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前后期中日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

1919年前后期中日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
作者：尹虎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17年第03期
摘要：1919年前后期，世界迎来了政治体系重组的热潮，亚洲地区民族独立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也出现了新的景象。

笔者将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思想家孙中山、李大钊、内田良平、北一辉、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认识进行探讨，把握亚洲主义理论的变化倾向，阐明当时中日两国亚洲主义认识所处局面。

关键词：亚洲主义认识；变化；1919年前后期；中日思想家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3-0020-07
DOI：10.14156/ki.rbwtyj.2017.03.003
引言
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亚洲主义（Asianism）” 无疑占据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亚洲主义是主张亚洲各国、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欧美列强的压迫和侵略的思想及运动[1]。

自明治时期出现于日本后，亚洲主义随着时局的发展，被赋予了种种不同的内涵，后来则演变为日本向亚洲武力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结果导致后人难以客观地界定其思想范围。

竹内好在1963年执笔的《亚洲主义展望》中更是明确地指出：亚洲主义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内涵和实质内容，而且，不能自足、自立，只能依存于其他思想[2]。

二战后关于亚洲主义的研究在日本仍然倍受关注，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其中，有些对亚洲主义包含的侵略思想进行批判和反省，有些则强调亚洲主义主张联合的一面，可以说，不同的叙述反映了二战后日本不同的社会思潮。

围绕应如何认识和把握亚洲主义这个问题，直至今日，日本国内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

中国学界历来认为，亚洲主义是一种用华丽词藻包装起来的侵略思想。

然而，这一认识也存在着不足的一面。

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孙江教授曾从海外华人学者的立场出发，指出，“亚洲主义在成为日本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工具的同时，也曾经在特定时期为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敲了边鼓。

这种亦此亦彼的相对主义叙述，显然无助于从根本上把握亚洲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关系”[3]。

毋庸置疑，对于中日两国学界而言，亚洲主义依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了解亚洲主义思想？鉴于亚洲主义的整体形象难以把握，采用新的视点和方法进行尝试与接近，无疑成为了今后研究的必要条件。

在此认识下，本文采用以往亚洲主义研究未曾使用过的以某一较短时间段即1919年前后期①为研究范围，并以此作为切入面，进行横向分析和比较，把握整体变化的研究手法，来探讨广泛被认知为“亚洲主义者”的孙中山、李大钊、内田
良平、北一辉、宫崎滔天这5位思想家的亚洲主义认识。

希望能带给相关亚洲主义研究新的启迪和线索。

一、冲击中日两国亚洲主义认识的
1919年前后期的国际局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打破了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基础的欧洲体系，还使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和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如何构建新秩序成为了当时各国人民广泛关注的问题。

1917年11月，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苏俄，在列宁的指导下，将维护民族平等和独立自主，争取世界和平及国际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设定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1918年1月8日，美国威尔逊总统也提出以“十四点和平纲领”为基础的新外交，民族自决是其亮点之一。

然而，在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却将苏俄排挤在外，威尔逊的新外交也被战胜国的报复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所压倒，巴黎和会成为了战胜国的分赃会议。

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放弃了在华一切利益。

苏俄的做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兵山东，提出“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的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述国际局势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9年，中国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促成了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作为独立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的“六三”运动。

1919年又是新文化运动（1915-1923年）的高峰期。

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三大运动都开展于1919年。

另一方面，1918年，日本爆发了“米骚动”，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暴动。

“米骚动”从单纯的抢米行动，发展成为与地主、资本家进行斗争，反对寺内内阁的政治运动，带给处于“大正民主”期的日本社会新的冲击，进一步推动了“民本政治”理念的传播。

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体系”的大动荡，引发了一系列运动和事件的高涨，促进了新的外交理论的产生。

争取民主、平等的政治运动更是成为了开启新时代的推动力。

1919年是世界格局重组的关键一年，也成为中国民族革命新的转折点。

可以说，以1919年为核心一年的“1919年前后期”，亚洲乃至世界都曾置身于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这种国际、国内局势直接冲击了中日两国思想家的亚洲主义认识，提出了新的思想课题，促使他们重新对自己的亚洲主义理论进行反思，结果导致中日两国思想家的亚洲主义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关于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
孙中山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积极摸索对策，思考中国革命与列强间的关系，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联合亚洲诸国、各民族，共同对抗西方列强，实现亚洲解放的亚洲主义理论。

