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宫残照,溥仪的前世今生

满宫残照，溥仪的前世今生
1950年，东北中苏边境。

一群满清战犯被押解安置。

故事从列车的停靠开始，从严寒中，黑压压的政治犯呼吸的霜雾开始，不断闪回，现实与过往交错更替，记忆与生存映照对比，如此还原了一位真实饱满的末代皇帝。

从满清灭亡到军阀割据，日本侵华最后共党称霸；从三岁登基到亡国之君傀儡皇帝，以致阶下囚最后平民园丁，这部荣获8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音效等九项大奖的史诗巨片，对中国的历史变迁及溥仪个人的命运悲欢，委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那年，贝托鲁奇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

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

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

……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

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
在人如蝼蚁的时代波澜中，有时我们的确会被无奈的宿命论降伏。

溥仪又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

一生里的数次变革，数重身份，数不尽的人事擦肩，来不及停顿更谈不上思考，历史便将其带往未知而无序的渊数。

50年的世事动摇，其意志的表现只会显得孱弱无力。

惟有如此，他为人所知的奴性才寻得一个应当的理由。

诚然，历史有其不公，但相信贝托鲁奇同情溥仪并非全因命运之把玩。

如若人性浑然天成，时代背景又有何干？这不是一个描写傀儡人生的故事，因此才这般耐读。

一、性如白织
溥仪的人格在我看来，与常人无异。

即使说其天生优柔寡断也无从考据。

我记得他三岁登基，对皇宫一切均充满新鲜好奇。

先帝光绪病危，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以“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名义，将三岁的溥仪从醇亲王府召进紫禁城，立为嗣皇帝。

一个月后，他便正式登基即位。

影片此处的表现煞为戏剧，慈禧顶着白惨惨的妆容，满脸褶皱如枯树干，条条道道积压于下颚，无法窥测其表情变化，独唇齿相撞艰难发声。

当她将立嗣之旨逶迤拖出，未等任何人作出反应，便瞠目僵直地坐着，一种不甚吉利的死亡方式。

群臣下跪，有人为她蒙上一块白帕子，这张惊悚的面容才得以退出屏幕。

小溥仪依旧吮指观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不知道这块帕子覆盖的，是他从今往后孤独的自由。

