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的酒器研究

《金瓶梅词话》中的酒器研究
作者：张北霞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24期
[摘要]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关于宴饮场景的描写，大多涉及各种酒器，从中可以了解明代中后期比较流行的酒器种类、材质、造型和装饰等，是研究明代日用器物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酒器；明代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8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15-03
《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家庭生活的小说，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涉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是研究明代工艺器物与社会生活的重要依资料之一。

虽然有虚构和夸张的成分，但是作为以反映家庭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词话》细节描写基本源于现实生活，包括涉及各类器物的使用，因此对《词话》中酒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词话》中最常出现的生活场面是宴饮，有家宴、寿宴、接风宴、会亲宴、庆官宴、公宴、观灯宴、答谢宴、节令宴等，这些宴会大多数都离不开酒，其中涉及酒器的内容有70多处。

通过对《词话》中有关酒器记载的研究可以窥视明代市民阶层生活的基本情况。

《词话》提到的酒器有盛酒器壶（注子、素）和锡瓶，饮酒器杯、钟、爵、台盏（盘），温酒器锡瓶和布甑等。

其中，壶、杯是一桌宴席所用成套酒器的基本组成。

第四十九回提到西门庆送给两位御史大人的“大桌席”，即包括整套的酒器“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壸，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共15件器物。

第六十五回说道：“宋御史老爹差人来送合贺黄太尉一桌金银酒器。

”包括“两把金壶，两副金台盏，十副小银钟，两副银折盂，四副银赏钟”。

一、盛酒器
明代日常使用的盛酒器是壶，通常也是斟酒器，《词话》亦称为“注子”或“银素”。

关于“银素”，第二十七回道：“一小银素儿葡萄酒，两个小金莲蓬钟儿，两双牙筯儿，安放一张小凉杌儿上。

”第三十四回道：“教迎春取了把银素筛了来，倾酒在钟内。

”两处记载素和钟同时出现，肯定是壶一类的斟酒器。

将酒壶称“注子”古已有之，“银素”可能是酒壶的别称。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中载：“尝访嘉兴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

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盏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这里所说的“金滴嗉”应指金壶，与“素”相同，都指酒壶。

《词话》提到的酒壶有寿字壶、团靶勾头鸡膆壶。

团靶勾头鸡膆壶又称团靶钩头鸡脖壶，从崇祯版的插图可以看到其造型和装饰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样式。

这种酒壶在明代墓葬中多有出土，如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有两金一银三把酒壶和两个陪葬用的锡壶，明定陵、万贵
墓、万通墓也有式样相近的金壶出土，一些低等级的明代墓葬中还有此类瓷质壶出土。

梁庄王墓中两把金壶俱是“椭圆垂腹，平底，有流和鋬，带盖。

盖面为三级递拱形，盖顶有一桃形纽；流上翘，其下焊接与壶腹，并与之相通；鋬卷边凸脊扁宽体，弯曲，其上焊接壶颈，其下焊接壶腹；壶腹两侧各凸起一桃形纹，余皆素面”。

①两把金壶仅有些许差别，而银壶和锡壶的造型和装饰与金壶大体相似。

金壶于“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是典型的官府造作式样。

大概可以推测，这种酒壶在有明一代从宫廷到民间都是一直流行的式样。

此类壶在流、鋬、颈等部位造型上具备“勾头”、“团靶”、“鸡脖”三个主要特点。

而寿字壶是专为贺寿而制作，应指带有“寿”字图案装饰的酒壶。

《词话》提到的盛酒器材料有金、银、锡三种。

西门庆家宴多用银壶，只有送礼和规格很高的宴席才用金壶，锡瓶则用于温酒。

金、银质的酒器除了在《词话》中较多出现外，在《醒世恒言》中也有出现，②显然在明代后期金银酒器非常盛行。

对酒器材料的使用，明代官方有明确规定：“器用之禁：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

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

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甆、漆……庶民，酒注锡，酒盏银，余用甆……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正徳十六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用玉，止许用金。