孙中山早期的亚洲主义主要以“黄白人种斗争观”和“中日提携论”构成。

“黄白人种斗争观”主要关注文明和种族意义上的“同文同种”之特征，提倡亚洲黄种人联合抵抗西方白种人的侵略。

“中日提携论”则以地域联合的“门罗主义”为理念，主张中日联盟将西方列强驱逐出亚洲[4]。

早在1895年，孫中山就已认识到，如果欧美列强侵略和瓜分亚洲的势头持续下去，亚洲各国将难免“沦为欧美列强、白种人的奴隶的命运”。

因此，他开始主张中日两国“非团结起来不可”，而且，有必要以此作为“保卫亚洲的第一步”[5]。

1897年8月，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的交谈中讲道，中国革命是“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希望中日两国能够携手完成“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的目标[6]174。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黄白人种斗争观”和“中日提携论” 相辅相成，形成了分离而又统一的理论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认识，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和世界局势的变化，逐渐发生改变，直至1919年前后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确立等因素的影响下，迎来了新的转机与发展。

首先，在1919年前后期，孙中山认清了日本亚洲主义的侵略本质后，把原来以“中日提携论”为核心的对日政策基调，修改为批评和警惕为主的对日立场。

例如，1919年6月，在接受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太田宇之助的采访时，孙中山强烈批评日本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是让中国“历经百年也无法忘记”的错举，并要求日本尽快改变对华侵略政策，以此换得中国国民的“宽恕”[7]。

1923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军政府大本营会见日本铁路省高级官僚鹤见祐補之时，再一次严厉谴责日本武人的对华政策是“西洋流的侵略”，进而向日本提出了停止援助北京政府，彻底从满洲撤退的要求[8]。

其次，随着孙中山亚洲主义的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在1919年前后期，“黄白人种斗争观”也发生了变化。

例如，孙中山在1919年末接受《大正日日新闻》（大阪）采访时提出，以中日两国为中心，结成印度、土耳其、德国、巴尔干诸国也参与的大联合来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压迫的构想[9]。

显然，这一联合超出了人种的界限。

1923年11月6日，孙中山又在寄给时任第二届山本内阁递信大臣的犬养毅的书信中指出，“很多人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黄白人种战争或欧亚战争，但我不能苟同，未来的战争必然是公理与强权之战。

反对强权，不仅是受压迫亚洲人民的需求，也是受压迫欧洲人民的愿望”[6]401。

1919年前后期，孙中山思想体系中“日中提携论”和“黄白人种斗争观”的变化，意味着与原先不同的民族观和国际观的形成，也说明其亚洲主义得到了重组与提升。

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户举行的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是孙中山晚年对亚洲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见解。

孙中山在此演讲中提倡了废止不平等条约，基于亚洲王道文化，共同为受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亚洲主义。

孙中山还将目光投向“外洲外国”以及“本洲各国之内”的民族平等问题，倡导全世界民族平等的同时，提出了打破各国间不平等文化和霸道文化的主张。

最后，孙中山向日本
提出了殷切希望和郑重警告，期待日本能在“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和“做东方王道的干城”中慎重地作出抉择[10]。

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关于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又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1916年5月，留学回国后的李大钊在北京创办《晨钟报》，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一阶段，他发表了许多宣传革命理论，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文章，为中国国民的启蒙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李大钊的亚洲主义主张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亚洲主义认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7年4月，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第一次阐述了对亚洲主义的见解。

他在文章中表示，“对于大西洋主义，而揭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为对立之抗拒，亦属当然之反
响”[11]449。

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只有中国人明确“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通过“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才能实现“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

李大钊还在文章中提出了“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维护世界真正之道义”的要求[11]447。

不难看出，李大钊的早期亚洲主义理论较清晰地体现出了其对西方列强的抗拒和对日本的期待。

不仅如此，在1918年7月发表的“P 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 之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尽管指出了“Pan...ism”和“democracy"是针锋相对的矛盾体，但也没有明确指斥日本的亚洲主义主张[12]。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让李大钊的亚洲主义认识进一步成熟。

而且，1919年前后期，日本對中国赤裸裸的侵略，更是让李大钊认清了日本所主张的亚洲主义的本质。

1917年时，李大钊还期待日本能够帮助中国实现国家改造和独立，到了1919年，则发展成为警戒和批判日本亚洲主义的理论。

李大钊在1919年1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包藏在话里”。

李大钊还进一步分析道：“日本的亚洲主义不是平和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洲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11]609。

看清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以后，为了抗击日本的亚洲主义，李大钊提出了新亚洲主义理论。

1919年11月，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阐明，他所提出的新亚洲主义有两个意义：一是在日本的亚洲主义没有破坏以前，亚洲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亚洲主义；二是在摧毁日本的亚洲主义之后，亚洲全民众联合起来加入世界的组织[13]77。

可见，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理论并不具有强烈的抗击西方列强的意图。

李大钊还在该文中进一步解释道，他所追求的新亚洲主义并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有亲疏差别的亚洲主义”，更不是“排外
主义、闭锁主义”。

