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2月19日- 4月23日连载——
谈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
不知从何时起，经济学开始了一场非主流的、有关道德的讨论。

其阵地主要集中在一本有相当知名度的非主流杂志《读书》，涉及的人也是一些圈内著名的，但多少带有一些非主流倾向的经济学家，如樊纲、盛洪与汪丁丁等人。

《读书》1998年11期刊发了一篇姚新勇的评论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把道德问题比喻成学院派经济学家的“阿喀琉斯之踵”。

对此,姚先生未免有些杞人忧天。

经济学家热衷于道德问题最起码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但三百多年来经济学那一天也没有停止其蓬勃的发展。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最终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某种道德忧患，但其原因绝对不是圈外的压力，而是来自经济学家的自省和社会责任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自己给自己背上了这付沉重的十字架。

据我的观察，盛洪、汪丁丁等人一开始就表现出某种和主流经济学游离的特殊气质，多少与这种忧患意识有关；而樊纲在其事业的颠峰状态突然和主流经济学拉开了距离，汪丁丁舍弃其深厚的数学修养转而从哲学层面对经济学进行重新审视，我猜测也和这种忧患意识有关。

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越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核，就越感到“最大化”的逻辑魅力。

现代经济学的整座大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

一个理论凝聚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其逻辑的力量和美学感召是无法抗拒的。

但正是经济学的这种高度统一给经济学家带来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一方面，“最大化”作为经济理论的终极假设和前提除了实践，其本身再无逻辑证伪的余地；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人生体验却一次次地告戒他们，离开了物质利益的尘世俗土，“最大化”却很难找到安身立命的支点。

于是一个真正理解经济学并热爱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都会在灵魂深处感受到一种圈外人无法体会的铭心刻骨的痛苦和矛盾。

他们时时承受着难以割舍的煎熬：要么承认“最大化”本身就不是最大化的，但这意味着对经济学的某种背叛；要么坚持“最大化”的最大化努力，但这意味着对良知的某种背叛。

因此经济学家的道德忧患具有深刻的悲剧色彩，它是人类作为“道
德人”和“经济人”的亘古矛盾在经济学家身上的聚焦和映射。

当经济学家打开“最大化”潘朵拉之盒那天起，他们就注定了要象普罗米修斯一样忍受天帝的惩罚。

越是深刻的经济学家，其感受到的肉体与灵魂、理性与良知、思维与人格的巨大搏击也越深刻。

我对樊纲、盛洪、汪丁丁等人与主流经济学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深表理解，并为此向他们脱帽致礼！
樊纲与他的道德外生说
樊纲是中国经济学界少有的，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都有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他曾经梦想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但不知出于理智的判断还是俗世的诱惑（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努力。

我想，于樊纲来说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1995年10月，樊纲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可以称之为他个人研究生涯划时代的檄文《“苏联范式”批判》，从此宣告了他与中国传统经济理论的彻底决裂。

其时，中国主流经济学已深受现代经济理论的侵蚀，以樊纲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素养，他完全可以在中国经济学的主战场上淋漓尽致的发挥一番，但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不过从近几年他在一些非主流杂志发表的非主流文章来看，他并没有停止对经济学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经济学道德问题的寻源，从中也许能重温他已经中断的美好梦想。

去年6月，他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颇具樊纲风格的文章《“不道德”的经济学》，力求在一个给定的道德规范下来保全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

他说，经济学“只是在给定的（由别人给定的、由别的学科给定的，或者就是由社会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是把人们（个人或社会）的‘偏好’、‘口味’、‘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平等观’等等当作‘外生的’、在经济体系之外决定的东西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接受下来，然后在某种（任何一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等的范围内，进行经济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告诉人们，在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相
互约束的个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妥协才能实现某种‘均衡’（‘市场均衡’的真谛在于利益的平衡），达到冲突双方或冲突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最大化’的真谛在于‘不能再大’），等等。

