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1914 年在华考古行动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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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6期第62卷
(总300期)No.62022Vol.62General No.300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1914年在华考古行动考述*
别
致摘要: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1914年在华考古,标志着法国人亚洲考古从文献考察转型为文献指引下
的实地考察与记录研究。
考察队书信、笔记、报告和资助机构文献,反映了考察行动趋于专门化和规范化的原因与表现:具有在华考察经验的考察队在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公共教育部、海军部和杜塞艺术与考古图书馆的共同资助指引下,参考前人考察结果,框定考察区域和对象;随后通过方志金石文献研读制定详细考察路线,携专业测量摄影装备调查陕川汉唐墓葬与佛教石雕。
在实地观测记录和后续研究中,考察队综合采用多领域知识和方法,形成独特观察模式,同时将考古对象作为艺术品置入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背景中解读,讨论石雕内容、位置、样式和风格;最后提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分期新方案,发掘古代造像艺术的主要特征与整体发展趋势,尝试脱离西方中心主义视野阐明中国古代石雕独有的深刻艺术价值及其意义空间。
关键词:法国现代在华考古;谢阁兰;拉尔蒂格;实地观测;研究模式
DOI :10.13471/ki.jsysusse.2022.06.017
随着殖民扩张和现代人文、地理科学的发展,法国海外探索从1880年代起趋于专门化,大幅增加在亚洲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化、社会、资源、历史、地理考察任务,产生深刻的文化、经济、政治影响。
在此过程中,中国古代石刻经卜士礼(S.W.Bushell )、罗伯特·肯纳威·道格拉斯(R.K.Douglas )、毛里斯·巴列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 )等人介绍①进入欧洲视野,成为确定中国雕塑艺术地位、意义和发展脉络的重要材料。
此后,法国在华语言、民族、历史类考察都将古代石雕作为任务对象之一,引发图书馆博物馆对金石博古类文献的收藏,展开汉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新领域,修正法国世界史框架②。
古代石雕中的汉代墓葬类石雕因指向中国早期文化制度、社会结构和艺术形式而备受法国学界关注,引起数项专门考察行动。
其中,维克多·谢阁兰(V.Segalen )、奥古斯特·吉尔贝尔·德·瓦赞(A.G.de Voisins )、让·拉尔蒂格(rtigue )考察队于1914年运用先进测量摄影装备考察陕、川两省汉唐陵墓、石雕与佛教造像,测量数据,绘制地形图、分布图、整体结构与细节图,制作拓片、照片,进行图像与风格
*收稿日期:
2022—05—3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法国收藏中国西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ZDA221);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国学单列课题“海外中国绘画雕塑艺术早期研究文献整理研究”(21GZGX29)
作者简介:别
致,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①英国驻华使团医生卜士礼在1881年9月11日第五届柏林世界东方学者大会上介绍山东武氏墓室石雕拓片。
伦敦国王学院中文教师道格拉斯在皇家亚洲协会学报1886年10月刊(Vol.18,No.4)的Ancient Sculptures in China 一文中介绍山东武氏墓室石雕。
法国外交官、法兰西学术院成员巴列奥洛格在L ’art chinois (1887)的石雕章节中以《金石索》为
基础,介绍山东孝堂山郭氏墓祠和嘉祥武梁祠石雕。
1891年和1907—1908年,沙畹对武梁祠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②“随着鄂尔浑和叶尼塞碑铭的发现、中亚考古发掘、敦煌藏经洞的打开、中国古代石雕的发掘研究和越来越多中国文献开始为法国学者所了解,中国在世界史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自此,世界意味着全球各地,而不仅是欧洲和西亚。
这些地域曾将全人类的过去都归为己有。
