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 王国维人间词话百年词学反思四讲字幕稿.

字幕稿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迦陵师南开大学名家论坛第一讲）
陈洪先生：
各位同仁，各位同学，每年的金秋时节，南开园里都有一个盛大的学术节日，深为广大同学所期盼，这就是我们尊敬的叶嘉莹教授的讲座。

叶先生的讲座每次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迪。

今年，叶先生的讲座和往年有不同，因为今年叶先生的这次讲座它有了三重的意义。

第一重，大家知道，叶先生的讲座，我们每年有一个名称，叫做“初识南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设的主体是对着新加盟南开的同学，让大家领略一下南开的名师的风采。

今年当然我看在座的很多是新同学，我们“初识南开”的第一层意义，很有。

但是呢，我们第二重意义，就是从前天开始时，我们学校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大幕徐徐拉开，这就是南开大学90年校庆的整个的庆祝活动。

因为南开大学90年校庆活动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年度校庆计划，明年的十月是正日子，但是前面整个这个年度我们都要采取系列的活动。

两天前徐徐拉开了大幕。

校庆活动有几个主轴，主要的是学术。

一个大学，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学术是它的生命，那么，在庆祝九十年校庆的学术活动中，一个核心的活动就是南开名家讲坛，这个应该定位为学校最高层次的讲坛。

叶先生这次讲座，就是南开名家讲坛的第一讲。

这是第二个意义。

第三层意义就更有意思了，叶嘉莹先生是在30年前来南开任教，今年是第30个年头。

我们知道，今年我们经常常常谈到的一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是一个偶然的但是也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个巧合。

叶嘉莹先生为了纪念和南开的这个缘分，30年是大事姻缘，所以特别提出今年的讲座是个系列讲座，要讲三讲。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这个数字有着一种哲理上的丰富的含义，叶先生这三讲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加更丰富的信息，传递更多的知识，使大家会受益无穷。

下面请叶先生开始讲座。

讲演
谢谢陈校长的介绍。

我这个人，我的女儿已经常常警告我，我太喜欢讲课了，所以我要求讲三讲。

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第一次是1979年3月来到南开大学，现在是2008年11月，再有3个月，就是我到南开讲课整整的三十年了。

古人说，三十年是一世，就是“世代”、“世界”的“世”，陶渊明说“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就是说经过三十年，经过一世，很多事情都改变了，这个话真是不假。

而且我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前，10月下旬的时候，我到南京，也到南京的两个大学去做了报告。

我那时就在感慨。

我第一次到南京是1948年。

我从小是生长在北京的，而且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了卢沟桥的事变，那个时候我连北京城都不敢出，从来没有去过那金陵的古都。

48年我是因为我结婚，因为我先生在南京工作，我到了南京，当时我曾经写过一套北曲的散套《越调·斗鹌鹑》，（这个我今天如果再跑野马就跑得太远了）。

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国民党非常败坏的时期了，我说我也曾游访了禅林灵谷（是禅林灵谷寺），拜谒了总理园陵（我也去了中山陵），白云蔼蔼，烟树冥冥，天上的白云，中山陵附近的树木，（我说真是）我们常常说的六代豪华，（我们想起来）六代豪华震耳鸣，都成了梦幻南柯转眼寻，都好像南柯一梦，到如今腐草无萤，这是李商隐的诗，说“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斜阳有暮鸦”，我说向哪里去“护风云，寻旧灵”，是中山陵，我说中山先生如果死而有知的话，他能够有英灵，有风云来维护这个地方。

他没有，哪里去“护风云，寻旧灵”？然后呢，我第二次到南京就是1979年。

1979年是我第一次回国来讲学。

当时我去的几个学校有北京大学，有我们天津的南开大学，然后就还去了南京大学，那是1979年的时候。

然后我今年再去那是2008年的时候了。

所以我1979年到南京，距离我1948年第一次到南京30年，现在2008年再去南京，又几乎是三十年了。

我们现在新闻一天到晚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真是一切都改变了。

我现在可以请我的同学准备了一些个相片，就是我第一次到南开来的相片。

同学看一看三十年前的我，还有三十年前的陈校长。

（这个相片，陈校长还没有出现）。

杜甫有一首《饮中八仙歌》，里面说“宗之潇洒美少年”，我们的陈校长就是潇洒美少年，现在也仍然潇洒，也仍然美，是潇洒美中年了。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