而且，对于欧美人民，李大钊明确表示，他本人并不排斥，并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13]78。

可见，此时的李大钊已对过去抗拒“西洋”、把希望寄托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理论进行了修改，开始追求“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

四、国权主义者·内田良平
关于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
内田良平（以下称内田）是玄洋社著名骨干内田良五郎的次子，年轻时寄养在叔父平冈浩太郎（玄洋社创始人）家里。

至幼深受玄洋社所主张的敬戴天皇、推行国权主义等理念的影响。

1901年，内田良平以玄洋社为基础创立了黑龙会，成为了日本右翼领导人之一[14]。

内田所持的亚洲主义是一种联合亚洲各国，建立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同盟的思想。

它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有着无视朝鲜和中国等亚洲诸国的利益，缺乏平等理念等特征。

内田认为日本肩负着“扶植朝鲜”和“守护满洲”的“天职”，并主张日本应“实行日韩两国之合邦，示范于全亚细亚各民族”，而后“渐次于满蒙确立巩固之地位，以成日支提携之媒介”，最后“合中、日、朝三国为一大亚细亚联邦或东亚联邦”[15]501。

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迅速蔓延到中国各地、各阶层，到了六月，已形成以罢市、罢工、罢课为主要表现的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的民众运动。

觉醒中的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了激烈的对峙局面。

然而，内田却无视这一矛盾，试图仅通过对华施压和威胁来应对。

内田提出，须向中国政府及在华英美公使提出抗议，禁止其煽动排日运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日本应采取“果断的处置”[16]。

内田并没有明示“果断的处置”意味着什么，但显然有着武力介入之意。

此外，在内田的积极推动下，黑龙会于1923年3月28日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了“对华国民同盟会议”，发表了要求政府延续对华“二十一条”的决议。

7月15
日，黑龙会又与日华协会、东京实业组合联合会等机构一同，在日本工业俱乐部举行了500多人参加的“对华联合大会”，通过了敌视中国排日运动的决议[17]。

辛亥革命前，内田支援革命派，期待中国革命的成功，尽管有着谋求国家利益的一面，但围绕中国和亚洲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内田和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派曾产生过一定共鸣。

1898年7月，内田与孙中山初次见面就“深为孙之意气所感动”，“知孙非寻常之人，遂与之订下援助之约”[15]758759。

同年11月，内田良平在《东亚时论》上发表一篇题目为“兴清策”的文章，提出了抵抗沙俄对中国及东方的侵略、反对清朝腐朽统治、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建立中日联盟等主张[18]。

可见，当时内田和孙中山对时局的认识比较接近，显然，同孙中山的会谈对“兴清策”的理论构思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内田此后还参加了同盟会，并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积极向革命派提供帮助。

然而，在1919年前后期，内田的对华认识越来越呈现出其扩张野心，对华政策也变得进一步强硬。

中国革命派对内田的信任也随之消失殆尽。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达到确保日本在华利益的目的，内田选择了同财阀、资本家通力协作之路，开展了上述“对华国民同盟会议”“对
华联合大会”等反华活动。

黑龙会相同于玄洋社，由明治维新后失去统治者身份和地位的没落武士及其子弟组成，对萨长藩阀政府、政党政治持有强烈不满，尤其反感政府与财阀勾结的体制。

但是在1919年前后期，内田明确了淡化国内矛盾，优先对外扩张的立场，完全站到了与中国人民对立的一面。

侵华立场变得明朗和公开，可称之为1919年前后期内田对华认识的最大变化。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民众和工人阶级的成熟，使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可内田在此时却避开了对中国革命局势的正确把握，仅将目光投向了欧美列强“蚕食中国”的局面，试图通过与列强“合理”瓜分中国，明确势力范围来维护日本在华权利。

1919年，内田领导的国民外交同盟会，向政府提出了结成新四国借款团的提议案。

该提议案主张，借款范围应排除满蒙、山东、福建地区，借款内容也不应涉及工业、军事等领域。

由此可知，内田试图把满蒙、山东、福建变为日本的“特殊权益区”，将中国变成日本的工业原料和食品供应地[15]33。

1922年12月，内田又在《有关国策树立的意见书》中提议，努力确保在南北满、东蒙古地区的土地商租权、农业经营权等权益，加快满铁延长线、会宁线的建设，促成朝鲜人的满蒙移居，并进一步加强日本对满蒙地区的控制。

内田在援助中国的孙中山和黄兴、菲律宾的艾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y），印度的R·B·布斯（Rash Behari Bose）等亚洲地区革命领导人的斗争时，其国际政治理念也曾呈现出援助亚洲诸国对抗西方列强的亚洲主义的鲜明色彩。