”参见Henri CORDIER ,“ÉDOUARD CHAVANNES ”,in Journal Asiatique ,XIe série ,t.XI ,1918,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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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这是20世纪初法国人“在中央帝国所展开的考古之旅中收获最多的一次”①,是“西方学者第一次以近代考古学方法对中国西部地区汉代墓葬遗存进行调查、研究的科学考察②。
国内外学界对法国在华考古行动的研究大致分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在华考古结果的宣传工作与专题研究。
1900—1930年代,《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会议简报》(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和《地理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③等刊物发布在华考古任务过程、结果和相关研究;沙畹(E.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和马伯乐(H.Maspero)对在华考察结果进行文化史、地方史解读或文献编目;亨利·达登·德·提扎克(Henri D’
Ardenne de Tizac)和加斯东·米荣(Gaston Migeon)使用考察队文献或法藏艺术品,研究线刻艺术,进行个体作品图像详描或风格史书写。
法国在华考古任务动态也受国内学界关注,1930年代起,冯承钧先生翻译谢阁兰1914考古报告和沙畹、伯希和等人的汉学研究著作,王重民先生、向达先生赴法拍摄抄写敦煌卷帙或编纂目录④。
第二层面的工作从梳理全球知识流动的角度诠释20世纪初期法国在华考古工作。
法国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起重思本国各世纪海外考察任务,调查整理海外考察档案,研究考察行动背景、过程、人员、影响等。
贝尔纳·布里宰(Bernard Brizay)梳理19世纪后半叶起近百年间法国传教士、商贸考察团(里昂)和海军军官在华考察的背景、成员、内容及影响;阿尔弗雷德·费耶洛(Alfred Fierro)在研究地理协会早期发展情况时展示协会亚洲考察和知识传播策略的转变过程。
地理学家努玛·布劳克(Numa Broc)运用地理协会(La sociétéde Géographie)和国家图书馆地图部文献(Département des cartes et plans,BNF),编撰《法国探险者辞典》介绍考察者身份,梳理考察任务的路线与内容⑤。
此阶段中,国内学界侧重对法国在华考古进行内容评述、文献整理和研究方法讨论⑥。
简言之,学术界对法国在华考古行动的研究从考察任务内容介绍、结果阐释转向对考察行动背景、方法和意义的多元解读,勾勒出20世纪初中国古代历史和物质文化进入欧洲视野的方式与意义。
本文①Émile Chatelain,“Discours du président1914”,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914,No.7,pp.625-626.
②[法]谢阁兰、[法]瓦赞、[法]拉尔蒂格著,秦臻、李海艳译:《汉代墓葬艺术》“译后记”,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339页。
③1891年由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创办。
该刊Chine.Les dix-huit provinces,lesétablisse⁃ments européens栏目介绍全欧关于中国考察研究的最新各语种出版物,评介在华考察结果报告的形成过程与基本内容。
④此外,1930年喜龙仁(O.Siren)的中国古代雕塑研究、1956年劳伦斯·史克门(L.Sickman)和宋柏(A.Soper)的中国艺术与建筑研究,1946年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研究和1991年安娜·帕露丹(Ann Paludan)的中国神道研究都引用了1914年谢阁兰等人在华考古结果。
⑤集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RMN)组织整理馆藏考古手稿和图像资料,从2004年起陆续出版1907—1923法国在华考古任务图像与路线集,伯希和与拉尔蒂格在华考古笔记与照片,对法国人在华考古任务进行整体性介绍。
⑥参见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世界汉学》2005年第1期;《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200周年与伯希和的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古丝路重镇龟兹历史文明探索——〈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有关库车绿洲的记述》,《丝绸之路》2012年第22期。
桑兵:《伯希和与中国近代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王冀青:《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相关日期辨正》,《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