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

”③西门庆的身份先是商贾，后依附权贵当了官，其家里的酒宴应该可以使用银壶，但如果用金壶就是违制了。

二、饮酒器
《词话》提到的饮酒器有钟、杯、爵、瓯、台盏等，其中杯和钟最为常见。

杯常和钟混用出现，如“大银衢花钟子”、“大银衢花杯”、“一银衢花钟”等，可能是指同一造型或装饰的器物。

钟既是酒器，也是茶具，还是量词。

金银茶匙、雕漆茶钟是《词话》提到的茶具的流行组合。

茶钟和酒钟二者似乎没有严格的区别，④但从材质上来讲，《词话》出现的茶钟多为雕漆；从功能角度看，用雕漆茶钟可以防止烫手；从审美角度看，饮茶用漆器是儒雅之举，而酒钟则多为金银，以彰显身份和地位。

饮酒器类型远比盛酒器丰富，仅金质饮酒器就有小金菊花杯、大金桃杯、赤金攅花爵杯、黄金桃杯、大金荷花杯、小金莲蓬钟、小金把钟、小金镶玳瑁钟八种，银质酒器有银高脚葵花钟、大银衢花钟、银镶钟、倒垂莲蓬高脚钟、大银衢花杯等类型。

这些饮酒器造型多仿植物，如桃形、荷花形、菊花形、葵花形和衢花形。

桃形饮酒器有大金桃杯、黄金桃杯、银珐琅桃儿钟、玉桃杯等，其材质既有金、银、玉，还有珐琅。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桃是长寿的象征，因此，西门庆为蔡太师祝寿必用玉桃杯和黄金桃杯。

而莲荷也是流行的装饰题材，大金荷花杯、小金莲蓬钟、倒垂莲蓬高脚钟等都是典型的酒器造型。

“菊花盏和葵花盏是元代象生花式盏中最常见的两种样式，其流行均始于宋。

”⑤《词话》中有小金菊花杯。

高脚钟造型既有莲花形的倒垂莲蓬高脚钟，也有葵花形的银高脚葵花钟，其造型应该均由宋代莲花盏、葵花盏发展而来。

此外，还有带鋬的小金把钟造型，但仅出现了一次，可能不太常用。

爵是《词话》中提到的唯一仿古酒器，共出现三次：第一次是西门庆给太师贺寿的礼物中有“赤金攅花爵杯八只”；第二次是李瓶儿葬礼特意“又兑了十两银子，教银匠打了三付银爵
盏”；第三次是西门庆等人在蔡太师家中“每人金爵饮酒三杯”。

明朝建文四年（1402），官府对金爵杯的使用曾明令禁止，“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

⑥“申饬”恰恰说明此时“僭用金酒爵”已蔚然成风。

但是对于当时权倾一时的蔡太师而言，使用金酒爵虽然可能僭越礼制，但也并非不可能，因为皇恩赏赐通常是不在禁限之内的。

《词话》中提到的饮酒器还有瓯。

“瓯在明代也或指碗”，⑦但在《三才图会》瓯和碗并列，并注明：“瓯，古称也。

”⑧可见，此处的瓯是饮酒器的统称。

《词话》第二十回说道：“两银镶瓯儿白生生软香稻粳米饭儿，两双牙筋。

妇人先漱了口，陪西门庆吃了半盏儿，就教迎春：‘昨日剩的银壶里金华酒筛来。

’拿瓯子陪着西门庆每人吃了两瓯子，方纔洗脸梳妆。

”此处“瓯”前指碗，后指酒器，三是量词。

台盏是奢华的酒器组合，通常用于高档宴席。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提及“台盏”，作者惊叹友人“其富可甲于江南”，20人的宴席能做到“每客皆金台盏一副”，且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确实“僭侈之极”，使用这样的酒器既是身份的僭越其，奢华也令人惊叹。

即使在大量描写奢侈生活的《词话》中，也只有两处提到金银台盏或台盘：一是第四十九回中说到送给两位御史的成套酒器，其中有一副金台盘；二是第六十五回说到宋御史送来“合贺黄太尉”的一桌金银酒器中有两副金台盏。

