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雅教育视域下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分析

博雅教育视域下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分
析
摘要：在如何达到知识融会贯通的方法和路径上有着精通和博通的区别。

古典博雅教育强调以古希腊文和拉丁文阅读经典的文史哲名著，通过深度的阅读与解读达到“自由人”的修养，此为精通模式；现代博雅教育主张教育内容不仅限于文史哲知识，所有知识都具有博雅的价值，通过兼容文理科的课程体系来达到博雅教育的目的，此为博通模式。

哲学家甘阳在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主张回到古典博雅教育，物理学家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进行的博雅教育改革主张回归现代生活，这是现代精通与博通模式的案例。

精通与博通路径不同，一个在于“精”，一个在于“博”，其共同点在于“通”；无论是精通还是博通，它们的共同归属是其教育理念与方法都需要回到“自由教育”的原初意义，即教育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所教的知识应成为学生的“自由知识”和“个性化的知识”，并合理建构其知识结构。

P键词：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古典博雅教育；现代博雅教育；精通模式；博通模式
古典博雅教育与现代博雅教育并不只是名称上的差异，在知识的融通方式上，两者之间区分明显。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博雅教育产生于古希腊的“自由民”以上的教育，留给后人“自由知识”的理性传统与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文史哲知识的原著阅读与深刻理解上，我们称之为“精通”教育模式。

现代博雅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随着自然科学知识也成为“自由知识”和“自由学科”，随着现代知识爆炸的挑战，知识之间的融通与贯通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课程与教学目标设计与实施上，各学科知识之间的融通成为努力的方向，我们称之为“博通”教育模式。

本文主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究两者的不同路径与共同归属。

一、精通与博通的历史考察与不同特征
古典博雅教育和现代博雅教育在培养路径与课程体系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其一是精通模式，其二是博通模式。

精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少而精，表现为文史哲知识为核心的体系，教学主张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解读；博通模式强调课程的博与通，表现为文理兼备的融通体系，教学强调广泛的阅读。

从表面上看，精通与博通仅仅是知识融通路径的不同，但实质上两者之间存在价值取向、知识追求等方面的差异。

因而，我们有必要上溯历史的长河，从博雅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考查两种不同融通方式并分析出它们不同的特色。

古典博雅教育源于古希腊，当时的“七艺”即博雅教育课程，“七艺”也称之为七种“自由艺术”或“自由知识”。

博雅课程蕴含了人与知识之间自由关系问题的探讨，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

他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免于实用性的束缚，“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1]什么样的人享有这样知识追求的自由呢？那只有自由民以上的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对应于相应的人类层级，比如思辨科学对应于哲学家，实践科学对应于自由民，创制科学对应于技师[2]。

“自由知识”或“自由艺术”是少数人享有
的，博雅教育有着“高贵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经过中世纪对于人的身份的强化，十八世纪英国的博雅教育又有着“绅士的”意义。

尽管十八世纪的英国已经告别了奴隶社会，但是奴隶与自由民相区别的观念却流传下来，于是，就有了绅士教育首先是对贵族的教育，而所谓自由指的是：“不被奴役的；不被强迫的；不受限制的；被许可的；被允许的；开明的；率直的；坦白的；没有保留的；慷慨的；不节约的”[3]。

可见，这种自由是一般平民无法享受到的，依然有着等级观念的英国博雅教育只能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它有着“适合于绅士的”、“慷概的”、“文雅的”等意义。

从教育学角度而言，精通模式体现出以下特征：首先，课程体系体现人文学科的价值。

按古希腊人的理解，“七艺”都是人文学科，是为了人本身的自由发展而设立的，即使像数学这样与当今自然和社会科学应用极其相关的学科，古希腊人也认为是为了人本身的。

所以，毕达哥拉斯明确地说“数学是智慧的体操”。

古典博雅教育强调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经典著作，而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除了能训练心智之外，并不能适应社会的职业要求，可见为了人本身的心智发展，养成人的自由德性是精通模式追求的价值，人文学科追求的就是人本身的目的，而不是其他实用目的。