我的左边是当时的朱维之是系主任，这边是王达津教授，那边是这位是任家智先生，是他从天津南开到北京去把我接到天津来的。

当时是我们中文系的书记，是亲自去把我接过来的，有很多历史。

后面是罗宗强先生，这个是宁宗一先生，这个鲁德才先生，这都是当年的历史。

所以你们看我当时穿的衣服是人民装，你想，那个时候如果我穿这个衣服，大家当然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今天如
果穿上人民装，可能你们也觉得很奇怪。

所以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我这个人，对于外表，在什么场合我愿意跟人家认同，就是说大家都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就是说我没有坚持要怎么样。

可是我在精神方面，在品格方面，在治学方面，有我的坚持。

但是外表，我从来觉得外表，一切的外表都是不重要的。

而且我给我自己找到一个西方人所说的excuse，就是我找到一个借口。

我写字写得很难看，我说那是外表，写字是外表。

总而言之，我是不注重外表的人。

同学不要只见我的说话就不好好写字了，我自己是一个excuse这样说。

这当然是第一点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

第二点就是我今天的讲题是说《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因为这个题目里面牵涉的内容太复杂。

本来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它一出现甚至于直到现在，就引起来很多人的疑问和困惑，他所说的境界到底是什么呢，王国维的词学跟传统的词学有什么不同呢。

本来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困惑了，那何况我还要说《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

这个反思我们一方面要反思到《人间词话》出现以前那传统的词学是怎么样的。

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传统词学，我们就也不能认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出现它与传统词学的差别在哪里，他的成功和失败在哪里，他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而且最近《人间词话》是问世百年，最近的《文学遗产》，2008年的第2期《文学遗产》上登载了上海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的一篇文章，说况周颐（况蕙风）与王静安（王国维）是两种美学的模式，是不同的。

那么他们的不同又在哪里，这正是我们在《人间词话》问世百年以后应当反思的一个问题，所以《人间词话》本身就有困惑，从《人间词话》上推一百年那是什么时代呢？我曾经请我的同学替我做了一个整理，我现在要感谢曾经是我的学生，现在已经都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仁在南开大学，那就是安易还有汪梦川。

安易一直30年来帮助我搞研究，整理我的讲演，替我准备讲稿的一切需要的材料。

那么最近汪梦川留到了我们学校，他也帮我整理了很多材料。

我现在感谢他们两个人给我整理的材料。

在讲这个之前，我其实还有几首诗给大家看一看，也是他们帮我整理了放在材料里边的。

那就是说1979年，我说我是1948年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我1979年跑回来教书了呢？我要把我的心路历程，不但是我身体走过的地方。

我从北京而南京而台湾而美国而加拿大，所以我写了一篇祖国行的长诗，有2700字之多，不是我故意
要把它写的这么长，是因为那首诗记载了我的几万里的足迹，北京而南京而台湾而美国而加拿大，记载了我50多年的生命的历程，所以有2700字之多。

那是我1974年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写的长诗，那真是几十年的沧桑感慨。

74年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过去，我想我只能回来旅游，我再也不能够向祖国做出任何贡献了，可是78年以后，当我们的动乱十年的文革过去了，我再一次回来旅游的时候，就就在旅途上看见我坐火车的时候，车上的我们本国的同胞常常拿着一本《唐诗三百首》来读。

我也发现我在旅游，在各地方经过名胜、古迹的时候，我们那些导游的同志，虽然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动乱，都能够为我背诵一些个古诗，琅琅上口，令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回国来把我自己过去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的一点点学识贡献给我的国家。

而且同学不会体会到我们在乱离之间长大的人，你要知道我在北京长大，离开了北京到台湾，然后台湾就对于大陆的来往封锁了，我们的祖国解放以后也把我们的联系封锁了。

我在台湾曾经被关闭，我先生比我关闭得更长久，我的弟弟也在文革的时候曾被关闭。

他说你幸亏那个时候没有写信，不然我的海外关系的情况就会更加的严重了，所以大家不知道我所经过的乱离。

我那个时候无论是在台湾，无论是在美国，每当我讲诗歌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说“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真是会流下泪来，那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哪一年才会回到我京华的北京的故乡。

所以我回来很兴奋，才会写2700字的长诗。

而且我在国外在加拿大被逼得要用英文讲中国的古典的诗，所有的诗歌的美都在它的语言文字之中，你把语言文字改变了，那些个美就完全都消失了。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回国。