”在这个前提下，经济学家“不妨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家就是‘不讲道德’。

让人们去说话，走你自己的路。

”樊纲在这里表达意思其实就是说“最大化”的假设只在经济学的领域内才起作用，而在那个对经济学来说已经“给定”的道德世界中，人类行为奉行的将是另外一种“原则”。

也许可以是任何一种“原则”，但它绝对不会是“最大化”原则，否则人类的道德行为和经济行为就应该存有“通约性”，那么也就不存在“道德价值观念”的“外生性”了。

因此樊纲的“道德外生说”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最大化”的最大化努力，等于承认了“最大化”作为人类的经济理念其本身是不可能最大化的。

但这样一来，樊纲的“道德外生说”就把现代经济理论推上了一个岌岌可危的悬崖：当壮士为了名誉宁可舍弃生命的时候，当英烈为了理想甘愿抛洒热血的时候，当圣徒为了信仰不惜奉献肉体的时候，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人们凭什么要相信“经济学传道士们”关于人类理性的推测呢？难怪梁晓声要向经济理念清算道德沦丧之原罪了。

盛洪与他的道德功利说
1998年7月，盛洪在《读书》发表了一篇名为《道德·功利及其他》的文章，向人们昭示了一条与樊纲截然不同的道德寻源之途，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道德功利说”。

他从《醒世恒言》中一个颇具哲理的故事出发，给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说”作了一个经济学的诠注，从而把“最大化”原理推演到人类的道德领域。

他说，“一个人做好事就是在积德，积德就会有好报，好报就是将来的好运气；一个人做坏事就是在造孽，造孽就会有恶报，恶报就是将来的坏运气。

”因此，“做好事就是在投资，做坏事就是在欠账。

投资总有回报，欠账总要偿还。

如果把这样的认识加到当事人的成本 - 收益分析中，看来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被做平。

”
但盛洪马上意识到这样的分析留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因为“并
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得到当世的报应”，当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无法因善举受到回报，不能为劣迹遭受惩罚时，作为“最大化”的成本 - 收益分析，怎样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呢？盛洪回答到，“如果我们想象，人可以长生不死，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虽不可能，却有一种补救措施，即假想人还有来世。

如果人还有来世，就相当于人的生命被延长。

生命被延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几率就增加了；如果人们总是来来往往于世间，就相当于人是永生的，善恶终归有报。

因此，不管有关‘来世’的想法是否真实，却会对人们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一个人人‘与人为善’的结果。

如此说来，‘来世说’对人类社会的道德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

”
盛洪对他的“道德功利说”作了这样的总结：“功利计算在道德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反过来，一个社会中道德的形成，又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功利的结果。

”因此，“墨子断言‘义者，利也’，亚当·斯密则从人们的自利本能推出了道德情操。

”
我想，盛洪在作出以上推论时，内心一定是万分痛苦的。

为了把“最大化”原则贯穿到底，为了论证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一致性，甚至不害怕求助于“因果报应”和“来世说”。

作为一个最早、最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当代新制度学派理论的中国经济学家，一个曾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和贝克尔直接进行过对话的青年学子（不知盛洪的“道德功利说”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贝克尔学说的影响？）一个曾经撰写过象《中国先秦哲学和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新古典主义与制度主义》、《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价值观与方法论》（见《盛洪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样充满了科学哲理的恢宏之作的严肃学者；如果没有直面自身灵魂的勇气，没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心扉如此毫不设防地暴露在众人眼下的。

对此我们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评判什么呢？
我料定，生活中的盛洪一定充满了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

如此，他的“道德功利说”与其是写给世人的，不如说是写给自己的。

“他因此而获得波拉尼所说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knowledge）”——汪丁丁语。

汪丁丁与他的道德博弈说
解读汪丁丁，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痛苦。

汪丁丁的文章常常给人一种心灵的震颤，不是因为他的结论，而是他的提问以及提问的方式。

为了写这篇文章，不得不把手头所有的汪丁丁文集从头至尾看了两三遍，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汪丁丁在某本文集的自序中写到“我的道德哲学思考贯穿着收录在这里的几乎全部论文。