其次，课程内容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

古希腊的“七艺”都属于那个时期的哲学，哲学即探究事物根本原因的学问，也称之为“自由知识”或“自由学术”。

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自由学术”的观念，他说，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摆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

“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4]。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物理学依然属于哲学，那就是自然哲学。

后来，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18世纪。

直到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后，自然哲学才只是专门研究科学与技术的哲学问题。

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博雅教育只关心文史哲知识，即使是自然科学的问题，也是以哲学知识的观念存在的，博雅教育课程主要以文史哲知识为主。

再次，以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与解读经典为主要的教学方法。

对于文史哲知识的学习，经典著作的阅读才是最重要的。

古典博雅教育认为对于经典的阅读离不开经典作家原有的语言形态，即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美国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主要掌握在希腊语和拉丁语教师的手中。

”[5]经典著作本身蕴含了人类的智慧，与经典作家也就是智慧之人的交流只有通过名著的阅读才能完成。

经典著作的阅读，不仅获得文字材料，还养成理论修养：不仅获得结论，还收获思维的方法。

正如恩格斯强调的，学习哲学并没有什么捷径，只有在经典著作的阅读中才能获得其理论修养。

最后，课程与教学目标和职业无关。

文史哲知识由于是以人本身为目的的，所以它不关心职业的要求。

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就是培养自由民的教育，十八世纪的英国博雅教育以培养绅士为目的。

无论是“七艺”课程还是绅士教育课程都不关心职业的要求，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根本原因，实践知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术知识是关于操作性的知识。

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理论知识，“学园”里教导的主要是理论知识，研究理论知识的人是“哲学王”，它们远离以技术为主的职业要求。

事实上，职业教育“最初采用学徒制，19世纪随着工业的发展，一些欧洲国家开始采用学校教育形式，一般设立中学阶段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补习学校。

”[6]很长一段时间内，博雅教育课程目标与职业和职业教育无关。

直到十九世纪末，古典博雅教育一直在欧美延续，但是悄然的改变率先发生在美国，现代博雅教育在美国萌生。

首先，现代博雅教育不是“高贵的”教育，而是普通人都需要接受的教育。

“受到⒚傻墓民将是最真实意义上的自由人。

他知晓自己的权利，也理解他人的权利；他知道，他自己的利益与那些权利的保存密不可分，因此，他将如同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样保护别人的权力。

”[2]（p252）可见，这里的自由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而不是古希腊时期仅仅只为自由民享有的权利。

“局限于少数人的教育观念已经失去了任何可能的正当理由，事实上，这种观念正在消失，……liberal education不可能再是少数人的特权。

因此，它必须向所有人开放，必须为任何文明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所共享”。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美国兴起了一项“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运动，代表人物赫钦斯等人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显然这种教育是基于公民平等与政治自由的。

其次，自由、解放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

在论述自由技艺时，赫钦斯等人也总是将其与自由、解放等观念相结合，自由、解放成为博雅教育的最高目标。

新托马斯主义者雅克・马里坦指出，“教育，尤其是自由教育，在本质上是培植、解放、形成、装备理智，即为理智德行做准备”[2]（p254）。

马里坦已经认识到，对自由教育做“高贵的”、“适合绅士的”理解是不合理的，现代社会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博雅教育的权利。

于是，古典博雅教育的精通模式向现代博雅教育博通模式转型。

从教育学的角度加以总结，博通模式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古典语言失去了课程中的垄断地位。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有关费城青年教育的建议书》中开始设想完全不教授古典语言的学校。

但是，他的设想遭到“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反对，在做出妥协后，富兰克林转而主张将古典语言与实用学科结合起来[7]。