丁斯甘:《从〈通报〉看20世纪上半叶法国西域史地研究》,《国际汉学》2021年第3期。
宋雪春:《百年来法藏敦煌写本文献编目成果述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21年卷。
周洁:《谢阁兰对长江上游摩崖造像的调查与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21年第4期。
黄蓓:《考古诗人谢阁兰的摄影》,《中国摄影》2022年第4期。
赵成清、叶书亚:《法国汉学家谢阁兰的中国石刻研究》,《西泠艺丛》2022年第7期。
陈文爽:《中国考古学与美术史:诗人谢阁兰的另一种异国情调》,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年。
孙正可:《论谢阁兰的中国雕刻研究——以霍去病墓石刻研究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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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读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考察队书信、笔记、考古报告和资助机构相关资料,还原考察任务的确立缘由、展开过程与研究方式,呈现考察队是如何展开专门化和规范化的考古研究,参与欧洲现代世界史和东亚艺术史构建,从而成为学界持续阐释对象。
一、筹备阶段:考古任务与资助政策
近代法国在华考察任务的确立受多重因素制约,如派遣机构的政策方针和资助原则、考察队资历与知识积累等。
通览《谢阁兰书信集》(两卷)可知1914年考古计划的提出背后有两重决定因素:谢阁兰北京汉学博物馆计划和沙畹的指引;而考古计划得到官方认可资助则与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公共教育部、海军部、杜塞艺术与考古图书馆的政策倾向和考古队成员资历密不可分。
谢阁兰汉学计划萌发于1912年:“中国需要被复苏,通过考古发掘、通过罕存的珍宝,在闪溢金光与蜜意的旧物堆陈中,以最曲折的路径、回溯最幽杳的时光。
”①(1912年3月29日给友人亨利·芒斯宏H. Manceron的信)谢阁兰于当年10月赴彰德府为袁克定担任医生,开始酝酿汉学计划(分为图书馆和博物馆)②,打算“给饱经磨难的古代中国一个庇护所”③(1913年2月3日给友人H.Manceron的信)。
他借1913年6月21日给法国驻华公使康棣(A.Conty)的信函详陈博物馆计划的意义目的,概要如下:研究中
国古代艺术,消除关于中国艺术的陈见,帮助理解中国,使之从近代封闭中走出;向中国人简要介绍欧洲艺术,改变过去欧洲人忽略中国本土艺术技艺,将18世纪绘画技法奉为圭臬教授给中国人的局面,使其在中西古代艺术比较中获得启发;进行亚欧艺术双向比较,研究希腊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影响,为西欧当代艺术提供新资源,促进艺术复苏;传递一种学术精神,“单纯关注中国的事物、精神,以汉学研究本身为目的而进行努力”④。
因需外交部的官方支持,汉学计划也谋划扩大法国影响力,作为“法国牵头的美术监管机构,把艺术中国变成一个小埃及,展开考古挖掘和文物流通”⑤(1912年12月31日给马士理P.De Margerie的信),“把法国思想运用到中国的造物上去”⑥(1913年6月21日给康棣的信)。
谢阁兰于1913年7月回法,8月底至10月中旬逗留巴黎,为汉学计划进行游说,9月初依照沙畹建议调整计划。
9月5日给拉尔蒂格去信道:“今天上午在沙畹家吃饭时他给出如下建议:研究西安周边的唐代墓葬、四川的汉柱以及佛教雕像。
明天拜访考狄(H.Cordier),12号拜访塞纳尔(E.Senart)。
”⑦自此,谢阁兰开始初步准备工作(添加测绘任务),商榷路线、筹集资金设备。
本阶段所获资助与相关机构的方针策略密不可分。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海外考察通常受多个机构联合资助,如公共教育部、地理协会、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海军部、殖民地部和外交部等。
受联合资助的考察项目通常肩负多重任务,科学、技术、经济和政治目的交错难分。
1914年谢阁兰、瓦赞、拉尔蒂格在华考察行动目的较为单一,主要资助机构有四:
第一,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
1914年在华考察任务主要受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的支持和管理。
考古属于学院重点部署内容,因为学院“本质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学院”,其工作目的在于“认识之前所有时代,了解前人所言、所思、所爱、所行;发掘往昔社会中的诸多事件与行动者的相关细节,勾勒文
①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ed.by A.Joly-Segalen et al.,Paris:Fayard,2004,p.1261.