那么现在已经是到1978年，我们已经开放对外了，所以我就申请回来教书。

我当时写了两首诗，是《向晚二首》，那一天是温哥华的暮春三月的时候，温哥华的暮春三月是很美的，马路旁边都是樱花，在空中飞舞，我离开我的家到巷口，胡同口去投那一封申请回国的信。

我是向国家教育部提出来申请，我愿意回国教书，当时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是“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那是傍晚的黄昏，我家门前是一大片树林，所以“向晚幽林”。

这个幽林本来我没有什么可寻的，我只是独自走过，我为什么不说“向晚幽林独自行”呢？是行走的“行”，可是我说的是“向晚幽林独自寻”。

他们说那是你为了押韵吧，其实不然。

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回国，我申请能不能批准我回来教书，我回来
教书将要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我一路上都在寻思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所以“向晚幽林独自寻”。

可是就在我从树林走过的时候，“枝头落日隐余金”，我家门前都是高大的树木，黄昏的时候落日的余晖照在树梢上，金黄色的那个落日的余晖。

可是那个斜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所以那个斜阳在慢慢地沉没。

枝头上剩下的那点夕阳的金色的阳光在慢慢地消失，我说的是现实的我眼前的景物，但是也是我内心想到我的生命。

那是1978年的时候，我是1924年的生人，我已经是50多岁将近60岁的人了，古人说人生七十就古来稀了，五十就年已半百了。

所以我想“枝头落日隐余金”我未来的生命该怎么样安排，就“渐看飞鸟归巢尽”，那落日的时候鸟都还巢了，尤其是我们家门前的树林。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我跟什么样的人来讨论，来安排我未来的生活。

我是该回到祖国还是该留在加拿大？这是我第一首诗。

第二首诗，“花飞早识春难驻，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我不是说当时暮春三月，空中飞舞的都是落花，马路旁边堆积的都是落花。

“花飞早识春难驻“我亲眼看见樱花飘落，但是我本来就知道春天是不会在人间停驻，长久的停留的，“驻”就是停住不走，春天是不会停驻不走的。

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停留下来的。

“花飞早识春难驻”已经年过半百，还能有多少年的光阴。

“梦破从无迹可寻”，我想要回到祖国来教书，那是我的一个梦。

因为我在国外，真是你们不理解，我为了养家糊口，被逼地要用英文讲课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先不说我的英文之破烂，每天要准备明天去讲的英文课，要查生字查到半夜两点。

所有学生交来的报告，所有我的研究生写的论文都是英文，我查着字典去备课，查着字典看报告，查着字典给他们批改论文。

我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肩负着全家的生活，我上有80岁的老父，我的先生在美国在加拿大没有找到工作，一个念大学的女儿，一个念高中的女儿，你们知道那学费是多少？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是“花飞早识春难驻”，回到祖国来教书是我一个梦，如果我现在不能够实现，“梦破从无迹可寻”。

如果不是那个时候我追求了，我实现了，我就没有这三十年在南开的生活，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其实是感谢南开大学三十年对于我的支持和爱护，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原因。

所以“漫向天涯悲老大”，我从二十几岁，1948年。

我是1924年生人，我24岁就离开祖国了，而现在我50多岁了，所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这是我当时写的两首诗。

我就把我的申请回国的信交出去了。

交出去以后不久之后我就得到教育部的答复，说欢迎我回国来教学，安排我到北京大学。

可是我到北京，其实我现在整理我的诗才发现，我接到李霁野先生，原来我们南开大学的外文系的系主任李霁野先生的信，还不是我到北京以后而是我在加拿大正准备回来的时候，我收到李霁野先生的信。

我还要说这都是历史。

刚才我在来的路上，陈校长来接我，我们讲到这历史的沧桑的改变，我怎么知道我48年到79年的改变，我又怎么知道我79年到现在2008年的这种改变。

陈校长说美国现在第一个黑人当选了总统，那当年的美国的黑人做黑奴的时候他们想象到黑人以后可以当总统吗？所以天下的世事的沧桑的改变。

我那个时候要回来以前，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国家，国家批准我回北大教书。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说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在文革时候受到冲击，现在恢复了，回来教书了，做外文系主任，我就给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

我跟李霁野先生有一段渊源。

我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在中文系读书，李霁野先生在外文系教书，但是我的老师，教我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师顾随顾羡季先生，他本来是北大外文系的，与李霁野先生是朋友。

所以我的老师就说你到台湾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李霁野。

当时的李霁野随着许寿裳先生（鲁迅的朋友）随着许寿裳先生到台湾去。

而李霁野是鲁迅的学生，当时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是李霁野的好朋友，也是鲁迅的学生。