台盏在宋时已然流行，由酒盏和酒台子组成，其中酒台子是盘心有“凸起如一倒扣的小盏”之盘。

⑨酒台子应是《词话》中的台盘，明代台盏也应该是台盘与杯或盏的组合。

西门庆送给“宋御史的一张大桌席”中有“一副金台盘”，这里的“盘”应为“盏”，其量词用“副”而非“件”，应指一套两件组合器物台盏，在第七十二回中王召宣府所用的台盏则更明确指出是“金盏银台”。

这里还应该注意到盏和杯的区别，扬之水先生考证杯和盏的区别依古训“盏是杯之小者”，“有耳之饮器名为杯，无耳者名作盏”。

⑩盏在《词话》中出现多指茶具或量词，只有一两处指酒器，但也只是一个统称，并未说明样式或具体指代。

何良俊所说台盏是由台盘和双螭虎大金杯组成。

这应该不仅仅意味着名词的变化，而应该是不同造型的器物。

如前所述，饮酒器材料主要是金、银，且银多于金，与盛酒器不同，金质酒杯使用较多。

在官方的禁限中，六品以下一概不许用金酒盏，但《词话》反映的实际情况是饮酒器材料的僭越远比盛酒器严重。

在使用较多的金、银酒器中，珐琅、玳瑁是比较精美、华贵的器物，常与金、银相配。

此外，还有乌金制成的酒器，第六十六回提到西门庆送给太师府大管家翟谦十个乌金酒杯作为回礼。

更为高档的酒器是犀角杯和玉杯，在《词话》中出现，主要还是与当朝权贵象征——蔡太师有关。

西门庆两次给蔡太师送寿礼，第一次“打了两把金寿字壶，寻了两副玉桃杯”作为寿礼之一，第二次送去“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攅花爵杯八只”。

第五十五回说到犀角杯：“当直的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儿，递与翟谦。

”洪武二十六年（1393）和正徳十六年官方禁限，一、二品的官员不准用玉酒器，正德十六年（1521）再次重申禁限说明当时官员多有违制使用玉杯的情况。

玉酒器使用一方面是由于材料的贵重，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文人阶层的推动。

《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载：“我家与东江先生有姻连，其第五孙子登，余妹婿也。

记得小时至东江家，见燕客，常用六角银杯。

后东江身后，其家分析，诸孙行酒，皆用瓦器。

余问之，云：‘东江止有银杯二十四只，皆是此样。

次子伯庸分十二只，冢孙子龙分十二只，余诸孙皆不及。

’夫官至尚书不可谓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称清白之风矣。

近年以来，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国最号精工。

沛国以玉，清河以金。

玉皆汉物，金必求良工，访古器仪式打造，极为精美。

每一张燕，粲然眩目。

余意以为更得一二陶匏，杂厕其间，少存古意，尤为尽善。

然二者较之，终是玉胜。

”（11）可见，当时最常见且最低廉的是瓷质酒器，而文人阶层则推崇玉质酒器。

犀角杯的使用应该完全出于文人阶层的需要。

犀角种类较多，质量差别也较大。

曹昭《格古要论》载：“犀角，出南蕃、西蕃，云南亦有。

成株肥大、花儿好及正透者价高，成株瘦小、分两轻、花儿不好者，但可入药用。

其纹如鱼子相似谓之粟纹，每粟纹中有眼，谓之粟明，此谓之山犀。

器物要滋润，粟纹绽，花儿好，其色黑如漆、黄如栗，上下相透，云头雨脚分明者为佳。

有通天花纹犀，备百物之形者，最贵。

有‘重透’者，有‘正透’者，此二等亦贵。

有‘倒透’者，此等次之。

有花如椒豆斑者，色深，又次之，有黑犀，无花纯黒者，但可车象棋等物，不甚直钱。

”（12）谢肇淛《五杂组》卷12《物部四》载：“今世之所宝者，有猫儿眼、祖母绿、颠不剌、蜜腊、金鸦、鹘石、蜡子等类，然皆镶嵌首饰之用，惟琥珀、玛瑙盛行于时，皆滇中产也。

犀则多矣，而通天、卧鱼、辟水、骇鸡皆未之见也。

”（13）在《词话》第三十一回，应伯爵对犀和通天犀进行解释：“旱犀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