②1912年秋冬,谢阁兰向赛努奇博物馆负责人亨利·达登·德·提扎克、前任驻华使馆秘书加斯东·热赛·古雷里(Gaston Jessé-Curély)和时任法外交部政治事务负责人马士理去函索要欧美艺术收藏和博物馆的规章条例,均获支持,并由后者引荐埃米尔·塞纳尔。
③④⑤⑥⑦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76,pp.150-155,p.57,150,pp.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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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进步轨迹”①。
自“1850年起,学院被公共教育部正式授权评估海外考察和旅行项目计划,分析项目可行性,通过特定委员会向入选旅行者、考察者提供建议指导和指引手册”②。
学院设多个奖项和基金,资助考察。
谢阁兰、拉尔蒂格、瓦赞1914年在华考古任务的对象、目的和主路线由学院教授沙畹和考狄两人指定,获学院加尔尼埃(Garnier)③基金20000法郎资助,考察队及时向学院汇报任务进度,由联络人沙畹、考狄在学院大会通报。
另外,谢阁兰还在沙畹建议下向公共教育部申请5000法郎和考察任务执行者头衔。
第二,法国公共教育部。
谢阁兰在1914年2月27日给妻子的信中告知获得公共教育部的资助(3000法郎)和考察任务执行者头衔。
公共教育部从1840年起组织、资助科学考察项目,颁发“考察任务执行者”头衔,表明任务科学性;从1864年起出版受资助考察的结果报告,形成科学与文学考察文献丛书(Archives des missions scientifiques et littéraires);1874年成立“科学与文学旅行考察委员会”,审核资助申请,“判定标准包括:是否以推动知识进步为目的、任务科学性、目的地未知程度、任务难度、考察队资历”④。
审核工作倾向于遴选由学者、医生、公务员、军人组成的考察队⑤。
截至1914年,公共教育部共通过2307项申请,亚洲旅行考察占四分之一⑥。
第三,杜塞(Jacques Doucet)艺术与考古图书馆。
杜塞图书馆⑦向考察队提供资金(4000法郎)购买摄影装备耗材和馆内尚未收藏的中国艺术、艺术史类书籍。
谢阁兰在1913年9月14日给拉尔蒂格的信中转录杜塞来信片段:“您愿意让我的图书馆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吗?帮我购买所有关于中国艺术史的书(我尚未收藏的),帮我带回照片和拓片来。
向我要钱,三千、五千,甚至一万、两万,只要您需要。
我的计划是将照片和拓片赠予索邦大学,筹建中国艺术史讲席。
”⑧谢阁兰回应如下:“1.计划带回一系列局部研究,把局部从整体剥离来看,为艺术、批评、艺术史提供资料;2.计划带回系列照片、拓片专题藏品。
”⑨(1913年9月15日给杜塞的信)图书馆赞助资金的分配与创始人的全球艺术视野密不可分:杜塞认为艺术和考古文献的缺失是法国文献和艺术领域的极大缺憾,他和顾问团与巴黎乃至全球学者进行联系,在建馆十年间收集10万余册艺术史领域的书籍,对“成像技术、印刷术、装订法及文献学都很感兴趣”⑩,大量收集相关作品,并于1910年创办艺术考古资讯刊物《艺术与考古汇编》(Répertoire d’Art et d’Archéologie)。
①Alfred Maury,L’ancienn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les académies d’autrefois,Paris:Librairie académique Didier et Cie,1864,p.2、6.
②19世纪法国的科学旅行任务执行者都会携带由法兰西学院、自然博物馆或博学协会等不同机构制定的旅行指引或调查问卷。
指引手册有不同类型:航海旅程实用信息类、科学任务指导类(观察、采集、运输等)通常由海军部代发或邮寄,预设旅行目的、规约任务展开方式。
参考Jean Leclant,“Les mission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àlépoque des grandes expéditions scientifiques en Afrique et en Asie”,in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2008,No.3,pp.1249-1255;Lorelai Kury:“Les instructions de voyage dans les expéditions scientifiques françaises(1750-1830)”,in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1998,Vol.51,No.1,pp.65-91。
③该基金成立于1884年,资金来自法国驻巴达维亚大使博努瓦·加尔尼埃(Benoît Garnier)所赠,每年资助法国人在中非或高地亚洲进行科学旅行,行程、目的与期限由学院匡定。
谢阁兰1917年江浙地区考古和拉尔蒂格1923年晋豫陕考古均受该基金支持。
④⑤⑥Stéphanie Soubrier,“Leséconduits de la Science:les demandes de missions lointaines rejetées par le 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1842-1900)”,in 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2018,Vol.2,No.57,p.86,79,75.
⑦杜塞图书馆当时所藏中国书籍含金石、书法、考古和书画四类,其中明清金石类书籍居多。
谢阁兰在进行筹备任务时也数次赴图书馆查阅资料。
⑧⑨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228,232.