”于我来说，只能在汪丁丁对道德哲学的全部思考中，择几与本专题有直接关系的，将其概括为“道德博弈说”介绍给《经济学消息报》的读者们。

（以下引文均出自汪丁丁的三本文集《永远的徘徊》《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我思考的经济学》）
汪丁丁说，“每一个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的和道德的双重涵义。

”我理解，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人类行为遵循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准则，一种是“功利的”，另一种是“道德的”；其二，人类行为永远是“功利”与“道德”双重选择的结果。

所谓“功利选择”即“做为某种‘价值’的最大化原则的理性，这也是经济学家所坚持着的理性假设。

”至于“道德”或“道德选择”，汪丁丁说“我所理解的道德，其核心部分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合作的知识。

”而人与人的合作，正是博弈论研究的对象。

按汪丁丁的说法，“道德共识”实际上就是博弈论意义上人类合作行为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作为人类理性选择的依据，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选择是完全不同的。

在博弈均衡（比如纳什均衡）的过程中，“这一‘理性’假设不考虑‘最大化原则’，它之为理性在于它的兼容性，也叫做‘一致性’假设。

”结论：人类行为遵循（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大化原则”与（博弈论意义上的）“一致性规则”的双重理性选择。

但是从“双重理性”出发的汪丁丁，仍然无法回避我们曾经提出的命题：承认“最大化”是理性的唯一原则，我们就难以阐释人类的道德行为；否认“最大化”是理性的唯一原则，现代经济理论的根基就面临崩塌的危险。

作为经济学家，汪丁丁的痛苦与矛盾也许就发端于此。

他说，“沿着这条路线走，经济理论的清晰性所要求的彻底性就产生了博弈论对许多个人选择的总体功利效果的（没有任何‘最大化’目标的）描述。

所有这些表述都不带有，为了理论的清晰性也不应当带有道德涵义。

但是‘我的’经济学所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当因为经济学的表述上的彻底性而忘记了个人选择的道德涵义。

……我的经济学努力的很大部
分，至少在最近几年内，是为了提醒我们注意到经济学的局限性。

”作为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汪丁丁觉得有必要进一步申明：“经济学必须结束它那种‘帝国主义’态度，虚心向非经济学家学习，必须重新了解我们经济学所使用的‘理性’的涵义”，“个体行为规则而不是个体行为的某种‘最大化原则’，应当成为经济学描述世界的出发点。

”
如此说来，汪丁丁对道德哲学的思考也许隐含着这样的“结论”：博弈论的“规则理性”应该包容经济学的“最大化理性”，或者经济学的“最大化理性”只是博弈论“规则理性”的一个特例。

他确实说过，“‘规则理性’的问题之一是对‘规则’本身的理解。

效用函数的极大化可以被认为是一条规则，基因延续假设也是一条规则。

所以‘规则’理性包容了最广泛的可能性。

”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理解，就错看了汪丁丁。

汪丁丁之所以是汪丁丁，正在于他独特的思维方式。

对他来说，结论从来是次要的。

他对世界的理解，从来不会停滞在一个有限的截面上。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汪丁丁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不断的“提问”。

针对上文提到的“结论”，他马上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可能性里，哪一个是被经济学家预期要实现的呢？理论如果不能预期，是否还有意义呢？更深的问题还在于：人，难道就象其它生物一样，仅仅遵从规则吗？人的思考能力被取消了吗？”他并不试图给出答案。

这样一来，汪丁丁对道德哲学的思考又把我们带回了问题的起点。

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被汪丁丁经常谈及的“无限回归推理”？
汪丁丁是痛苦的。

透过才气横溢、博大恢宏的阐述，我所解读的汪丁丁——在他身上几乎凝聚了所有“现代性”的深刻矛盾：道德与理性、自由与传统、信仰与知识······。

难怪站在夏威夷的棕榈树下，面对南太平洋的暖风，汪丁丁会发出如此摄人心魄的叹息：“在大海旁边，我感受到‘必死的生命’的叹息，感受到人的‘神性’绝望地要求超越‘有限’的悸动”，“我眼睛里的大海和蓝天，是凝固在那里的。

