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禁区 技术有限制

科学无禁区技术有限制

摘要：科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世界真奇妙，认识无止境，为科学设置禁区是愚昧的专制主义。技术是改变世界的手段，它要受价值理性的引导。从人权、人类尊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限制技术的消极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在技术的使用和限制上要坚持实践辩证法。

关键词：科学；禁区；技术2限制；实践辩证法

人们常常将科学和技术连用，并简称为科技。其实，科学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

科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世界真奇妙”，认识世界在于发现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为人们提供事物“是什么”、“将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体系，给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客体性的尺度。科学无禁区。科学是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无限广阔、无限发展的外在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字观苍穹，到秒观质子；从天然自然到人工自然；从人类政治经济到文化思维，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那种人为地规定哪些领域是科学无权过问的，哪些事物被排除在科学的视野之外的做法，或者是愚昧无知的表现，或者是专制主义的伎俩，迟早会被人类科学理性的光芒所驱除。是让科学自由地向着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地探索前进，还是给科学设置禁区，是区分社会思想的先进与落后、社会制度的进步与没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技术的功能是改变世界。“世界不如意”，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人必须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世界，这就是改变世界，或日改造世界。改变世界是一种主体意向性活动，是在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把“是如此”之世界，改变成“应如此”之世界。技术是被人类所控制、利用、改造过的自然力量，它虽然是人的智慧、需要、目的、价值观念和关于客观规律的知识的结合，但它毕竟是属于工具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所以，技术只是解决“怎样改变世界”或“怎样做”的问题，而并不能解决“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或“做什么”的问题。或者说，技术作为工具理性仅仅解决“能做”的问题，不能解决“应做”的问题。解决“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或“做什么”的问题，解决“应做”的问题，靠价值理性，靠价值观念。价值理性、价值观念是人的需要的自觉反映。只有需要才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动力之源泉和价值之基原。价值观念是人们改变世界的灵魂。技术是人们改变世界的手段。作为手段的技术，犹如一把钥匙，既可以打开幸福天堂的门，也可以打开苦难地狱的门。到底打开哪个门，则有赖于价值观念的指导。

技术有限制。对技术的限制，有科学的限制。因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当科学理论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以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就不会被发明或投人实际的使用。这是“能不能做”的限制。这一意义上的限制，不是我这里所要论述的限制。

我所要着重说明的对技术的限制，主要是从人道伦理的角度考虑的限制，是“应该不应该做”的限制，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驾御意义上的限制。

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马克思这里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时，有一个“合理性”的要求，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应有一定条件的限制。这种合理性的要求就是控制它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这种条件就是消耗最小的力量，就是“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而不是相反。技术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中介或手段，当然应当是受人控制而不应统治人，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被利用。这种对技术的要求和条件，也就是对技术的一种限制。也就是说，任何技术的运用都应该是合理地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不能是不合理地调节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应该是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运用，而不应该在“有愧于和不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运用。虽然这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不能完全做到的，但不能因此而完全不顾这些要求和条件。不能得出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无需对技术做出限制的结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人类的最高价值。这也是人类应用技术的目的。与此目的相违背的技术应用，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限制。

从微观方面来说，要从人权、人性的尊严出发，限制技术对人权的侵犯，对人的尊严的危害。有的工

厂在厕所安装隐形摄像机头，有的学校在学生宿舍里安装隐形摄像机头，这是利用现代技术严重侵犯工人和学生隐私权的做法，这是典型的“有愧于和不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做法。这样的技术应用还不应该限制吗？

从宏观方面来说，要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限制技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害。

“科学无禁区”。科学尽可以深人地研究原子分裂和聚变的规律。但“技术有限制”。核能技术可以广泛地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发挥其巨大能源的威力，但核能技术应用到战争，就不得不有所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其后，许多科学技术专家以献身精神热忱地投人到被命名为“曼哈顿”的工程之中。但当他们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就开始了反对使用原子弹的斗争。因为研制原子弹的建议，是以法西斯德国正在研制或已经拥有原子弹为前提的。可是在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之后，法西斯德国已被打败，事实上它也并不拥有原子弹。而原子弹所具有的巨大破坏力是不应该实际使用的。虽然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无情地宣告了科学家们当时斗争的失败，但这反而以更加尖锐的现实性进一步证明了限制核武器技术的必要性。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不断，但限制的呼声已经占了上风。人类如果不想导致自我毁灭，就必须限制制造和使用核武器的技术。核武器在日本之后再未使用，正是世界有良心的科学家们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限制斗争的结果。

“科学无禁区”。科学尽可以从化学的角度深人地探讨物质的结构。但“技术有限制”。化学技术可以制造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新型材料，以造福于人类，但运用化学技术制造化学武器，就不得不加以严格的限制。科学尽可以研究细菌的活动规律，但制造细菌武器运用于战争，就不得不对其进行正义的谴责。

“科学无禁区”。科学尽可以对人类基因组的结构和活动规律进行深人的探索。但“技术有限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峙在当前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人们对人类基因组工程技术应用的价值关切。正如高兆明所说：“人们之所以广泛关注克隆人技术，与其说是对克隆人技术所标识的人类理性能力空前拓展的赞叹，毋宁说是对人类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对于人性的深切关怀”。克隆人技术正在受到了人类道德的监控和各国法律的禁止。克隆人技术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是技术决定论者，他们认为技术这种工具理性，竟然可以解决“自私”、“利他”等这些社会道德方面的问题，只要改变人的所谓“自私基因”、“侵略基因”而注人所谓“利他基因”、“友善基因”，就可解决诸如人性的堕落沉沦、伦理秩序失范、社会罪恶滋生这些本应由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文化教育等手段解决的问题。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人文价值观念的观照，任何技术都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高兆明通过分析康德所苦苦探求的“我是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应做什么？”三个问题，很好地说明了技术上能做的不一定就是价值上应做的。“我是什么？”意在寻求价值合理性的主体性根据，为价值理性确立现实的内容；‘哦能做什么？”是对主体能力的寻问；“我应做什么？”是在价值理性的指导下反思工具理性能力，使工具理性能力获得价值灵魂，成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合理性行为，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离开价值理性的监控，任凭工具理性为所欲为，其后果不堪设想。

“技术有限制”，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更日益显示出对技术进行限制的必要性。技术工具理性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生活内容越来越多样化，生活手段越来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这极大地改变、改进和改善了整个人类的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裕、舒适、方便。但同时造成能源物资的大量浪费，造成废渣、废水、废气、噪声的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系统是地球系统在太阳系中长期演化的合乎规律的产物，是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人作为生命有机体，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必须依赖于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在同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但人类的活动往往造成生态平衡的破坏，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形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没有必要先去批判西方学者所持的“人类末日为期不远”的悲观情绪，倒是应该从中看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去寻找可以避免他们所说的世界末日迫近的措施。正如有人在谈到罗马俱乐部对全球问题和人类未来命运的研究时所说的那样：“如果罗马俱乐部预言的某个危机没有发生，不是因为它没有言中，而是因为人们听从了它的警告，从而改变了事态的方向。”盲目乐观与盲目悲观一样与事无补。真正的乐观主义者要使悲观主义者的预言失效的最好办法，就是以积极的态度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那就是自觉地限制或淘汰一些破坏生态平衡的技术。人类社会之所以不会临近末日，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会不断地提供解决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矛盾的手段。这种解决，就包括用新的技术代替旧的技术。“六六六”的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