后来，一些学院采用选修课制度将古典语言作为选修课程来对待，1869年斯沃莫尔学院彻底贯彻了选修课制度，学院规定艺学士学位只需要两年的拉丁文，希腊文则完全是选修；1914年，宾吉法尼亚大学全体教师讨论通过同意将“艺学士”授予那些没有选修古典学的学生[2]（p256-257）。

这样，就使得作为博雅教育灵魂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失去了其核心地位。

其次，自然科学等现代知识成为核心内容。

1858年，托马斯・希尔在母校哈佛学院发表“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主题演讲。

他认为博雅教育应当包括五大分类：神学、心理学、历史学、自然史、（包括化学和机械科学、生物学、植物学）、数学，古典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学习，完全建立在古典学基础上的教育肯定是有缺陷的[2]（p257-258）；大学应该向人民提供“博雅文化”，而这种文化并没有阶级和阶层的意义，主要是指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宽广文化。

20世纪的美国，近代自然科学名正言顺地成为“自由学科”，在教育实践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成为博雅教育的内容。

芝加哥大学将全部知识分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四大领域，并按照四大领域设计博雅教育课程，这成为美国大学博雅教育的典范[2]（p259）。

再次，各科知识的融通成为现代博雅教育的目标。

为了达到对世界的整体认知，需要将知识融通为一个整体。

现代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知识的分化与爆炸，为了达到对知识的统一理解，各科知识之间的融通就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主题。

一方面追求各科知识的基本结构，就像教育改革家、心理学家布鲁纳强调的一样；一方面追求教育方法的变革，如在实践中学习，将知识综合应用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

英国大学的学院制教学将不同学科的学生混合编排在一起，并指定名师指导其学习，就是现代知识融通教学方式的实践。

多方面的探究都是为了达到知识
融通的目标。

二、精通与博通的现代案例与实践反思
精通模式承袭着古典博雅教育的理念，博通模式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方略，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现代大学博雅教育改革中依然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其一是坚持精通的取向，认为只有在古典语言的学习中，通过经典名著的阅读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目标；其二是博通的取向，认为必须融通文理科的整体内容，才能达到博雅教育的修养。

哲学家甘阳在中山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就主张回到古典的博雅教育中去。

而物理学家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雅教育改革则坚持现代博雅教育的博通路径。

这是两个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精通与博通教育模式的案例。

在此，我们对两个案例进行实践反思与分析。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隶属于高等人文研究院，作为中山大学博雅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20XX年，博雅学院开始招生，“博雅学院本科学制贯彻跨学科跨领域的精英教学方式，着重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基础并有较强适应能力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素质人才。

”“学院的教学方案参考国外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的经验，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学期主要课程一般为4～5门，但每门课均有大量阅读和作业。

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必修古汉语、古希腊语与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兼修艺术理论及其技能。

”“首届与第二届毕业生大部分进入国内外名校攻读研究生，其中近半获‘直博生’资格。

他们攻读的学科领域分布非常广泛，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中国史，世界史，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

”[8]从课程体系来看，博雅学院的课程中，文史哲知识占课程的绝大部分。

除了公共课的大学文科数学以外，几乎看不到任何自然科学的课程[9]。

可见，该学院依然遵循着古典博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并没有考虑现代美国的一些博雅学院没有把古希腊语与拉丁语作为必修课，并没有兼顾自然科学也是博雅课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甘阳模式几乎是在恢复古典的博雅教育课程与教学模式，由于他强调博雅学院是为了培养无专业的精英，因而引来一些社会争议：一方面对课程设置中极为罕见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出现表示不理解，一方面对培养无专业的精英也无法完全接受[10]。

其实，完全的古典博雅教育即使在西方也已经有所变革。

现代美国博雅学院的课程中也并没有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作为必修课程，而仅仅是作为选修课程，他们认为这些古典语言仅仅只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方向，并不能作为博雅教育的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回归到古典的博雅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少而精”的课程与教学方式也对学生的学术修养十分重要。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学养，如果在本科阶段就采取只重人文科学课程与教学的精通模式，必然使学生过早地偏向于文科而对理科的知识了解甚少，不利于学生全面知识的修养。

