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

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刘杰】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一、“英雄时代”的结束欲知今日西方哲学的特质，就应知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和变迁。

19世纪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的时代”，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自然科学最终走向成熟和完善，社会科学真正诞生，并且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推动了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但从哲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知识、文化和社会氛围激发了哲学家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激情，结果是各种“体系哲学”的出现。

我们熟知的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叔本华、海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格主义、幸福主义、进化论、功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最近，美国著名哲学家N·雷切尔(Rescher)在其《哲学推论》(Philosophical Reasoning)一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下面我们对他的观点做一简单的介绍。

在雷切尔看来，“体系哲学”和“反体系哲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最近百年哲学的图卷。

他认为，体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其研究范围(或主题)的无所不包，而是其核心思想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组织原则来构建。

这种哲学风格还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的哲学家，如G·E·摩尔的直觉主义、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

战后欧美的思想氛围是否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家告别了体系哲学，实证主义、虚无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兴起。

这些新的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告别了哲学的思辨，把目光放在自然科学、文化研究、语言和逻辑、日常生活背景上。

诚如雷切尔所说：“他们把世界的事实性安排(如科学或日常生活所反映出的一样)看成是最终的和自足的，而不要求——甚或承认——进一步的哲学性奠基或证明。

”[1](P260)换句话说，各种反体系哲学相信“事实本身”，把“单一原则”看成不必要的虚构，看成哲学思想的“伤害原则”。

这在“拒斥形而上学”和“现象学悬置”等口号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雷切尔也指出，哲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

大约在1920年至1950年间，在整个否定主义的思想氛围下，还是出现了复兴体系哲学的迹象。

人们仍渴望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真理和价值问题进行新的哲学解释。

东方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天主教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纷纷吸引了人们，应用伦理学也在此时兴起。

似乎“复兴体系哲学”的幽灵还徘徊在西方哲学界，“渴望深刻”的意识挥之不去。

然而，简单地复兴传统体系哲学却遭遇了文化发展的新问题，使得这场体系哲学的复兴运动胎死腹中。

那么，影响体系哲学复兴的因素是什么呢？雷切尔认为，简单说来，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

“知识社会”这个概念并无新意，但人们对它对哲学的意义却反思不够。

它意味着以下几点：1.知识的爆炸：大量新的科学分支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想框架，哲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

以物理学为例，1911年物理学包括20个研究领域，而到了1970年则达到了210个研究领域。

这个数目目前仍在增加。

其他科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2.形式科学(数学、逻辑学、计算科学)中系统的多样性：形式科学不再是单一的整体，各系统间不再兼容。

3.复杂性现象弥漫开来：随着新物理学的兴起，我们的宇宙图景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亚原子物理学中“物质”的非物质化，量子物理学中因果性的复杂化，宇宙起源的新理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兴起，生理心理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等。

4.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得到确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如哥德尔证明了数学系统不能包括整个算术，塔尔斯基证明我们的语言不能包括整个真理，我们的粒子加速器不能把粒子加速到光速，我们的冷却设备不能获得绝对零度。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一种新的哲学观的诞生：用一个简单的、单一模式是不能解释这个复杂世界的。

这样，西方的哲学风格再次发生变化。

雷切尔认为，这一变化可用“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个词进行刻画。

特殊主义风格的哲学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1.对特殊的小问题不再用普遍的理论和宏大的思辨结构来解释，而是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

2.关注话语分析，注意语言学的微观细节，分析语词、语句、具体论证和推理的各个细节。

3.不再关注传统哲学的“大问题”，哲学的问题变得具体而微观。

4.注意技术，使用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分析技艺。

5.“贩卖可能性”，即使用思想试验的方法，优先考虑假设性的例子和场景，不关注真实世界，而关注虚拟实在。

可以说，“技术性”、“琐碎”和“虚拟性”是这种哲学风格的最突出特征。

例如，用语言使用的真值条件来分析哲学概念，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认知和理解的能力，用社会政策和规范来解释人的循规行为等。

这种风格的哲学成为英美50至70年代哲学的主流，在英国以J·奥斯丁为代表，而N·古德曼则是美国的著名人物。

这时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就是语义学、模态逻辑、计算理论和学习理论等。

与此同时，所谓“应用哲学”应运而生，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一些“小问题”，如经济正义、社会福利、生态问题、流产、人口政策、动物权利、女性主义哲学、文学的哲学、国家防卫和战争伦理等。

但雷切尔注意到，特殊主义哲学的零碎化、一致性和深度的缺失，以及它的技术至上主义倾向和对微观问题的关注，自70年代末以来遭致学界的普遍不满和攻击。

新一代哲学家渴望恢复“莱布尼兹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即重新建立综合的、系统的和纲领性的哲学。

整体主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并未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体系哲学”的孤岛依旧时隐时现，尽管已处“弱势”。

不过，雷切尔的睿智却在于发现了“新体系化”的秘密。

他说，经过特殊主义洗礼后的系统化，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体系哲学，这场运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诚如前面所说，旧式体系哲学过于简单，整个体系依赖于几个单一的核心原则。

