的不合理现象最为敏感，他们认为人才的任用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

虽然其对人才的作用有些夸大，但他对人才方面的思考，对于今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略论人才的重要性
“世道多难，儒教沦丧”［2］(P134)。

孝武以降，儒家思想成为主要的统治思想，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趋于稳定，造就统一而强大的汉王朝。

在此时期内，人才的选拔和官吏的任用也相互适宜，官僚、士大夫各司其位，各得其所。

降及东汉末，朝中宦官专权使政治日益黑暗;地方藩镇割据严重，集权的中央王朝逐渐丧失了安定秩序的能力，中原王朝开始了数百年的分裂和战争。

而“魏晋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汉帝国的统一，一方面又开启了以后南北朝
底更长久的分裂”，所以处在这个时期的士人也是最苦闷、最自由的时代［4］(P1)儒家的“大一统”局面也随之陨灭，固守在士大夫心中“大一统”意识促使他们开始思考怎样才能使魏晋的社会回归到有序状态。

由于战乱，传统的人才仕进制度逐渐丧失了施行的空间，人才也多通过引荐、自荐的方式才能被任用。

西晋的统一犹如昙花一现，并没有使社会安定下来，更没有使士大夫的美好愿望成为现实。

为此，士大夫们前赴后继、孜孜不倦地寻找安定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的途径。

他们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人才，《抱朴子》就寄托了葛氏对人才的关切。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5］(P2297)。

人才的重要作用，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人才自古就是兴亡的关键所在。

“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

故贤人所在，折冲万里，信国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5］(P2256)《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在总结两汉兴亡原因时，认为人才是兴亡的关键。

葛洪在《抱朴子》中也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实赖股肱之良也”［2］(P381);“无良辅而羡隆平者，未闻其有成也”［2］(P311);“破国亡家，失士者也”［2］(P322)……，可以看出葛洪把人才提到“事业兴亡”的高度上来。

葛洪认为任用人才可以防患于未然，“故元凯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冲之才周，则逐鹿之奸寝”［2］(P307)。

即使国家危乱也不会灭亡，“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乱而不亡”［2］(P309)。

葛洪以史为鉴，总结东汉之过在于丧失人才，“良史无襃言，金石无德音。

夫何也?失人故也”［2］(135)，并奉劝当世的统治者要览古鉴今，重视人才，否则，就会“凶家害国，得罪竹帛”，重蹈历史
的覆辙。

所以，葛氏认为“世有隐逸之民，而无独立之君……，君不可以无臣而致治”［2］(312)，君主必须“假目以遐览，借耳以广听”［2］(P381);人主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招贤用才，“役聪用明，只此二事”，若此之后，人君就能“逸于用能”。

在葛洪的人才观中，认为人无才不立，国无才不治，君主欲“建洪勋必须良佐”。

葛洪在《抱朴子》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人才问题，可以看出葛洪对人才的关切程度。

二、“文德并重”:用人的标准
中国古代的用人标准大致有用人唯亲、贤、功、才、德才几种标准，不管哪种用人标准都与统治者的利益紧密联系。

东汉末至魏期间，社会战乱频繁，各方割据势力为了各自的目的尽力网罗人才，他们的人才标准更加突出实用性。

这种实用的人才标准，笔者认为应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人才须有名望，也即道德层面的，以便增加他们的声望，吸引更多的人才;才能，能够最大程度上维护他们的利益。

两晋以九品中正制为中心的人才选拔机制，由于弊端横生，所选多非其人而“忠能之不用”，“其所用也，不越于妻妾之戚属;其惠泽也，不出乎近习之庸琐”［2］(P122)。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葛洪极力构建符合自己愿望的“理想国”:在他的世界里君明臣贤，君明于举才用人、善于赏罚，臣竭心尽力，君臣和谐相处。

笔者认为葛洪的用人标准分为两方面的内容，即对人才自身的要求和对君主的要求。

(一)对人才的要求
在中国古代的人才观中，德重才轻的观点极有代表性，为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提倡。

我们知道，“仁”是儒家传统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表现在政治纲领上就是德治主义，当政者应施行“仁”政;表现在用人上标准上就是重德轻才，
如孔子在阐述他的人才观时说:“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6］。

纵观整个汉代，统治者与重德轻才犹如形和影一样，统治者与士人都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尽力地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葛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和孔圣人一样，葛洪也认为个人修养很重要，“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2］(P401)，但他认为选举应当德才并举，“文德并重”，反对德重于才的观点。

他认为，一方面，人才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要求他们应当“体亮行高，神清量远，不谄笑以取悦，不曲言以负心”，即使在污浊的环境中，也要保持自己的节操，“风虽疾而枝不挠，身虽困而操不改”［2］(P131)。

葛氏认为人才应当洁身自好，“藏器全真”，即使怀才不遇也不苟合于时，“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

乐饥陋巷，以励高尚之节;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尽”［2］(P497)。

另一方面，人才要有足够的才能以胜任统治者所给予的使命，上能鹰扬匡国，下能牧养生民。

然而，魏晋在门第之前提下选举出来的人才多是怀空抱虚之徒，“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2］(P163)。

由此葛氏认为人才要“进德修业”，提高自身的能力，如此，则“进可以为国，退可以保己”。

(二)君主的用人艺术
用人艺术在现代意义上来说就是用人者要使人才各尽其能，更好地完成工作，而又要使他们乐于被使用。

在家长制的封建社会里，士人出仕大致有两种动机:一种是名利，另一种是真正想为国为民谋福利。

为名利者唯利是图，只有以利用之;为国为民者别无他图，只是想拥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前者比比皆是，后者屈指可数，这就要求君主要区别对待，对为利者要赏罚适度，对于为民者要待之以礼、义，最大程度地使人才“职尽其才，禄称其功”，达到使用者和被使
用者和谐相处。