我是在1949年的春天，在台湾大学遇到过李霁野先生，可是就在那一次遇到以后，那年的夏天我就遇到了白色恐怖。

就是国民党认为你们从大陆来的有很多人脑子里面都有共产党的思想，而许寿裳先生，就是鲁迅的好朋友就被人暗杀了，所以李霁野先生就那个时候就离开了台湾，就回到祖国，就在南开大学任教。

30年了，1948-1979年，我经过了白色恐怖，带着吃奶的孩子到监狱。

李霁野先生恐怕白色恐怖，看到许寿裳先生被暗杀，就回到祖国，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现在做了外文系主任。

你们年轻的学生真的不知道我们国家所经过的沧桑变化。

所以那个时候李先生给我信，“却话当年感不禁”想到当年，想到台湾的白色恐怖，想到大陆的文化革命，“却话当年感不禁，曾谓万马一时喑”，当时万马齐喑，没有人敢讲真心的话。

“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怀并辔心”，现在大家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学校也恢复了教学，李先生做了外文系的主任，所以我说“如今齐向春郊骋，我亦深
怀并辔心”所以我就回到我的祖国来了。

这是我讲我回来的历史，历史沧桑。

年轻人你不读哲学的诗，中国的同学不读中国古典的经典，但是你至少要学习一些个历史，你要知道国家的历史，知道民族的历史，知道文化的历史，所以历史是重要的。

我现在不再跑野马，回来讲王国维。

在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时候我同样也要讲一讲历史。

王国维生在1877年，他的去世是1927年。

这段历史，在王国维出生以前，我们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次的鸦片战争是1840年，签订了我们第一个我们中国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那是在1842年。

然后第二次的鸦片战争是1856年，当时第一次的鸦片战争签订了《南京条约》，然后第二次签订了《天津条约》。

然后，当王国维诞生（以后），我说的是王国维诞生以前，你要知道英法的联军当时曾经打到我们的天津的大沽口的地方，所以我们签订了赔款、割地、开放我们的商埠，准许外国的船只在我们的沿海巡弋。

这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而王国维的诞生是1877年，我刚才说那是王国维诞生以前，我们中国已经是在列强的虎视眈眈的侵略之下了。

那么当王国维降生以后，1984年就发生了中日的甲午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

而现在真是时代不同了，台湾不但在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算是收复了台湾。

可是台湾和大陆两地一直隔绝。

我过去在台湾教过差不多有20年的书，每次他们请我回去教书，我要从我们这边要先经过香港，要换飞机，要等好几个小时，要从这个机场转到那个机场，浪费很多时间。

我每次或者从我们这边回台湾，或者从台湾那边回到我们这边来，我沿路上一路上都在想为什么不能够直接通航，为什么不能够直接飞呢？浪费时间精力金钱莫过于此。

而现在真是世界在改变了。

我也是看到新闻，我们现在和台湾签订了直航的条约，真是世界在改变，我希望都是往好处去改变。

就是那个时候签订的《马关条约》，所以台湾被日本占领了。

然后戊戌变法，是1898年，那年王国维是22岁。

也就是那一年王国维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上海求学。

同学真是生在这样安定美好的我们国家的时代，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所经过的苦难和这种战争，而我的父亲、我的伯父就是和王国维同时代的人。

我是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

我的伯父也曾经到日本去留学，后来因为我祖父生病，我伯父就回来了。

我的父亲没有到日本去留学，我父亲就进了北京大学的外文系。

因为那时候都在想，我们要想使祖国振兴、复兴、富强起来，
就一定要向外国学习。

而满清就因为闭关自守，自己以为我们就是中国，天下只有我们这个国在中间，所以就不跟人家往来，不知道别的人都已经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而我父亲学了外文以后，就进入了当时国家的航空署。

航空署就是航空公司的前身。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到达月球，已经可以在空中行走。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担任介绍外国的航空的事业。

当时的王国维也是想要学习一些个新的学问、新的技术、来报效。

我们说报效祖国就很庸俗，也很浮滥，因为很多人这样说的时候并不诚恳，可是那个时候很多青年人是抱有这样的理想。

就来到了上海。

当时上海有一个报馆叫做“时务报馆”，“时务报馆”之成立是那因为戊戌变法以后失败了，康有为跟梁启超就在上海办了一个报纸，所以王国维就进入《时务报》做书记同时做校对。