因为我找不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向，又不愿意滞留在平凡里。

”
囚徒困境中的人类理性与道德
“囚徒困境”也许是博弈论中最著名的案例。

据说，到1975年为止已有2000多篇论文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两名当事人从各自的理性出发，结果却导致了非最大化的“纳什均衡”。

这一事实对经济学的
意义在于：它使现代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人”和“最大化”假设面临空前的挑战，因为在“纳什均衡”中它们是绝对不相容的。

在波普尔的哲学语境中，“纳什均衡”将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证伪之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丁丁提出对经济学的“理性主义运动”必须进行“现代批判”。

现代经济理论陷入了一个范式意义上的“两难选择”。

记得几年前与同事张旭昆教授讨论这一问题时，我曾提出一个猜想：如果必须坚持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就将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描述或改写。

没有想到，最近偶尔翻阅的一本杂志却记载了一件发生于十多年前的著名实验，以毋庸置疑的事实证实了我的“猜想”。

（参见《科学》1983年第9期）
美国计算机专家爱克塞罗德（Robdr Axelrod）组织了一次针对“囚徒困境”的计算机程序设计比赛，比赛规则是根据“囚徒困境”中的前提设定的：互相合作，各得3分；互相背叛，各罚1分；欺骗（对方合作，自己背叛），得5分；被骗（对方背叛，自己合作），罚10分；经过一定回合的博弈后，以得分高低作为程序优劣的评判标准。

爱克塞罗德先后收到14份参赛程序，为了便于评出等级，他又自己设计了一份“随机策略”程序。

所谓“随机策略”即没有策略的“策略”，也就是随意地表示“合作”或“背叛”。

他的意图是用此程序作为底线——如果有哪个得分低于它，那么肯定是非常蹩脚的。

爱克塞罗德把15种竞赛程序输入一台大型电脑并让它们一一对垒，总共有225（15×15）场不同的比赛，每场比赛玩过200个回合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公布胜利者。

比赛结果十分出人意料，那些以“纳什均衡”为设计主线的程序，用爱克塞罗德的话说，即以欺骗和背叛为主要得分手段的“恶”的程序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高分，得分较高的反而是那些采取合作行为的“善良”程序。

而得分最高的是所有策略中最简单的，一个被爱克塞罗德称作“针锋相对”的程序，它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拉波波特设计的。

这个程序的特点是：对任一对手初次交锋均采取合作的态度，以后无论对手怎么走，均采取对手前一步的做法，即对方合作，则合作；如果对方欺骗了自己，一定要报复一次；而一旦报复过一次之后，则重新采取合作行为而不“怀恨在心”。

赛后，爱克塞罗德总结出两个必赢的要素是“善良”和“宽恕”。

这是一个听起来近乎乌托邦的结论，但它却是真实的。

因为同时参赛的程序中有一个与“针锋相对”非常接近，所不同的只是一旦它被对手欺骗过一次后就决不宽恕，如再次与同一个对手相遇，将永远以“背叛”待之。

结果这个程序的得分远远低于能够
宽恕的“针锋相对”。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爱克塞罗德甚至根据“针锋相对”设计了一个名为“两怨还一报”的程序，即只有在遭受两次欺骗后才给对手一次警示性的报复，然后仍然恢复与对手的合作。

加入新程序后的比赛结果显示，“两怨还一报”赢得了最终胜利。

后来，爱克塞罗德又组织第二届比赛。

每一位报名参赛的选手都收到了第一届比赛的成绩，并附有爱克赛罗德亲自撰写的分析，说明为什么“善良”及“宽恕”的策略会表现得如此优秀。

确实有许多人根据推论送来了“善良”和“宽恕’的程序，有人甚至送来了“两怨还一报”的超级宽恕程序。

但更多的人则采取了“狡猾”和“凶恶”的策略，他们的推论是，大部分人在读了爱克赛罗德的资料后会表现出“善良”与“宽恕”，而他们正好有机可趁。

这次，爱克赛罗德总共收到62件参赛作品，他也同样地加上随机策略，把63个程序输入电脑。

与上届比赛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加入了一个新的规则，用于模拟生态环境中生物演化的过程。

