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

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

【刘杰】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

一、“英雄时代”的结束

欲知今日西方哲学的特质，就应知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和变迁。19世纪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的时代”，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自然科学最终走向成熟和完善，社会科学真正诞生，并且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推动了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从哲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知识、文化和社会氛围激发了哲学家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激情，结果是各种“体系哲学”的出现。我们熟知的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叔本华、海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格主义、幸福主义、进化论、功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最近，美国著名哲学家N·雷切尔(Rescher)在其《哲学推论》(Philosophical Reasoning)一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下面我们对他的观点做一简单的介绍。

在雷切尔看来，“体系哲学”和“反体系哲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最近百年哲学的图卷。他认为，体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其研究范围(或主题)的无所不包，而是其核心思想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组织原则来构建。这种哲学风格还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的哲学家，如G·E·摩尔的直觉

主义、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战后欧美的思想氛围是否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家告别了体系哲学，实证主义、虚无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兴起。这些新的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告别了哲学的思辨，把目光放在自然科学、文化研究、语言和逻辑、日常生活背景上。诚如雷切尔所说：“他们把世界的事实性安排(如科学或日常生活所反映出的一样)看成是最终的和自足的，而不要求——甚或承认——进一步的哲学性奠基或证明。”[1](P260)换句话说，各种反体系哲学相信“事实本身”，把“单一原则”看成不必要的虚构，看成哲学思想的“伤害原则”。这在“拒斥形而上学”和“现象学悬置”等口号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雷切尔也指出，哲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大约在1920年至1950年间，在整个否定主义的思想氛围下，还是出现了复兴体系哲学的迹象。人们仍渴望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真理和价值问题进行新的哲学解释。东方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天主教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纷纷吸引了人们，应用伦理学也在此时兴起。似乎“复兴体系哲学”的幽灵还徘徊在西方哲学界，“渴望深刻”的意识挥之不去。

然而，简单地复兴传统体系哲学却遭遇了文化发展的新问题，使得这场体系哲学的复兴运动胎死腹中。那么，影响

体系哲学复兴的因素是什么呢？雷切尔认为，简单说来，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社会”这个概念并无新意，但人们对它对哲学的意义却反思不够。它意味着以下几点：1.知识的爆炸：大量新的科学分支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想框架，哲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以物理学为例，1911年物理学包括20个研究领域，而到了1970年则达到了210个研究领域。这个数目目前仍在增加。其他科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2.形式科学(数学、逻辑学、计算科学)中系统的多样性：形式科学不再是单一的整体，各系统间不再兼容。

3.复杂性现象弥漫开来：随着新物理学的兴起，我们的宇宙图景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亚原子物理学中“物质”的非物质化，量子物理学中因果性的复杂化，宇宙起源的新理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兴起，生理心理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等。

4.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得到确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如哥德尔证明了数学系统不能包括整个算术，塔尔斯基证明我们的语言不能包括整个真理，我们的粒子加速器不能把粒子加速到光速，我们的冷却设备不能获得绝对零度。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一种新的哲学观的诞生：用一个简单的、单一模式是不能解释这个复杂世界的。

这样，西方的哲学风格再次发生变化。雷切尔认为，这一变化可用“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个词进行刻画。特殊主义风格的哲学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对特殊的小问题不再用普遍的理论和宏大的思辨结构来解释，而是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

2.关注话语分析，注意语言学的微观细节，分析语词、语句、具体论证和推理的各个细节。

3.不再关注传统哲学的“大问题”，哲学的问题变得具体而微观。

4.注意技术，使用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分析技艺。

5.“贩卖可能性”，即使用思想试验的方法，优先考虑假设性的例子和场景，不关注真实世界，而关注虚拟实在。

可以说，“技术性”、“琐碎”和“虚拟性”是这种哲学风格的最突出特征。例如，用语言使用的真值条件来分析哲学概念，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认知和理解的能力，用社会政策和规范来解释人的循规行为等。这种风格的哲学成为英美50至70年代哲学的主流，在英国以J·奥斯丁为代表，而N·古德曼则是美国的著名人物。这时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就是语义学、模态逻辑、计算理论和学习理论等。与此同时，所谓“应用哲学”应运而生，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一些“小问题”，如经济正义、社会福利、生态问题、流产、人口政策、动物权利、女性主义哲学、文学的哲学、

国家防卫和战争伦理等。

但雷切尔注意到，特殊主义哲学的零碎化、一致性和深度的缺失，以及它的技术至上主义倾向和对微观问题的关注，自70年代末以来遭致学界的普遍不满和攻击。新一代哲学家渴望恢复“莱布尼兹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即重新建立综合的、系统的和纲领性的哲学。整体主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并未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体系哲学”的孤岛依旧时隐时现，尽管已处“弱势”。

不过，雷切尔的睿智却在于发现了“新体系化”的秘密。他说，经过特殊主义洗礼后的系统化，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体系哲学，这场运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诚如前面所说，旧式体系哲学过于简单，整个体系依赖于几个单一的核心原则。而今天已进入复杂化时代，因此新的体系哲学的口号应该是：复杂时代的复杂体系。具体说来，最近30年的体系化复兴运动试图把对细节和技术的追求与对系统化的大图景的追求结合起来。因而它的另一个口号就是：“有意义的细节，同样有意义的整合”[2](P268)。

然而，口号归口号，面对如此的复杂性任何个人显然都无法完成这种系统化。这成为任何个体的一种“宿命”。因而构造体系就不应是单个人的任务，而是通过建立流派或学派的方式形成“非聚合性合作”，从而完成体系的建构。雷切尔确信，我们确实可以建立复杂的体系，但这项活动却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