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晋、吴交州争夺战评析

三国后期晋、吴交州争夺战评析
作者：何开雨
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03期
摘要：晋、吴交州争夺战是三国后期的重要战役之一。

自东汉末年以来，交州经济社会获得较大发展，但孙吴统治交州较为苛暴，这是交州战端开启的直接原因;曹魏（西晋）攻灭蜀汉使得其便于直接插手交州事务，这是交州战事扩大的重要原因。

这场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交州自保、魏（晋）介入、孙吴反攻三个阶段。

参战晋军中蜀汉降臣及南中大姓及其部曲占据主要地位，交州本土叛军反而屈居其次。

这场战争显著增强了巴蜀、南中地区乃至交州地区大族和平民对于西晋政权的认同感，间接增强了西晋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的政治、军事实力，客观上使得西晋对南中地区的掌控力增强，推动了宁州的设立，对交州地区的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三国后期;交州;交州争夺战
中图分类号：K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3-0079-05
公元263年夏五月，位于孙吴南鄙的交州发生了由郡吏吕兴领导的叛乱。

“夏，五月，郡吏吕兴等杀谞及荀，遣使来请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应之。

”[1]2548吕兴叛乱事件拉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晋、吴交州争夺战的序幕。

晋、吴交州争夺战是三国后期的重要战役之一，有学者指出：“……对交州的争夺是各派势力为巩固均势或完成统一的重大战略部署。

对交州的争夺也反映了各派势力的联盟与斗争……交州之争是三国时期重大战略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三国时期交州的研究多着眼于三国前中期，关注较多的问题包括士燮治交、域外势力對交州的渗透、孙权接管交州、交广分治等，而对于三国后期的这场晋吴交州争夺战则相对关注较少。

目前学界对晋、吴交州争夺战的研究多包含在以整个三国时代为时间维度的对交州战略形势及政治地位的考察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朱子彦、王光乾《论三国时期交州的战略地位和攻守形势》[3]分析了交州的州情概况及交州战略地位凸显的原因，并对晋、吴在交州的争夺进行了简单考辨;凌文超《论三国时期的交州争夺》[2]与朱文思路大致相近。

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学界研究得较多的一个方面，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4]认为这场战争严重损耗了孙吴国力，但也促使孙吴调整其在交州的统治政策。

凌文超《论三国时期的交州争夺》指出交州争夺战是西晋统一全国的先声，晋军在交州的军事行动牵制了吴军相当一部分有生力量。

胡晓明《三定交州与孙吴国运》[5]则发现了交州动乱与孙吴中央政局的关系，认为这是使得孙皓得以登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郭秀琦、孔德刚《西晋泰始七年设置宁州原因辨析》认为交州争夺战的失败是促使西晋在南中地区设置宁州以与吴国对抗并对其牵制的重要原因[6]。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把这场战争放在交广分治的政区划分背景下进行考察，宋燕鹏、冯磊《孙
吴分交州置广州缘由之我见》[7]及庞卫东《三国交州与广州分治述考》[8]均认为永安七年（公元264年）的交广分治与交州叛乱有关，目的在于割断交州叛郡与未叛郡的联系，稳定局势防止叛乱蔓延。

目前学界对这场战争最全面的研究是钟盛的《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4]，作者考察了西晋的“蜀人制交”交州战争策略，并认为西晋对交州的军事行动只是偏师，从未将交州视为对吴的主要进攻方向。

总之，学界目前对三国后期晋、吴交州争夺战的研究依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场交州争夺战的背景、过程及影响进行探讨。

一、晋、吴交州争夺战的背景
交州，在西晋以前主要是指现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地区。

三国时期交州先是由士燮及其家族统治，士氏势力在交州曾盛极一时，史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

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

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踰也。

”[9]1192后士燮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归顺孙吴，交州在形式上被纳入孙吴的势力范围中，但实际上仍由士燮家族控制。

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士燮去世，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权以交阯悬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阯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

又遣陈时代燮为交阯太守。

”[9]1193同时“权以燮子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

”[9]1384激起了以士徽为首的士氏势力的反叛。

孙权从吕岱之意，发兵进讨，“岱于是上书请讨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过合浦，与（戴）良俱进。