那个时候罗振玉本来是在上海办了一个“农学社”。

怎么样发展我们的农业，人民都能够吃饱了饭？温饱的解决，这是民生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好像知道我们国家最近在农业方面也有很大的改革，我前两天还看到说是我们发展了一种稻子可以增加收获多少，这个都是非常可贵重的一件事情，很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所以罗振玉就成立了东文学社。

可是你要翻译，你要介绍西洋的，就像我父亲介绍西洋的航空也好，或者是介绍东方日本的，他们先进的科学的技能也好，你都要翻译。

你要英文的翻译，你也要日文的翻译。

所以罗振玉就成立了一个叫做“东文学社”。

“东文学社”就是研习东洋和西洋的种种学问的。

王国维当时不过20岁刚出头，所以他有心要学习一些新的学问，他就向《时务报》请求，说每天下午3个小时允许他到“东文学社”去学习。

他的本意是学习先进的科学。

可是他到了“东文学社”以后，就遇到了两个日本的老师，有一个老师叫田岗佐代治，他就跟田岗佐代治学习，而田岗佐代治是一个喜欢哲学的人，所以王国维就从田岗佐代治那里就接受了康德跟叔本华的哲学。

王国维这个人虽然在理性上想要挽救国家的危亡，要学一些新的科学。

他也曾经有一次，罗振玉送他到日本去留学，本来是想学物理的，理科，后来是因为生病就回国了，可是他的天性不是理科的，他的天性是文科的。

他自己在他的《静安文集》里边描写他自己，他说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他说我的身体是比较羸弱，就是不是很强健的一个人。

你看王国维的相片也是很瘦的一个人，所以“体素羸弱”。

“性复忧郁”他说我的性情又很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所以我每天考虑的就是人生的问题。

我在以前写的讲王国维的诗词的
文章里曾经引到国王国维一首咏蚕的诗。

就是春天吃桑叶的，会吐丝的那个蚕。

他说“余家浙水滨，栽桑尽百里”他是海宁人，他说我的家就在浙江海宁的水边上。

这个地方南方都是缫丝养蚕的，所以每年那个地方的人都养蚕，所以“栽桑”遍地都是桑树。

百里的广大都是桑树。

我亲眼看到那个蚕的生长。

他说蚕就是“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

你看那软软的蚕它在那里这样爬动，它就知道吃，它醒的时候就不停地吃这个桑叶。

我小时候也实验过养蚕。

它吃饱了以后就眠，眠了以后它眠醒了就再吃，然后它再眠，三眠之后这个蚕就开始吐丝了。

所以蚕就是蠕蠕的蠕动，吃了就睡觉，“蠢蠢眠又起”。

它无知无识，没有理想，没有盼望，他就是吃了就睡，睡了醒了再吃，然后它自己就织成一个蚕茧，把自己裹住了，然后这个蚕就变成了飞蛾，飞蛾咬破了蚕茧就甩籽，就生下很多，因为我养过蚕，就一个一个小小的黑点，那个小小的黑点慢慢长大，把那个原点的壳咬破之后，出来以后，然后就是小的蚕了。

所以蚕就做成一个茧，它变成一个飞蛾甩了籽之后，这个籽就重复它上一代的愚蠢的“食复息，眠又起”的生活。

他说难道我们人，人为万物之灵，我们也所追求的只是物质上的生活，只是一个物质吗？“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兮”，就因为人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有一种理想，是跟万物之所以不同，所以为万物之灵。

王国维所以就想，人生的意义目的何在？而他接受了叔本华的哲学以后。

叔本华的哲学“意念与表象之世界”他认为人生就是大欲，人生就是一个欲望，人生就好像一个钟摆，在追求与满足——满足之后马上你就觉得有更大更高的欲望，永远在不满足的欲望之中摇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我现在为什么讲这些废话？因为王国维的文学评论是受的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的影响。

受他的西方的哲学的影响，最明显的其实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我们今天当然不讲《红楼梦评论》。

我在早年所写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本书里边谈到过他的红楼梦。

我之所以对王国维感兴趣——所以我常常说我头绪纷，常常是跑出去一段野马再回来——我对王国维感兴趣由来已久。

那是当我11岁的时候，我11岁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初中。

因为我小的时候，从小字还不大会写呢，我家里就教我背唐诗。

背那个李白的《长干行》“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

我一背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就笑，说：“你这才几岁啊，就坐愁红颜老了吗？”所以我小时候就背这些诗，背了也不知所云，反正就跟唱歌一样就是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