于是，满朝文武，军臣将士，太监宫女频频向其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

三岁的孩子懂什么，他既不明白他们缘何长跪不起更别提享受这顶礼膜拜。

他稀奇地穿梭于人群间，左顾右盼，蹦蹦跳跳，毫不自知。

此时，他被一阵蛐蛐叫声吸引，来到这位太监面前。

太监示意把蛐蛐作为礼物献给皇上，小溥仪拿起蛐蛐筒，又重归无忧的欢笑中……
所以，溥仪的天性是纯白的，或者还带有清高，他在醇亲王府也被视王子般宠溺。

他生活在一发不可收拾的孤独中。

从小是害怕，怕与母亲分开，怕与奶娘分开。

当有信告知他额娘去世，他只是骑着自行车，无泪无恸，绕着皇宫一圈一圈地周旋，方见城门大开，激起了他潜藏的思念之情，而侍卫是绝不会放其出宫的。

他绝望地对着城门喊“open the door”。

此前也有相同的情景，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皇帝”溥仪也仅在宫内执掌权势。

他追赶着被谴走的奶娘马车，冲至城门，狂躁不安地嚷着“open the door”。

这一扇门，阻隔了清冷的围墙与繁闹的市区，也阻隔了他无所住的灵魂与被禁锢的肉身。

这般绝对的分裂只怕比用刑更令人怨忿。

此后，宫廷已对他毫无意义。

他偕同婉蓉，文秀挨着屈指可数的日子。

他虽麻木也未想真正离开皇宫，他早已深谙宫外并非他的世界，躲在防空洞里至少能持续填补那华而无实的占有欲。

直至后来他抵达天津辅佐日本人在满洲建立傀儡政权，不过是一心妄图称帝所至。

是蓬勃的野心，更确切地说，做皇帝锦衣玉食的生活蛊惑着他的意志，他渴望重返尊荣，重返虚荣，重获唯吾至上的优越感。

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只是他拥有此种经历而更难以自拔地沉湎罢了。

于是，做皇帝成了一种义务。

是贪婪，抑或不甘。

溥仪向看守所所长复述这一段动机时说，由于他来自满洲，中国人都把他当异数，唯有日本人百般殷勤，待其如友人，自然愿随其往。

并带着他复辟帝国之心，不想被日本人利用。

而之前，他也积极拉拢过各派军阀头目，企图凭借军人的力量恢复祖业。

此等用功无济于事时，才将日本视为“第一外援力量”，频繁接触，终被狡猾的日本人利用以达到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

婉蓉再三劝阻，他无动于衷。

他在桎梏的封闭一生，如何能与老谋深算的军人政客抗衡？即是一般人偶耍心机，他也未必有能力甄别觉察。

要说他签订《日满条约》出卖我国东北主权，以致卖国求荣，俯首贴耳，他的懦弱与奴性均源自他的无知。

而其无知，又在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中安置。

不可避免的宿命。

日本投降，预示着它卵巢下的伪满洲国必将顷刻垮台。

溥仪不幸沦为苏联红军的战俘，渡过了五年的囚拘生活。

但这五年并非使他改头换面，他的起居照样有人服侍。

1946年8月，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这让我想起《东京审判》，无奈里面他的形象过于委琐灰暗。

他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种种罪行，但同时也掩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

他仍放不下皇帝的架子，自然更谈不上认罪。

可见溥仪人格的残缺性是根深蒂固的。

他并非恶，只是过于任性。

也可谓之冥顽不灵，他掩饰自己的罪行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还一意孤行着皇帝的骄矜。

最后那十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让他真正脱胎换骨。

政府的关怀与照顾令其深受鼓舞，人生观世界观彻底改变，真正树立起重新做人的决心。

当祖国为庆贺成立十周年，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时，他为听到自己的名字而激动……
这一天，标志着他前半生的结束，而下半生，他选择做一名普通植物园园丁，修葺着今后祥和的岁月轮廓。

溥仪的个中表现与心情是可被理解的。

天性如白织，纯洁、透明，和所有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只是阅历塑造人的同时，也毁灭了童真，尤其他这般特殊的地位。

二、情如棉纱
1、关于亲情
一个从小养尊处优，呵护备至的孩子，自然对母亲的依赖与信任感比常人更猛烈。

若不提及三岁进宫，哭天抢地地呼唤额娘，这时的他有多少俄狄浦斯情节，单是长大的皇帝面对奶娘的离去，伤痛欲绝，疯狂追赶，得知无可挽回仍喃喃道：“But she’s not my wet nurse, she’s my butterfly”随着年月增长，人增加更多的是客观性与疏淡，溥仪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丰厚。

正如所有人一样，只是经历的人事一多，消磨耗损走了。

耗损的本质是精神，精神支撑理性与情感，一旦疲怠，壁垒里的一切定土崩瓦解。

对溥仪而言，信仰的称谓，每日恭维的喋喋不休，终究变得乏善可陈。

奈何，如此徒有其表的地位，他也不忍抽身。

包括那两次如出一辙的“open the door!”他求永远做个孩子，一旦面对这坚实的城门，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被狠狠撞击。