”[9]1384-1385通过这次平叛行动，孙吴得以摧毁士氏势力在交州的统治，建立起对交州的直接管理。

在平叛行动结束后，“于是除广州，复为交州如故。

”[9]1385此后直到公元264年交趾战端开启，孙吴的交州建制基本没有较大的改动，截止到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孙吴治下之交州领郡有七：南海、苍梧、高凉、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10]。

东汉末年，群雄林立，中原地区陷入长久的战乱之中。

地处南隅的交州，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得以远离战火，另一方面由于主政者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9]1191，吸纳了大批避难的士人和流民，“中国世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9]1191，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反而有较快的发展。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交州的稳定安宁吸引了大批不堪战乱的流民，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耕种和手工业生产技术。

加上交州优越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迅速地发展起来。

”[2]交州的气候条件使得其稻作农业可以实现一年多季收获，粮食产量应该比较可观[3]。

交州的物产十分丰富，贸易繁荣，“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湊。

”[11]“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明珠、乡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9]1252。

交州还是著名的产盐地区，拥有鱼盐之利。

总而言之，在晋吴交州争夺战前，交州发展势头良好，不仅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而且经济也较为发达。

如此富足的交州，自然受到孙吴统治者的重视。

有学者指出，交州对于孙吴政权的意义有二：第一是经济上的意义，即交州丰富且独特的物产资源可以满足孙吴统治者的需要，其繁荣
的贸易可使孙吴从中获利颇丰;第二是人口上的意义，即交州因汉末战乱而积累起来的人口资源可以为长期以来饱受人口匮乏、兵力不足的难题所困扰的孙吴所利用[4]。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对交州价值的过于重视，孙吴的交州政策显得较为苛暴。

孙吴对交州的物产、人口的索取过度，即是引发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夏吕兴叛乱事件的最直接原因：永安五年（公元262年）“是岁使察战到交阯调孔爵、大猪。

”[9]1160第二年即引发叛乱，“（永安六年）五月，交阯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谞。

谞先是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而察战至，恐复见取，故兴等因此扇动兵民，招诱诸夷也。

”[9]1161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八月辛未元帝诏中说：“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

孙休遣使邓句，勑交阯太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

”[9]151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断孙吴治交的政策可能较为严苛，而当地人民对于孙吴的长年苛政忍无可忍，故交趾郡吏吕兴才能够成功地“扇动兵民，招诱诸夷”。

除了孙吴方面的苛政成为交州动乱的最直接原因外，曹魏消灭蜀汉，获得巴蜀、南中之地也是使得这场叛乱扩大为魏（晋）、吴两国间以交州为中心的局部战争的重要动因。

曹魏取得巴蜀、南中之地，使其与东吴的交州接壤，这就为曹魏直接插手交州事务提供了便利。

在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叛乱初起时，尽管吕兴等人已经向魏求援，但从现存史籍中看不到曹魏在这一时期对交州有所动作;而在蜀汉被曹魏消灭后的魏咸熙元年，魏廷方才开始回应吕兴等人所请，派驻援军，任命太守，此即是曹魏适时利用地缘优势参与争夺交州的明证。

二、晋、吴交州争夺战的过程
随着交趾郡吏吕兴叛乱的爆发，持续八年的晋、吴交州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

关于这次战争局势的演变，有学者认为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魏（晋）占优阶段，自公元263年起，至公元268年止，这一阶段叛乱方与晋军联合，多次击退孙吴对交州的进攻;第二阶段为孙吴占优阶段，自公元269年起，至公元271年止，这一阶段孙吴向交州战场大量增兵，逐步扭转了战局，最终成功收复交州全境[4]。

但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即魏（晋）占优阶段还可继续细分为两个阶段，整场战争则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交州自保。

自公元263年起，至公元264年止。

这一阶段交州叛乱势力占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吕兴等人的领导下，据城自保，并向曹魏求救，“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9]1161，固守待援，而这一时期曹魏正着力于新获得的巴蜀、南中之地的接收和整顿工作，并未能对交州叛乱势力给予实质上的帮助。

第二阶段，魏（晋）介入。

自公元264年起，至公元268年止。

这一阶段曹魏（西晋）初步完成了对蜀汉降地的整顿，开始积极介入交州事务，向交州派遣援军，而援军还未至交州，吕兴已被功曹李统所杀，以吕兴被杀事件为标志，西晋援军逐渐取代了交州叛乱势力，成为交州与孙吴对抗的中坚力量。

