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版语文(2019)六年级下册-14.少年中国说(相关资料)-作者资料

14.少年中国说中文名称:梁启超又名:号任公字卓如饮冰室主人所属年代:清代民族:汉族生卒年:1873—1929相关事件:公车上书国会请愿运动戊戌变法戊戌政变相关人物:光绪康有为生平简介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

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

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

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

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

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

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

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

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

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

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

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出处：《中国教育史》(一)生平和教育活动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出身于“且耕且读”之家，祖父为秀才，父亲以布衣教授于乡里。

梁启超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典籍，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

18岁(1890年)入京会试，落第回乡，途经上海，购《瀛环志略》，知有五大洲各国，始接触西学，这年秋天，经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

1891年至1894年在“万木草堂”学习，并一度担任学长，承担部分教学工作。

在此期间，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

1895年春入京参加会试，代表广东190名举人上书清廷，陈述对时局的意见，并随同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秋后，与康有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旋改《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

从此，“康梁”就成为一面夺目的维新旗帜。

1896年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文章。

1897年秋，赴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在课内课外讲维新变法，倡导民权学说。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

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六品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继又远游美澳印度。

他先后在日本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898年10月)、《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1902年2月)，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文章，堪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大师，但同时也礼赞改良。

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激烈论争，梁启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席理论辩手。

辛亥革命后回国，20年代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并任清华研究院导师。

1929年病逝于北京。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传世。

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

(二)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为转移，梁启超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

他认为权生于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

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

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奴隶性。

正是由这一点出发，他提出教育应当确定宗旨，并在1902年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阐述。

他指出：“夫培养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

”教育是一项“收效纯在于将来”的长远事业，也是国家用以“制造国民”的宏大事业，“决非可以东涂西抹，今日学一种语言，明日设一门学科，苟且敷衍，乱杂无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

”然而中国国民教育究竟应确立何样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它应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有所分析抉择，并广泛汲取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应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即“品行智识体力”三种基本要素；务使受教育者能“备有资格，享有人权”，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的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为本国之民”、“为现今之民”、“为世界之民”)。

在同时期写成的《新民说》中，他称这种理想的国民为“新民”。

“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

显然，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

他所列举的“新民”品质明显侧重德育方面，这也是他以往思想的继续。

早在1897年，他就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1899年他又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认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

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反映梁启超希望沿着“政学”、精神文明、品德这条路线，尽快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维新人才，普遍转变人民的思想观念，推动政治改革的迫切愿望。

梁启超在清廷声称实行“新政”之初，即抛出教育宗旨和“新民”一说，显然有引导新政教育发展的用心。

(三)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不仅著文对教育改革发表评论，还以维新先锋的身份呈奏教育改革建议、草拟教育改革新章。

其内容虽不外变科举、兴学校、译西书、重女学等维新时论，但有不少他人所未发、梁氏所独到的论述。

1．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具体做法是“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

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

……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

”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

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科举不可能骤停，因此，他在百日维新前集中批判了八股和楷法取士的危害，指出由此所选取之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于“内政外交、治兵理财，无一能举者”。

更为可悲的是，千千万万接受八股教育、不知专门之学的生童，散为人师，谬种流传，导致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造，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数，妇女无以助其夫；少数八股楷法的佼佼者，“不通古今中外之故，政治专门之业”，被尊为王公之师，何从开入学识?因此他奏请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更为痛切地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

”更关键的是不变科举，难以形成激励人才进入新学堂的机制，导致“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学为耻，……如是则有学堂如无学堂。

”2．师范学校，群学之基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

文章对新、旧学堂教师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当时府州县学、书院和蒙馆等传统学校的教师都是一些不通六艺、不读四史的人，更不了解西学的最基本常识，让他们做学校的教习，“是欲开民智而适以愚之，欲使民强而适以弱之也”。

而新式学堂中聘请的外国教习，又存在诸种弊端，如言语不通，转译费时，效率低下；聘金昂贵；学问粗陋，滥竽充数。

他认为中国急需普遍设立中、西学兼习的新式学堂，但不能依靠上述两类人，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设立师范学校，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教师，“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故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

”至于师范学堂的具体设置方法和课程安排，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

应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