甘阳模式特别强调培养做学术的精英，从两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来看，的确达到了培养目标。

但是，考取的研究生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方向的，并没有自然科学方向的，而且纯粹学术人才的培养按照现代大学教育的惯例应该到研究生阶段才加以实行，在本科阶段就要求学生成为学术人才，无疑只能牺牲他们宽厚知识的教育和修养。

物理学家钱致榕教授在台湾政治大学博雅书院作为总导师主持了博雅教育改
革，该项改革借鉴了西方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经验。

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技术的变化越来越快，一些学校把术科知识作为追求的目标，导致学生毕业即知识老化的现实，钱致榕认为应该加强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养成学生自学能力以及创造能力等优良品性。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钱致榕担忧，术科知识容易被取代，往往大一学习的知识，毕业后已经落伍。

他认为，推动博雅教育能让同学们兼备文理学科知识，同时培养自学能力、创造力，如此从学校毕业之后，才能不断自我学习，成为‘50年不落伍的人才’。

”对于政大书院强调的“博雅教育”，钱致榕有自己的解释：“所谓博雅教育是一种教育理想，博是指广博的知识，而雅则是高雅、高品味。

”这样，他明确主张兼通文理的课程体系，并强调教学应该将知识体系与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

“学科基础知识具备不易改变之核心价值；术科应用知识则应符合产业需求，两者不可偏废。

教师在通识课程教授的是‘宏观知识框架’，从大方向讨论各种基础学问，如物理、心理、社会、政治等，帮助学生在知识领域纵横四方；‘文理并重，才能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潇洒、走得远’”[11]。

在课程实践中，政治大学倡导先导性课程，强调“社群教学”概念，即一门课程由相关院系的老师共同开设，教师混搭，学生也是混搭的，希望以此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落实“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20XX年成立政治大学博雅书院，20XX年成立“博雅荣誉实验班”，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由学校补助选送至国内外进行专题研究，学生须在大三前完成田野调查、撰写论文，以养成学生运用知识、创造价值并关怀社会的政大特色。

应该说，钱致榕在台湾政治大学的博通教育模式，试图打开文理之间的隔阂，努力使学生获得学科基础知识的宽厚修养，是现代博雅教育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尝试。

从课程设计与安排来看，“先导型课程”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这些课程强调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老师来完成，“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不同院系学生也是混搭在一起的，这样可以使不同学生达到博雅教育之修养。

在这个意义上，博雅就是博通。

而其博雅书院“博雅荣誉实验班”的学员，则从学生的书写表达、思维辩证与批判思考等方面设计课程，融入书院“活动导向学习”理念，通过课题研究，完成田野调查、论文撰写等任务，突出学生反思与社会关怀的特色。

任务型课程与教学设计，则主要为了学生内化自己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养成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该模式实施起来的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课程组织与师资培养。

首先，从课程组织来看，一门课程由不同院系的教师来上，会带来课程组织与整体协调的问题。

毕竟，一门课程的整体性需要保障，至少应该在一个逻辑主线和理念下进行，不然也会给学生的知识和逻辑组织带来挑战。

讨论的主持和组织也并不轻松，无论怎样，讨论需要回到它的主题，而不同系科学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时，不同知识背景可能使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不在一个问题域中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使讨论的议题不集中，因而很难达到讨论的目的。

其次，从师资的培养来看，课程的实施需要对教师进行相关的培训，教师之间需要了解博雅教育的目标，需要了解自身教学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需要教学中的协调与合作，这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三、精通与博通的不同选择与共同归属
历史的追溯与现代的案例告诉我们：在知识融通和人的素质养成上，有着精通与博通两种不同的路径和模式。

所谓精通，就是以少而精的课程，深层次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