他的长成，莫不是围墙内的生活所致，恐怕这扇城门也贡献不少。

2、关于爱情
溥仪是对婉容，文秀都好的，也是缺一不可的。

结果当改名亨利的他离开皇宫，不再是享有多妻制的皇帝时，文秀决定离他而去，他仍霸道地制约。

文秀是果敢的，她没有妥协任何的规劝，于一日滂沱雨下，毅然离去。

起先仆人递给她伞，怕她淋着。

文秀拄伞三两步后，突然愉悦地将伞抛出一条弧线，仰天喊着：“我用不着他了！我不用他了！”场景里旋转，彻底丢开了感情的包袱。

她重归自由，洒脱得令我一时难以回神。

婉容的命运自是多舛。

溥仪复辟心切，日本方事物集约处理，时局变革，无心顾及她的心理需求。

她只得用大麻安抚自己，从而一蹶不振。

她寂寞至极，与丈夫的司机苟且，只为生孩子有所陪伴。

日本人自不会给以得逞，枪杀司机，处死婴儿。

婉容的生命开始凋谢，无忮求，无期望，心如死灰，形同僵木。

爱情？连钻入泥缝的气力也无，谈何开花结果？
这是溥仪前半生的爱情。

情如棉织，极易聚集情感的水分，变得厚重而深沉。

而棉织本身，却是弹指间灰飞烟灭的东西。

3、关于师生情
对溥仪影响最深的老师莫过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文学硕士庄士敦。

庄士敦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欧洲生活方式，以及耐心细致的说教，对于从小被禁锢在紫禁城内的“小天子”来说，既陌生又好奇，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那些宫廷的变革，也是庄士敦教育影响的功劳：溥仪把名字改成了英文叫“亨利”，然后不顾遗老遗少和太妃们的阻拦，断然地割掉了清室的长辫子，穿上西装，登上皮鞋，学骑自行车，俨然一个“洋皇帝”；他一直向往欧洲，16岁时想上牛津大学；他和庄士敦说，我不是君子，谁都不准我说心里话，他们总是教我该说什么；他养了只小老鼠，庄士敦替他守秘；他视力退化，庄士敦为他请愿配副眼镜，尽管遗孀君臣难以接受这一摩登的事实；他说，皇上是世上最寂寞的孩子。

分别后，他根据溥仪的前半生撰写了一本《紫禁城的黄昏》……
他对溥仪有恩，可说是溥仪在宫中唯一的朋友。

他们见面时长久地握手相笑，离开时也这样。

此后再未谋面，有如君子之交，淡而隽永。

皇帝，这个国家最大的囚犯
溥仪见证了几乎整个中国近代史，又有几个皇帝适逢这独特的年份。

1967年，中国文革最疯狂最动荡的那年，百姓的极度信仰依旧存在，只不过不是皇帝，而是另一个伟人。

当年的溥仪已在弥留之际。

所以影片中所表达的这一切不言而喻：红色风暴的社会，连交通也变成了绿灯停红灯行，改造溥仪的共产党人同样被共产党人“改造”着，一切都逃不过历史的变迁。

当他看着当年的看守所所长被揪出批斗时，60岁的溥仪径直走向红卫兵，询问所长的罪行。

他们说是腐败的右派，皇帝的跟班，修正主义分子，罪证听来言之凿凿，不可饶恕。

溥仪只有一味重复“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老师”这类较之软弱而真挚的辩驳，然后被无情地拖走。

一群文工团少女冲出，组成队形，跳起极为严肃的革命舞蹈，模样却有些可笑。

末了，溥仪来到已被设为景点的紫禁城，跨过太和殿门口的吊绳，想要登上熟悉的宝座。

此时一位红领巾出面制止，对话饶有意味：
“Stop.Y ou’re not allowed in there.”
“Who’re you?”
“I live here.I’m the son of the Guardian.”
“Well.I used to live here too.That’s where I sat.”
“Who’re you?”
“I was the Emperor of China.”
“Prove it.”
言罢，溥仪兴奋地趔趄到宝座边，拿出底下的蛐蛐筒，递给红领巾。

蛐蛐从筒里钻出，周身已发黄变黑，不见当年翠色，仍活灵活现，见证着五十年的沧海横流。

他一抬头，那个瘦小的背影早已不知去向。

此番此景，令我恻隐许久……
木心说，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

我们如此，皇帝也是。

原谅他无法选择的囚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