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儿

京味儿

说起文学里的味道，有沈从文的“湘西味儿”，也有老舍的“京味儿”，更有邓友梅的“新京味儿”。沈从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崇美而朴实的，宁静而清新的，健康而自然的湘西世界。而老舍与邓友梅为我们呈现的则是老北京的独特的风土人情，这里有沉淀着岁月深浅的痕迹的胡同，这里有热情的小贩独特的叫卖声，还有大街上的各色人等参差不齐。

“京味儿”一词是学文的人耳熟能详的，所谓“京味儿”文学是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它的重要特点是幽默和大家气派，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素质。著名小说家赵大年曾说，京味儿小说从未形成流派，也从未有过自觉的创作群体，只是有些作家在写了带有这种特征的客观的作品后，被评论家和读者归为“京味儿作家”。同时他又在另一方面归纳了京味儿文学的特点：作品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

在这些致力于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的作家中，老舍的“京味儿”与邓玉梅的“新京味儿”是备受推崇的。但是老舍的“京味儿”与邓友梅的“新京味儿”既有共同点又各有各的长处。

一、作品内容的侧重点不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79年2月3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24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北平，置身于小市民的圈子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种种的行业他都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局限于小市民和“小人物”，特别是北京一带的下层市民，而这些小市民的形象又恰恰为他的作品形成了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物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小说风格——“京味儿”小说。

比如《骆驼祥子》中“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象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这是对祥子的外貌描写，作者描绘了一个非常健壮、朴实、充满生气的旧中国的北京人力车夫。老舍其它很多作品中的人物也都局限于北京小市民，如《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地痞无赖刘麻子，《二马》中的追求温都太太的老马，再像是《离婚》中“老好人”张大哥等等。他的京味儿把老北京城中市民生活和各自命运遭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至于有着“新京味儿”作家之称的邓友梅，他既然是“新京味儿”，其出生自然是迟于老舍，而且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发展时期。从他作品中人物的选择来看，他所描绘的多是晚清末期转型期时没落贵族“旗人”的生活。如《烟壶》中的火器营正白旗人“乌世保”、旗人“寿明”。它所描写的是八旗弟子乌世保在寿明、聂小轩等的引导帮助影响下，走上了以内画技艺自立谋生的道路，又在反抗强暴的过程中脱胎换骨，接受了另一份民族遗产。

八旗弟子的人物形象还体现在邓友梅的《那五》中，主人公那五也是一个旗人，是没落时代的象征，游手好闲而又多才多艺。但是他无法在先祖的余荫下生活，又无能而且根本不愿意与新时代生活相结合，只能在玩蒙拐骗中混日子。

很显然，老舍与邓友梅在创作时在作品内容的侧重点上是不同的。老舍着眼于北京的小市民，描写市井烟火里的爱恨情仇；而邓友梅则注重描写一种逝去的文化景观，如晚清末期转型期时的“旗人”的生活，而且他着眼于发掘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东西，如烧制烟壶、古月轩的技艺等等。

二、语言风格的不同

老舍的绝大多数作品的创作以北京为背景，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这些作品的语言富有很浓的北京韵味，正如鲁迅的作品有绍兴味儿，沈从文的作品有湘西味儿一样。这一点和邓友梅一样，不然怎么能都成为“京味儿“呢。他的作品通俗易懂，在语言的运用上，他有自己的观点：“我不论写什么，总希望能够信赖大白话；即使是说明比较高深一点的道理，我也不接二连三地用术语与名词，我还保持着我的俗与白。”

但是我觉得老舍的作品的语言风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幽默诙谐。他曾说“文字要生动有趣，必须利用幽默。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因此他的很多作品中体现着他的幽默与诙谐。如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大量地描写了汉奸们的心理活动，当女汉奸大赤包作为牺牲品被日本人投入监狱，死神已经扣响她生命大门的时候，她还想入非非，企望因祸得福。他认为自己下狱是一场“误会”，甚至侈想：“说不定，也许因为这点小误会与委屈，日本人还再给她加升一级呢!”她的思维逻辑与生活逻辑格格不入，她的汉奸式的心理活动与一般中国人背道而驰，于是就形成矛盾。把这种矛盾的喜剧性揭示出来，就令读者深深感到这个女汉奸肮脏灵魂的卑鄙可笑。

邓友梅整体风格虽然与老舍一样，都是“京味儿”，但是在具体的语言描写上又是别具一格的。地道的、纯正的老北京人的京口白语，经过邓友梅的锤炼、加工，气韵生动，自然地传达出作品所要求的思想感情，传达出了旧北京的世情风俗和人物的魂魄精神。

《烟壶》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烟壶有一种做法叫做“内画”。水晶瓶也好，料器瓶也好，只要是透明的瓶体，全可拿来当做胚子。由画家在瓶子内部画上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写上正草隶篆、诗词文章。工笔写意，水墨丹青，透过瓶壁看来，格外精致细腻。这一技术极难。因为鼻烟壶在造型上有定例，瓶口阔者放不进一粒豌豆，窄者只能插一根发簪。一般人用掏耳勺插进瓶内掏烟还难以面面俱到，要想往内壁画图谈何容易？更何况不论多精多美的图画文字，画时一律反面落笔，看起来才成正面图像。所以赏玩那方寸天地内的“壶里乾坤”时，人们难免产生各种臆想。

由此可见，邓友梅先生创作上的叙述从容细腻而粘滞，转折自如而又平和，如《烟壶》一开始作者是讲鼻烟继而引申到烟壶，这种过渡自然且又平和，整体的语言风格又与“京城味儿”十分相配，在精神上与民族文化相一致。更可贵的一点是他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依然能对民族风情进行淋漓尽致地描绘。

三、异曲之同工

看了老舍和邓友梅的小说之后，我深刻地感觉到无论是老舍的“京味儿”还是邓友梅的“新京味儿”都给人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而且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浓浓的北京味儿。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老北京城。

简而言之，邓友梅的“新京味儿”和老舍的“京味儿”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共性，但也不缺乏其各有的特性。在我看来，邓友梅的“新京味儿”只不过是老舍“京味儿”的继承与发展。但是无论是老舍的“京味儿”还是邓友梅的“新京味儿”都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永不凋谢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