君主要想更好地任用人才，绝不能嫉贤妒能，必须有“抑宇宙以笼万殊”的胸怀。

葛洪反对“尾大于身者，不可掉;臣贤于君者，不可任”的观念［2］(P317)。

诸如荆子、宓子贱、齐桓公之徒都是“才所不逮”的君主，但他们能任贤用能而邦大治，但当他们自任其事时，“其祸如此”。

葛洪建议君主大胆任用“高贤”、“猛将”类型的杰出人才，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此，则犹如鹰犬寻飞逐走，令骏马奔腾纵逸。

葛洪认为汉高祖就是善于用人的例子，“汉高决策玄帏，定胜乎千里，则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无敌，则不如信、布。

兼而用之，帝业克成”［2］(P319)。

并且，对人才要“掩细瑕而録大用”，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即“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短，则世无弃材矣”［2］(P309)。

人君要懂得用人艺术，虽猛将难御、高贤难临，而可以折冲拓境、可以攸叙彝伦，使他们的能力得到充分地利用，即“使规尽其圆，矩竭其方”，然后可以建洪勋。

综括之，葛洪借鉴历史来说明人才标准及君主的用人艺术，反映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选举的不公平性，表达出士人的心声。

一方面，反映出葛洪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及仕途上的坎坷。

另一方面葛洪也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给当政者以警示。

三、“论道经国”:人才的选拔
自汉祚衰微以来，长期积聚的各种矛盾犹如火山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整个社会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历史进入大变革时期。

汉晋之际的分裂与动乱使得大汉帝国以“孝”为中心的统治思想变得不利于统治，特别是有关人才和选官的思想，变革已成为必然。

曹魏的“九品官人法”应运而生，它宣称人才的标准是品行、才能和家世并重，但由于自身的理论缺陷以及施行日久，到两晋时已
弊端横生，人才和选官的标准也唯以家世。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这所导致的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从侧面可以反映九品中正制越来越不利于人才的选拔［5］(P2587)。

世人为了功名利禄不得不势援权门，“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2］(P613)。

士人在仕进无门的情况下，开始对有关人才以及官员的任用方面进行思考、探讨，如“才性论”，他们强烈要求整顿吏治，给真正的人才施展才华的机会。

葛洪猛烈抨击后汉孙吴官场黑暗，含沙射影式地批评两晋的吏治，一句“殊代同疾”表达了葛氏对时政的不满，期望有所改变。

《汉过》、《吴失》、《审举》等篇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而汉之末叶，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卖要人之书，或父兄贵显，望门而辟命;或低头屈膝，积习而难收。

”［2］(P382－383)后汉中后期，孝廉所举往往名不副实，“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奖怯如鸡”［2］(P393)。

更为严重的是，汉之末世，卖官鬻爵的风气充斥着整个朝廷，“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

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

其货多者其官贵，其材少者其职卑”［2］(P396)。

葛洪特别批评了汉末献帝灵帝时官场局势是“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

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

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2］(P393)。

至西晋时，请托贿赂之风盛行，“夫佞者鼓珍赂为劲羽，则无高而不到矣;乘朋党为舟楫，则无远而不济矣”［2］(P489)。

稚川对此种种现象深恶痛绝，希望有所改变，为士人伸展才华以报效国家、社会提供机会。

针对这样的局面，葛洪认为，导致整个选官制度混乱和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是铨衡不平、准格倾侧。

但是，他并没有设计出一种新的选拔制度，而只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修补。

针对地方牧守徇私舞弊，他提出牧守应当“共遣其私情，竭其聪明，不为利欲动，不为属讬屈”［2］(P403)，公正地为国家选拔人才。

他认为牧守贡举人才时应当“循名责实”，并给出其考察方法。

考察人才时，应当认真地考虑，即“澄思以察之”，还要多方考察，“博访以详之”，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异以备虚饰”，能够选拔到真正的人才［2］(P403)。

然后，把各地所贡举的人才集中到一起，令他们“试经答策”，这样为了“防其罪(置)对之奸”，剔除不中者，并且严惩其选举的官吏［2］(P404)。

在考试之前，命人事先确定题目，“使儒官才士，豫作诸册”，考试时间未到时，让考生们集中留在草殿中，防止试题泄露。

考试的时候，封闭考场，并且考试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令考生在封闭的考场中“亟赋之”，这样就“人事因缘于是绝”［2］(P417)。

葛洪还认为主考官在选拔考试过程中的作用也很关键，他主张“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主考官“交关出入”考试结束后才能离开［2］(P417)。

历史证明，葛洪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虽然，葛氏只是对细枝末节的修理，但对隋唐的科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将贡举予以严格化，稚川期望从根源上克服选举弊端，保证人才选拔的公正性，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动乱时代，葛洪的论述只是局限他所能感受到、所观察到的范围之内，只是对特别突出的问题的画龙点睛式地论述，所以他不可能系统地论述这个问题。

《抱朴子》的人才思想虽说涉及到人才的各个方面，但他的论述散见于众多篇章之中，缺乏系统性。

另一点就是葛洪的人才思想只是强调人才
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者所提供的一切，人才自身并不能主动去选择。

尽管如此，葛洪的人才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

选举丧失公正性，士人仕进无门，仕途坎坷的葛洪最终倾向于出儒入道、追求“内圣”与此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论葛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5
［2］葛洪.抱朴子·外篇［M］//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4［3］李军.士权与君权［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王德明.孔子家语译注［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