⑩Alain Schnapp,“Poursuivre l’idée de Jacques Doucet”,in Perspective,2006,No.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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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海军部。
海军部主要向考察队提供人事和设备两重支持:同意在任务期间将谢阁兰和拉尔蒂
格从海军部借调至外交部;提供测量装备,包括6个海军鱼雷兵款腕表、八分仪、人工水平仪①、战争测距
仪、六分仪和测高仪②(见谢阁兰1913年10月、1914年6月26日和8月4日给海军部路易·德·福尔柯Louis de Fourcauld的信)。
1914年在华考察任务测绘部分拟“考察北至巴塘南至丽江府的金沙江流域,延续1909—1910年海军部夏尔·德·伯利亚克(C.De Polignac)和路易·奥德玛尔(L.Audemard)从丽江
到叙府的考察,实现对金沙江的全面考察测绘”③(见1913年11月25日给公共教育部部长的信)。
扬子
江上游水文测绘和航行指引(instruction nautique)编撰均属法国海军部远东舰队重点任务。
考察任务得到上述机构支持,不仅因其符合各机构资助方向,另一重要原因是三位成员均有海外旅
行、从医或测绘经验,自带雄厚资金。
谢阁兰(1878—1919)博士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和殖民地医学院,执
行1914任务时已升任海军一等医生,有11年法国本土及海外行医经验;他于1909年和瓦赞在西部探索
旅行时对西安地上文物进行了解,积累甘川山地穿越经验,并在酝酿汉学计划时研读金石类书籍,如《金
石苑》《金石索》《金石录》等。
拉尔蒂格(1886—1940)毕业于海军学校,该校素有探险家苗圃之称,注重
培养学生航行测绘技能,专设地图与图绘中心供外派人员使用;他在参与1914任务前已有两年扬子江
上游军事测绘经验,并因表现出色被都大号(Doudart de Lagrée)舰长推荐给法国海军水文测绘处。
德·
瓦赞伯爵(1877—1939)青年时学习法律,继承丰厚遗产后移居巴黎,专注写作、收藏和旅游,有丰富的欧
非旅游经验;他是谢阁兰前两次在华探索、考察之旅的主要赞助人:为1909—1910年探索之旅承担全部
共同费用30000法郎,为1914年考察任务出资50000法郎④。
二、实地考察方法与路线
法国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海外科学考察“不再以未知罕见为热点,或以拓展博物知识为焦点,而是转
入区域性专门考察阶段,考察内容与方式更为严格和科学化”⑤。
该时期法国在华考古任务旨在理解中
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制度、艺术风格和发展脉络,实地行动有鲜明的意图性和选择性,关注特定时代
层,遵循文献指引。
谢阁兰等1914年在华考察的区域、路线都受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教授指引。
1913年9月上旬
谢阁兰在沙畹和考狄的指导下初步确定考古对象:“2月从北京出发,考察西安府一带汉墓、唐墓,随后
南下考察成都地区的汉柱,尽可能发掘四川考古资源。
随后去巴塘或缅甸。
具体路线待定,还需考虑地
方局势。
”⑥(9月10日给拉尔蒂格的信)随后,他和沙畹、考狄数次讨论,咨询伯希和、塞纳尔,进行路线调
整;另在考狄的建议下,添加测绘任务。
谢阁兰在9月21日给拉尔蒂格的信中总结沙畹、考狄在考察区
域划定中的决定性指引:“任务第一部分:北京—成都,已有沙畹指示的考古地图。
第二部分是扬子江上
游考察,受到考狄⑦在地理方面的肯定,比当年奥德玛尔中校考察更为深入细致。
测绘对象包括雅砻江①②③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 II,pp.248-249,p.477、512,pp.276-277.
④此段综合参考Numa Broc,Dictionnaire illustrédes explorateurs et grands voyag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II Asie,Paris:CTHS,1992,pp.280-281、p.215;Philippe Rodriguez,Jean lartigue,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12;Jean Lartigue,Notes d’étapes,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11;Gilles Manceron,Victor Segalen,Paris:J-C Lattès,1991。
⑤参考Numa Broc,“Les explorateur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 reconsidérés”,in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1982,Vol.69,No.256,pp.237-273。
⑥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II,p.219.