1913年2月，内田还曾在《太阳》杂志上发表题目为“分割乎，保全乎”的文章，提出了抵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反对“中国分割论”的观点[19]。

但是，到了1919年前后期，内田的亚洲主义理念中“对抗西方列强侵略”“反对分割中国”等内容，已被“合理”地与列强划分势力范围，实施共同支配的想法所取代。

一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亚洲的侵略活动重新升温的背景下，内田忙于巩固大战期间日本所获取的权益，试图通过西方的“势力均衡”，同西方列强达成某种妥协。

这一过程中，内田主张的对外政策变得与“西方流”的侵略方针相差无几。

五、超国家主义者·北一辉
关于亚细亚主义认识的变化
1906年，23岁的北一辉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一书，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严厉批评了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开始在社会主义运动阵营中崭露头角。

同年，北一辉加入革命评论社同盟会，投身到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

1911年，应宋教仁之邀，北一辉来华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在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一辉的亚洲主义理论强调，日本须高举亚洲联盟的义旗，联合中国、印度等亚洲诸国7亿同胞，争取世界联邦的主导权[20]83。

北一辉将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定位在了以拥戴天皇为前提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之上。

此外，不同于大多数亚洲主义者面对欧美列强的侵略采取被动的防卫措施，北一辉则主张向西方列强采取攻击性的反抗措施。

“革命对外政策论”和“中日同盟论”是北一辉亚洲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6年，北一辉将其从事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写进《支那革命外史》中。

北一辉在此书中理性地分析辛亥革命成果与教训的同时，还积极倡导了“革命对外政策”。

革命中国的觉醒、军国主义的实施、向外国明确表明本国利益诉求等是“革命对外政策”的前提条件。

北一辉还主张，日本应废除日英同盟，将英国赶出中国地区，同时结成“中日同盟”，向俄罗斯开战，确保满洲，成为真正的“大日本”[21]177。

然而，北一辉在此时还未察觉这一主张存在着严重缺陷即“中国的觉醒”与“中日同盟”之间的矛盾。

因为，觉醒后的中国面对日本赤裸裸的侵略，将会全力抵抗，那么，北一辉所期待的“中日同盟”和“对俄战争”也就不可能出现[21]187。

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北一辉亲眼目睹了曾经与他一同“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们奋起反日的情形。

这让北一辉感到自己作为日本人参加中国革命的无奈与悲哀。

随着中国反日情绪的日益高涨和排日运动的推进，北一辉恍然意识到上述“革命对外政策”理论的缺陷，同时，认清如果不进行日本的国内改造，中日友好将无法实现。

自此，北一辉放弃了从事13年的中国革命事业，把注意力转向了大正民主运动正蓬勃发展中的日本，开始摸索日本国内革命和改造之道路。

1919年，北一辉在上海撰写了《国家改造原理大纲》，力图从“革命帝国主义”中寻求突破口，并向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发起正面挑战[20]76。

1932年，《国家改造原理大纲》更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公开发行，被战前的少壮派軍人信奉为“革命圣典”。

为了从事中国革命活动来到中国的北一辉，在华期间转而准备日本的变革，说明北一辉的亚洲主义认识发生了巨大改变。

可以说，放弃中国革命成为1919年前后期北一辉亚洲主义认识的最大的变化。

回到日本后，北一辉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关注变得越来越少，与中国有关的著作除了1921年将6年前的旧作《支那革命以革命支那》改编为《支那革命外史》公开发行之外，仅有1932年撰写的《有关对外政策的建白书》。

从中国转移目光的北一辉，此时已难以把握兴起中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源，更是无法捕捉五四运动之后的大革命、北伐等中国民众运动的动态，其亚洲主义认识也就失去了现实依据。

六、自由民权论者·宫崎滔天
关于亚洲主义认识的变化
宫崎滔天（以下称滔天）是日本“大陆浪人”中少见的“异类”，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近代中国革命家有着深厚友谊，并对他们的革命事业给予无私援助，为改变亚洲各国被西方列强蹂躏的局面倾尽了心血，一生矢志不渝。

构成滔天亚洲主义思想核心的是“中国革命主义”，这一思想成为他终生奉献于中国革命活动的原动力。

“中国革命主义”是以中国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源头与中心，最终在亚洲诸国乃至全世界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念，并主张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排除欧美列强在亚洲的侵略势力。

在滔天看来，日本国土狭小，力量微弱，不足以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头羊。

由此，他主张：首先在中国实现革命目标，再相继向日本和朝鲜推进革命。

而且，在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真正成为自由民权国家之后，以民主、平等为原则结成三国同盟，并对其他弱小国家实施援助，最终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平的世界[22]。

滔天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