面对叛乱的严峻形势，孙吴采取了两大措施以图收复交州。

一是交广分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孙休分交州置广州的主要原因是：此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已属魏（后属晋）所有，为夺回交趾三郡，稳住后方，有必要将交趾三郡划出，重新划定政区
疆界，但并不承认三郡已丧失，这样就可以在新的边界上组织进攻，收复失地。

”[7]二是派遣军队直接进攻，其中规模最大的乃是吴宝鼎三年（公元268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都督修则等入击交阯”[9]1167，与此同时，西晋交趾太守杨稷也“表遣将军毛炅、董元等攻合
浦”[12]309。

两军在古城一战，吴军大败，主将刘俊、修则“为晋将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9]1167，经此一役，西晋在交州的势力达到极盛;
第三阶段，孙吴反攻，自公元269年起，至公元271年止。

这一阶段孙吴增加了投入交州战事的兵力，并重择主将，“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
守”[13]1558，于吴建衡元年（公元269年）“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

”[9]1167吴军的第一次反攻并不成功，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为由杀导将冯斐擅自引军而归[9]1167，而薛珝、陶璜也遭遇失败，退保合浦，亡二将。

整顿兵马后，陶璜于建衡三年（公元271年）春联合“扶严恶夷”再次兴兵进攻交州，此次吴军兵马达到10万之众[12]309-310，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晋军，晋军力战但“众寡不敌，炅等败绩，仅以身还交趾，固城自守”[12]309陶璜围交趾城数月后破城，历时八年之久的晋、吴交州争夺战最终以吴军收复交州而告终。

仔细研究现存史籍中对于晋、吴交州争夺战的记载不难发现，晋军主力是原蜀汉政权降军及南中大姓部曲，辅以交趾本土叛乱势力。

《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载：
“时交趾不附，假弋节遥领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选用长吏。

”[12]247
“时南中监军霍弋，表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将建宁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领部曲以援之……泰始元年，谷等迳至郡，抚和初附。

无几，谷卒。

晋更用马忠子融代谷。

融卒，遣犍为杨稷代之，加绥远将军。

”[12]308-309
“泰始七年春，吴王孙皓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帅军，兴扶严恶夷，合十万，伐交趾，稷遣炅及将军建宁孟岳等御之，战于封溪。

”[12]309
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一文指出，西晋在交州争夺战中采取了“蜀人制交”之政策。

上述所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都来自原蜀汉政权或是南中本地大姓，如进军交州的总指挥南中监军霍弋，乃蜀汉勋臣霍峻之子，仕蜀历任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中护军、永昌太守等职，在永昌郡任职期间平定夷獠叛乱，后“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
事。

”[9]1008蜀汉灭亡后霍弋投降西晋，仍被委以管理南中军政事务的重任，“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9]1008。

又如前引史料中所提到的两任交趾太守马融与杨稷，根据任乃强先生考证，马融与杨稷两人均是跟随霍弋出仕南中的人，并非由巴西与犍为调来[12]310。

西晋将领中更多的应该是南中大姓势力的代表。

任乃强先生指出，所谓南中大姓是各地区氏族集团之强大者，或少数民族之已从汉俗，有汉姓者[12]246。

根據将领们的姓氏可以发现：如爨谷、爨熊，应当出自著名的南中大姓爨氏;孟幹、孟通、孟岳等人，则或许出自另一支因孟获叛乱而广为人知的南中大姓孟氏;董元、王素是建宁郡人，毛炅、李松的情况史无明载，但《华阳
国志·南中志》有载：“（诸葛亮南征后处置青羌）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两、毛、李为部曲”[12]241。

笔者推测他们可能也是南中地区较有势力的大姓代表。

除了来自巴蜀、南中地区的兵力外，交州本土势力也是晋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应陶璜，以梯援外。

”“即斩长史张登、将军孟通及炅，并交趾人邵晖等二千余人。

”[12]309
为什么西晋在交州争夺战中要使用蜀汉降人和南中大姓势力作为主力军？从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的角度考虑，战争的需要使得他们依然可以保有其部曲;并且他们作为降臣，前往交州作战是对西晋政权表忠心的最佳方式，“诸大姓亦乐献其力以博取政治地位”[12]309-310。

从西晋政权的角度考虑，这些降臣和大姓久处所居之地，而巴蜀、南中又毗邻交州，他们对交州战地的山川形胜、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和熟悉程度当比西晋中央更加丰富，“蜀国经营南中多年，它的许多将领对当地的熟悉程度以及控制力都是北人所无法比拟的。