爱克赛罗德把某个程序在比赛中的得分看作“适应性”的度量，并以此决定该程序下一次比赛出场的次数。

这样，随着一代代竞赛的推进，赛手们参赛的“生存环境”也在不断改变。

比赛结果，由拉波波特设计的“针锋相对”再次显示了它异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它所占的比例不但遥遥领先，增长率也是最快的。

而且，“善良”的策略表现出整体的优越性，前15名中只有一个是不“善良”的，而后15名中只有一个是不“狡猾”的。

不过，“两怨还一报”策略这次却没有赢得胜利。

爱克塞罗德事后分析说，它的失败是因为这次入围的程序中有更多细腻而诡诈的策略，能够无情地捕杀那些极度“善良”（并且几乎到了蠢笨程度）的人。

从整个比赛过程看，有些程序一开始就消失了，其余大部分都是在200代之内消失的。

在“诡诈”型的程序中，有一两个在开始时有所增加，但是它们的繁盛是很短命的。

有一个命名为“赫灵顿”（Harrington）的，是唯一繁衍超过200代的“诡诈”型程序。

它的“后代”在150代时增长得非常迅速，但随后就逐步走向衰退，在1000代时趋于消亡。

爱克赛罗德的分析表明，“赫灵顿”暂时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专门捕杀那些在它周围的，有如“两怨还一报”（性格太宽恕）这样的“傻瓜”。

但当这些“傻瓜”绝迹之后，由于再也没有它容易捕食的对象，“赫灵顿”自己也跟着消亡了。

这些空出来的地盘就让位给那些虽然“善良”、但却毫不“怯弱”的，象“针锋相对”那样的竞赛策略了。

爱克塞罗德对此总结说：“要是你打算过得好些，那么最好是让别人过得和你一样或者更强些。

……对方的成功实际上是你自己过得更
好的前提。

”不过，我想爱克赛罗德肯定忘了加上一句：“对待恶人，决不姑息养奸。

”（关于这次实验的详细材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吉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一书。

）
爱克赛罗德的经典实验带给我们的启迪是深刻和丰富的。

限于篇幅，许多结论只能留待下一篇文章作为本专题的结语加以阐述和讨论。

但我想，所有已经知晓或刚刚知晓这场实验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对爱克赛罗德抱有深深的谢意，因为他所拯救的不仅仅是经济学，还有人类的道德信仰。

ESS与人类道德的起源
ESS是生物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的缩写，用现代生物学的语言来说，凡是生物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都采用某种策略，而这种策略又优于其它策略，这种策略就是生物进化的稳定策略或ESS。

很显然，爱克塞罗德实验中的“针锋相对”（Tit for Tat）就是某种意义上的ESS（参见本专题之五）。

ESS理论是当代英国著名生物生态学家梅纳德·史密斯（Maynard Smith）于1982年创立的，它在现代生物科学中被称为“自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参见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P.107）。

达尔文和华莱士在19世纪各自独立地发现了生物进化现象后，都曾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是在读了马尔萨斯的经济著作、尤其是人口论后才萌发出生物是进化的观点的。

但这种良好的开端没有多久就被人类知识“专业化”的浪潮吞没了。

20世纪以后，经济学和生物学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的发展，形同陌路。

其实，它们所包含的内在逻辑是相当一致的。

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现实世界的现象，然后作出统计检验。

现代生物学中的进化假说显然含有这样的思想，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象设法使其基因的遗传频率“最大化”。

而爱克塞罗德的实验则雄辩地证明了，从遗传基因“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善”是如何萌生并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