而今天已进入复杂化时代，因此新的体系哲学的口号应该是：复杂时代的复杂体系。

具体说来，最近30年的体系化复兴运动试图把对细节和技术的追求与对系统化的大图景的追求结合起来。

因而它的另一个口号就是：“有意义的细节，同样有意义的整合”[2](P268)。

然而，口号归口号，面对如此的复杂性任何个人显然都无法完成这种系统化。

这成为任何个体的一种“宿命”。

因而构造体系就不应是单个人的任务，而是通过建立流派或学派的方式形成“非聚合性合作”，从而完成体系的建构。

雷切尔确信，我们确实可以建立复杂的体系，但这项活动却不再由单个人来完成，而是通过非聚合性的和非计划的合作方式，集体地和多边地来完成。

历史上的那些哲学体系都是“天才人物”个人的、有意识的、有明确目标的杰作，而今天的复杂体系将是非个人的、无意识的、无目标的。

由于我们大家都深受“标准哲学史教科书”和哲学史研究专著的影响，我们已习惯于把哲学史当成“大哲学家”的历史，从而也习惯于仅在天才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求创造性成果。

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那些散漫的、非聚合的哲学流派或运动，而不是历史上那些耀眼的、重要的哲学明星。

哲学界的专业化和分工已经非常细，从而带来每个人在微观细节方面表现得非常卓越，哲学家成为卓越的“细节工作者”(Detail Worker)。

一方面是因注重细节而来的分工，另一方面则是在这种分工之上自发形成了一种非人为协调的、纲领性的统一。

正如市场经济存在一支看不见的“手”一样，今日体系哲学的形成中也存在着一支看不见的“手”。

“体系”和“自发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不仅如此，今天的哲学教育和学习模式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过去由一个人写的教材和学习手册，现在让位于文选集，以满足学生了解哲学的多重化和微观细节，同时又给他们一个整体印象。

复印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它们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教育。

雷切尔感叹道，曾几何时，哲学的舞台是供少数几个伟人表演的场所，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们。

但今天那个“英雄的时代”(或“天才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

重要的、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是由那些不太有名的学者完成的，精英让位于平庸的人，学院派哲学家只能对极少数人产生影响。

有人嘲讽地说，即使是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鱼而已，尽管是一条较大的鱼。

这些大鱼也不能决定汪洋大海的性质和范围。

例如，目前在美国有大约11000名哲学家，有大约150种专业哲学杂志。

一个哲学家发表的文章如有2％—3％的同行关注，他就非常幸运了。

哲学专业本身的细微分工和大量小哲学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去思考所有的哲学问题，即使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哲学家也不会得到大家一致的优先关注，也不会有某一次具体的哲学讨论或一本著作成为大家都关注的对象。

某一个主题，某一种思想，某一种趋势之所以凸显出来，并不是由于某个哲学家的影响，而是由于一大批无名的哲学家共同非聚合努力的结果。

哲学的创新不是某个引领者的功劳，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伟大人物的支配地位已让位于众多的小人物。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大众教育的结果，正是文化思想的普及才拓宽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基础。

哲学在英美国家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和专利，当代的哲学史也不再是一部精英的传记，而是由一些统计数据构成。

雷切尔断言，美国哲学真的告别了“上流社会的传统”。

以往的哲学史都是“英雄”或“天才”史，只需要关注少数伟大哲学家及其著作就可以了。

但如果写一部现代哲学史，单个哲学家都要变成一个大背景的陪衬，最多只是众多关注同样问题的哲学家集体的代表，而不再是决定性的人物。

雷切尔这样预言道：“在未来的史学中，单个人的角色就是一个脚注，用来说明散漫的和多样的思想的总趋势和倾向，而历史的主体部分则是由这些趋势和倾向构成。

”[1](P272)雷切尔总结道，最近30年来，体系哲学、系统化、综合分析、整体理解再次成为西方哲学的追求。

但这种追求不同于古典传统的地方就在于，“大哲学家”、“天才哲学家”独自沿着一个纲领、一个方向构造哲学体系成为不可能。

今天的许多哲学体系更像一个个“蚁丘”，而不是一个个“金字塔”。

因为金字塔是按照一个事先确定好的方向或蓝图建造的，而蚁丘是无数无目的、无计划的蚂蚁共同出于自然本能修造的。

大大小小的“蚂蚁”(即“细节哲学工作者”)通过无纲领计划的、非聚合性的、无组织的合作完成了一个大而复杂的“蚁丘”(即“哲学体系”)。

在任何一个哲学研究领域，都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其问题均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要想完全地掌握它们都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

因此，系统化不是在个人的层面，而是在集体的层面。

而这个集体表现为各个思想流派或运动的无计划的、无组织的、非聚合性的合作团队中。

雷切尔把这形象地比喻为，不存在按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建造完成的高速公路，只存在由许多人共同踏出的条条小径。

这些小径呈网状分布，彼此相互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