”[4]再者，南中大姓的势力强大，西晋政权一时无法收服，不得不重用他们，一些蜀汉降臣拥有自己的部曲，这使得他们与南中大姓一样难以被西晋政权完全控制，如霍弋即领有部曲，并在长期与南中大姓的共存中逐渐融入其中，最终成为了南中大姓首领一般的人物[14]。

霍弋一方面是西晋政权统治南中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南中大姓集团的代言人，恰逢交州叛乱，霍弋自然就顺应中央和地方的共同需求，驱使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部曲入援交州。

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说：“晋初、南中大姓皆有部曲，强武难制，霍弋组织之以夺吴交州，向外发展以销内难。

诸大姓亦乐献其力以博取政治地位。

”[12]309-310此外，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还从西晋灭吴战略、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西晋重用降臣、大姓势力的原因，笔者对此也深表赞同，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除了孙吴方面的苛政成为交州动乱的最直接原因外，曹魏消灭蜀汉，获得巴蜀、南中之地也是使得这场叛乱扩大为魏（晋）、吴两国间以交州为中心的局部战争的重要动因。

曹魏取得巴蜀、南中之地，使其与东吴的交州接壤，这就为曹魏直接插手交州事务提供了便利。

在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叛乱初起时，尽管吕兴等人已经向魏求援，但从现存史籍中看不到曹魏在这一时期对交州有所动作;而在蜀汉被曹魏消灭后的魏咸熙元年，魏廷方才开始回应吕兴等人所请，派驻援军，任命太守，此即是曹魏适时利用地缘优势参与争夺交州的明证。

二、晋、吴交州争夺战的过程
随着交趾郡吏吕兴叛乱的爆发，持续八年的晋、吴交州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

关于这次战争局势的演变，有学者认为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魏（晋）占优阶段，自公元263年起，至公元268年止，这一阶段叛乱方与晋军联合，多次击退孙吴对交州的进攻;第二阶段为孙吴占优阶段，自公元269年起，至公元271年止，这一阶段孙吴向交州战场大量增兵，逐步扭转了战局，最终成功收复交州全境[4]。

但笔者认为，第一阶段即魏（晋）占优阶段还可继续细分为两个阶段，整场战争则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交州自保。

自公元263年起，至公元264年止。

这一阶段交州叛乱势力占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吕兴等人的领导下，据城自保，并向曹魏求救，“使使如魏，请太
守及兵”[9]1161，固守待援，而这一时期曹魏正着力于新获得的巴蜀、南中之地的接收和整顿工作，并未能对交州叛乱势力给予实质上的帮助。

第二阶段，魏（晋）介入。

自公元264年起，至公元268年止。

这一阶段曹魏（西晋）初步完成了对蜀汉降地的整顿，开始积极介入交州事务，向交州派遣援军，而援军还未至交州，吕兴已被功曹李统所杀，以吕兴被杀事件为标志，西晋援军逐渐取代了交州叛乱势力，成为交州与孙吴对抗的中坚力量。

面对叛乱的严峻形势，孙吴采取了两大措施以图收复交州。

一是交广分治，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孙休分交州置广州的主要原因是：此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已属魏（后属晋）所有，为夺回交趾三郡，稳住后方，有必要将交趾三郡划出，重新划定政区疆界，但并不承认三郡已丧失，这样就可以在新的边界上组织进攻，收复失地。

”[7]二是派遣军队直接进攻，其中规模最大的乃是吴宝鼎三年（公元268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都督修则等入击交阯”[9]1167，与此同时，西晋交趾太守杨稷也“表遣将军毛炅、董元等攻合
浦”[12]309。

两军在古城一战，吴军大败，主将刘俊、修则“为晋将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9]1167，经此一役，西晋在交州的势力达到极盛;
第三阶段，孙吴反攻，自公元269年起，至公元271年止。

这一阶段孙吴增加了投入交州战事的兵力，并重择主将，“吴遣虞汜为监军，薛珝为威南将军、大都督，璜为苍梧太
守”[13]1558，于吴建衡元年（公元269年）“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

”[9]1167吴军的第一次反攻并不成功，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为由杀导将冯斐擅自引军而归[9]1167，而薛珝、陶璜也遭遇失败，退保合浦，亡二将。