又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

”因此，谢肇淛所说“犀则多矣”应指旱犀角。

蔡太师以及太师府大管家使用珍贵的玉杯和犀角杯，既说明当朝权臣生活的奢靡，又反映出明中后期玉杯和犀角杯的流行。

三、温酒器
《词话》中凡提到饮酒，几乎都要温，即“筛”。

关于温酒器，《词话》中提到锡瓶和布甑。

锡瓶既是盛酒器也是温酒器，可以直接坐于火盆上加热。

第四十六回说道：“两个因按在一处夺瓜子儿嗑，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锡瓶酒，推倒了，那火烘烘望上腾起来，漰了一地灰……慌的书童儿走上去，回说：‘小的火盆上筛酒来，扒倒了锡瓶里酒了。

’”又第四十八回说道：“秋菊放盒内掇着菜儿，绣春提了一锡瓶金华酒。

”（14）《词话》多次提到金华酒，这是一种偏甜、性温而香醇的黄酒，可直接用锡瓶加热，而其他酒则基本以布甑“筛”。

如第六十一回说：“西门庆旋教开库房，拿出一坛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来。

打开碧靛清，喷鼻香，未曾筛，先搀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

然后贮于布甑内筛出来，醇厚好吃，又不数葡萄酒。

”陆容《菽园杂记》卷8载：“急须，饮器也。

以其应急而用，故名。

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

注云：‘饮，于禁反，溺器也。

’今人以暖酒器为急须，饮字误之耳。

吴音须与苏同，今称暖熟食具为仆憎，言仆者不得侵渔，故憎之。

王宗铨御史尝见内府揭贴，令工部制步甑，云即
此器，乃知仆憎之名传为讹耳。

”（15）此“步甑”应为《词话》所说的布甑，可以暖熟食也可以温酒。

四、结语
梅节先生在《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中关于作者兰陵笑笑生说道：“从本书的内容、取材、叙述结构、语言特征看，《词话》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

”如果是这样，那作者对《词话》中酒器的描述无论是源于其他书籍还是自己所见所闻，但大体上可以反映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流行的酒器种类、造型、装饰和制作材料。

反之，也可以从《词话》中酒器的描写推测其作者身份和地位。

小说对金银酒器的造型记载较多，但对高档酒器如玉、金镶宝石等酒器的描述则很少，而金镶宝石者甚至一次未见。

从定陵发掘资料和《天水冰山录》可知，镶宝是明代高档酒器的普遍做法，若蔡太师映射的就是明代权贵严嵩，那么其家用器物堪比宫廷。

但《词话》除了金器、玉器、犀角器描写外，似乎很难想象权臣家里所用器物的奢华，在描述上有些力不从心，这显然与作者身份地位及其所处环境有关。

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又映证了梅节先生关于《金瓶梅词话》作者的分析判断。

[注释]
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编著：《梁庄王墓》（上册），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②《醒世恒言》第11卷“苏小妹三难新郎”说道：“丫鬟交了第三遍试卷，只听呀的一声，房门大开，内又走出一个侍儿，手捧银壶，将美酒斟于玉盏之内，献上新郎……”；第35卷“徐老仆义愤成家”也说道：“连忙将蔡武带来的好酒，打开几罈，将那些食物东西，都安排起来，团团坐在舱中，点得灯烛辉煌，取出蔡武许多银酒器，大家痛饮。

”
③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8《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⑤⑦⑨⑩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第三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7页、第42页、第157页、第6页、第78页。

⑧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1）明·曹昭著，杨春俏编著：《格古要论》卷中《珍奇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1页。

（12）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4《正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页。

（13）明·谢肇淛：《五杂组》卷12《物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4页。

（1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33《娱老》中载：“天下之酒，自内法外，若山东之‘秋露白’，淮安之‘绿豆’，括苍之‘金盘露’，婺州之‘金华’，建昌之‘麻姑’，太平之‘采石’，苏州之‘小瓶’，皆有名，而皆不若广西之滕县，山西之襄陵为最。

”冯时化《酒史》“金华酒”条载：“浙江金华府造，近时京师嘉尚。

”
（15）明·陆容撰，李健莉校点：《菽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