⑦考狄时任地理协会(1821年成立)委员会常任委员,后于1924—1925担任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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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考狄认为这部分河段完全不为人所知。
”①任务区域陕、川两地深受当时法国探索家关注:陕西渭河谷地“被视作中国的诞生地和历史核心”②,地表文物遗存多,帝王陵墓保存状况好;“四川高地是亚洲最少为人所知、最难探索的地区,是1880年后法国人探索测绘的重要对象”③;菲利浦·贝特罗(P.Berthelot)1905年发现嘉定府有大型石窟造像,亨利·多隆(H.D’Ollone)1906—1909年间发现雅州汉柱汉兽,强调了四川的考古重要性,但是未曾有团队对四川汉唐雕刻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
1914年考古任务的具体路线设计也离不开中文文献的指引。
此前,沙畹向汉学界指明了方志、史籍④和金石文献的考古价值:“在卷帙浩繁的方志文献里夹杂着石雕信息,多数信息晦涩或有纰误,但这背后隐藏着几丝真相和发现石雕的可能性。
沙畹最大的贡献是奔赴实地考证。
”⑤考察队采用沙畹方法,“通过省志和县志设计路线,以确保沿线遇见尽可能多的考古遗迹”⑥。
拉尔蒂格将所用中文资料分四类:“1.一般性金石学著作,2.省、区和各地方专志,3.专门金石学著作和考古调查报告,4.历代典籍中有关历史、地理、风俗、仪式的描写、注释、评述。
”⑦他“在收到考察任务确立的消息后,立即先行展开准备工作,购买四川、陕西、河南通志”。
1913年9月至次年1月期间,拉尔蒂格和瓦赞两人“创建县名索引表,包括1.所有可能经过的县;2.道路两旁100里以内的县城;3.对县名进行编号,两位中国先生跟着补充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
调整洛阳到西安路线,确立西安到成都府详细路线”⑧(谢阁兰1913年11月25日给沙畹的信)。
考察队虽接受法兰西铭文和美文学术院的规约指导,但在实地考察中活用多种搜寻方法,摸索适宜的观量记录方式。
1914年2月1日,考察队如期从京出发,进入实地考察阶段。
他们时常分两队进行探索,灵活结合文字、地图和当地协作推进任务。
谢阁兰在1914年4月21日给连襟塔蒙(J.Tramond)的信中透露实地工作方式:“混合使用多种方法,要在实地考察中才能决断衡量各种方法所占的分量:在中国书籍中寻找、询问当地人、金钱许诺、当地官员善意的帮助,还有雇佣工的主动帮助。
”⑨雇佣人员主要含马夫、管家、骡队(平原地区)、挑夫队(川滇部分山地)、向导、拓工等。
考察队每到一地都需上衙门拜访、出示护照,间或进行求助。
此外,考察队还受沿途法国领馆和传教士的接待与帮助。
下表为任务考古部分的途经地点和内容表(据拉尔蒂格考古笔记整理,分两路行动时备注考察人)。
表1考察团1914年考古任务线
2.3—2.5 2.9—2.10 2.13
洛阳
陕州
华阴县
龙门石窟
万寿寺、鼓楼、明代石碑
华阴庙(西岳庙)
月.日地点考察内容
①⑧⑨Victor Segalen,CorrespondanceII,p.240,pp.279-280,p.400.
②Philippe Berthelot,“Notes sur les résultats scientifiques d’une mission diplomatique en Chine”,in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05,No.5,p.406.
③Maurice Zimmermann,“Explorations du comte de Marsay et du capitaine d’Ollone dans le haut Sseu-Tch’ouan”,in Annales de géographie,1907,t.16,No.90,p.464.
④此前,法兰西学术院通讯成员汉学家Dr.Emile.V.Bretschneider也曾使用方志的《古迹》卷、朝代史和《日下旧闻》《春明梦余录》《长安客话》《帝京景物略》《宸垣识略》等文献对北京地区古代建筑进行考察研究。
参见E.Bretsch⁃neider,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Pékin et ses environs,traduit par V.Collin de Plancy,Paris:Ernest Leroux,1879,pp.6-11。
⑤Paul Pelliot,“Edouard Chavannes”,in Bulletin archéologique du Musée Guimet:Salle Edouard Chavannes,1921,p.12.
⑥Catherine Delacour,“introduction”,Jean Lartigue,Notes d’étapes,ed.Esclarmonde Monteil et al.,Paris:Les Indes savantes,2011,pp.11-12.
⑦[法]谢阁兰、[法]瓦赞、[法]拉尔蒂格著,秦臻、李海艳译:《汉代墓葬艺术》“拉尔蒂格引言”,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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