整顿兵马后，陶璜于建衡三年（公元271年）春联合“扶严恶夷”再次兴兵进攻交州，此次吴军兵马达到10万之众[12]309-310，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晋军，晋军力战但“众寡不敌，炅等败绩，仅以身还交趾，固城自守”[12]309陶璜围交趾城数月后破城，历时八年之久的晋、吴交州争夺战最终以吴军收复交州而告终。

仔细研究现存史籍中對于晋、吴交州争夺战的记载不难发现，晋军主力是原蜀汉政权降军及南中大姓部曲，辅以交趾本土叛乱势力。

《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载：
“时交趾不附，假弋节遥领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选用长吏。

”[12]247
“时南中监军霍弋，表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率牙门将建宁董元、毛炅、孟幹、孟通、爨熊、李松、王素等，领部曲以援之……泰始元年，谷等迳至郡，抚和初附。

无几，谷卒。

晋更用马忠子融代谷。

融卒，遣犍为杨稷代之，加绥远将军。

”[12]308-309
“泰始七年春，吴王孙皓遣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帅军，兴扶严恶夷，合十万，伐交趾，稷遣炅及将军建宁孟岳等御之，战于封溪。

”[12]309
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一文指出，西晋在交州争夺战中采取了“蜀人制交”之政策。

上述所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都来自原蜀汉政权或是南中本地大姓，如进军交州的总指
挥南中监军霍弋，乃蜀汉勋臣霍峻之子，仕蜀历任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中护军、永昌太守等职，在永昌郡任职期间平定夷獠叛乱，后“迁监军翊军将军，领建宁太守，还统南郡
事。

”[9]1008蜀汉灭亡后霍弋投降西晋，仍被委以管理南中军政事务的重任，“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9]1008。

又如前引史料中所提到的两任交趾太守马融与杨稷，根据任乃强先生考证，马融与杨稷两人均是跟随霍弋出仕南中的人，并非由巴西与犍为调来[12]310。

西晋将领中更多的应该是南中大姓势力的代表。

任乃强先生指出，所谓南中大姓是各地区氏族集团之强大者，或少数民族之已从汉俗，有汉姓者[12]246。

根据将领们的姓氏可以发现：如爨谷、爨熊，应当出自著名的南中大姓爨氏;孟幹、孟通、孟岳等人，则或许出自另一支因孟获叛乱而广为人知的南中大姓孟氏;董元、王素是建宁郡人，毛炅、李松的情况史无明载，但《华阳国志·南中志》有载：“（诸葛亮南征后处置青羌）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两、毛、李为部曲”[12]241。

笔者推测他们可能也是南中地区较有势力的大姓代表。

除了来自巴蜀、南中地区的兵力外，交州本土势力也是晋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应陶璜，以梯援外。

”“即斩长史张登、将军孟通及炅，并交趾人邵晖等二千余人。

”[12]309
为什么西晋在交州争夺战中要使用蜀汉降人和南中大姓势力作为主力军？从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的角度考虑，战争的需要使得他们依然可以保有其部曲;并且他们作为降臣，前往交州作战是对西晋政权表忠心的最佳方式，“诸大姓亦乐献其力以博取政治地位”[12]309-310。

从西晋政权的角度考虑，这些降臣和大姓久处所居之地，而巴蜀、南中又毗邻交州，他们对交州战地的山川形胜、敌我力量对比的认识和熟悉程度当比西晋中央更加丰富，“蜀国经营南中多年，它的许多将领对当地的熟悉程度以及控制力都是北人所无法比拟的。

”[4]再者，南中大姓的势力强大，西晋政权一时无法收服，不得不重用他们，一些蜀汉降臣拥有自己的部曲，这使得他们与南中大姓一样难以被西晋政权完全控制，如霍弋即领有部曲，并在长期与南中大姓的共存中逐渐融入其中，最终成为了南中大姓首领一般的人物[14]。

霍弋一方面是西晋政权统治南中的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南中大姓集团的代言人，恰逢交州叛乱，霍弋自然就顺应中央和地方的共同需求，驱使蜀汉降臣和南中大姓部曲入援交州。

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说：“晋初、南中大姓皆有部曲，强武难制，霍弋组织之以夺吴交州，向外发展以销内难。

诸大姓亦乐献其力以博取政治地位。

”[12]309-310此外，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还从西晋灭吴战略、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西晋重用降臣、大姓势力的原因，笔者对此也深表赞同，这里不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