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
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学号：106293050139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
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
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
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
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
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东亚史研究的著作，曾先后获得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运用社会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各种文献资料（以满铁编写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为主）和实地访问的基础上，通过建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探讨了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有两大特色，一是建构出很多新颖且解释力非常强的概念，如权力文化网络、经纪统治等，下文将会对“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详细分析；特色之二是书中提出了诸多富有洞察力和穿透力的新观点，其中有些甚至推翻了传统的观点。
“权力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是在书的第一章中提出的，但书中并没有直接对这一概念进行说明，而是分别解释了“权力”和“文化网络”。
在杜赞奇看来，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文化网络则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因此，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理解为“承载着权力的文化网络”，即文化网络是权力存在和施展的基础。
“权力文化网络”这一概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包含的内容广泛，超越了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概念，将更多的因素纳入了对政治体系的分析，从而更具解释力。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
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再探——对乡村组织、文化网络与传统权力运作的思考
乡村组织的观点缺 乏足够的 阐述， 关于文化 网络对权威产生的决定作 用的分析则更显单薄 ， 文化网络 对乡村成 员的约束力也难 以经 受纷繁
芜 杂 历 史 现 实 的检 验 。“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能描 述 其 一 ， 权 只 因此 难 以 再 现华 北 乡村 社 会 的 真 实情 景 。 关键词 ： 文化 网络 ； 乡村 组 织 ， 威 ； 教 ； 族 权 宗 宗 中 图 分 类 号 ： ９ ．９ Ｄ６ ３ ７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 章 编 号 ：６ 卜 ５ ６ （ ０ １０ ＿０６ ＿０ １７ ３ ５ ２ １ ）８－ ｏ ２＿ ４
组织与经纪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各种密切联系， 以至于联 系本 线的 见解及 其文化网 络解释华北的村落政治， 可以说失去了根 基”］ 。这样看来， 。序 在华北地区， 以宗族血缘纽带区分政治阵 身能构成文化的网络？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华北农村的各种乡民组织中， 宗族组织和宗教组织是两 个重要方面。因此杜赞奇在书中对华北地区的宗族力量、 宗教力
王兴飞 ， 杨振 东
（ 京 大 学 历史 学 系 ， 京 ２ ０ ９ ） 南 南 １ ０ ３
摘 要 ： 赞 奇 的《 化 、 力 与 国 家 》 书 ， 文 化 的 角 度 上 对 华 北农 村 社 会 进 行研 究 ， 究 方 法颇 具 新 意 。但 对 于 文化 网 络 的 建 立 借 助 杜 文 权 一 从 研
的宗族与牌长姓氏并不一致， 吴姓变为了魏姓， 这种差别的根源 在于杜赞奇对华北乡村族属构成的不了解， 事实上“ 由于华北历
史上多次战乱、 灾荒和移民的巨大影响……后夏寨的李姓、 王姓 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情况 ， 甚至两支王姓内部还存在依附和虚 拟的复杂情况……杜赞奇认为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在内外环境下步履维艰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读《文化、权力与国家》看了这本书。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思想的话，就是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文化结构支撑的权力网络解体，由于缺乏支撑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资源，国家政权建设走入了内卷化的歧途，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导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设成功。
本书有三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内卷化。
一、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深受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影响，福柯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权力，福柯用由知识构成的权力关系来解构世界。
传统中国的权力文化网络是在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主要合法性来源构成的。
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向中，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受到了多重挑战，有西方的船坚利炮造成的民族危亡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怀疑，反省和批判，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颠覆和解构旧有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有国内的在传统士农工商秩序之下置于末端的新型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和以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来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润。
旧有社会文化权力网络逐渐崩解，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逐渐在自发形成。
二、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政权上的现代化。
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原有的秩序逐渐解体，新的政治的民族中国开始了自我建设的历程，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所处的世界环境，内在的有了民族主义的取向。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和论述了政治权威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即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
认为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不同。
传统型统治以政治权威自称的、官员和公民相信的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魅力型统治则以被统治者相信政治权威具有超凡的魅力、品质、才能，从而愿意服从其统治为基础；法理型统治则以政治权威、官员和公民都只对理性的法律负责为基础。
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模式一般要依次经历以上三种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序言“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无褒义，也无贬义。
我将官府借以统治乡村社会的“经纪人”（或称“中介人）分为两类，一类为“保护型经纪”，他代表社区的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该经纪同社区的关系比较密切，社区有点类似于“乡村共同体”，所以，中国读者对此一类型的经纪可能易于理解。
另一类型的经纪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我将其称之为“赢利型经纪”。
但“赢利性”（本意为“企业性”）一词又有积极的和合理性的含义，因此又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类经纪对待乡民的贪婪性、甚至掠夺性。
正因为如此，我有时也称他们为“掠夺型经纪。
”（2）综：新政权面临的新问题：经济的现代化、民族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建设。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10）村民与市场交往并不是建立在栖性村民内部关系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村民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加强、人们以此来提高自己在集市交易中讨价还价的地位。
（13）我要说明的是，市场并不是决定乡村大众交易活动的唯一因素，村民纽带在提供多种服务、促成交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不过，网络模式揭示得更为深刻，它表明，村庄和市场亦村庄和市场亦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下面我将重点分析一下村外联系，它们既不等同于市场体系，但与市场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3）综：集市中心对乡村的婚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是关键作用，乡村的婚姻主要还是人际关系网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人际关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连接起来，为文化网络提供了一种粘合的方式。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在当今社会，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读书作为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也承载着促进国家文化与社会进步的使命。
本文将探讨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报告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读书报告在推动文化权力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权力的定义与意义文化权力是指一种通过文化实践和传播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它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法规中，也通过民间文化活动、文化产业等方式展现。
文化权力的存在可以促进艺术、语言、宗教和传统的交流，从而加强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和认同。
文化权力的发展有助于维护和传承国家的文化特色，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进步。
二、国家读书报告的定义与意义国家读书报告是一种对国民阅读状况进行调查和总结的官方报告。
它通过分析国民阅读的趋势、模式和内容，以及评估阅读的效果和影响，向国家提供关于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参考和建议。
国家读书报告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培养阅读习惯，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它是反映国家文化娱乐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权力的重要指标。
三、读书报告对文化权力的推动作用1. 激发国民的阅读热情与兴趣国家读书报告通过公布全民阅读的情况和推荐优秀书籍，激发了国民的阅读兴趣。
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鼓励，促进了全民的读书热情的提升。
这有助于推动全民阅读的普及与发展，培养国民的阅读习惯，提高文化素养与知识水平。
2. 促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创新国家读书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调查和分析国民阅读的模式和内容，国家可以了解读者的需求与偏好，推动出版社、图书馆和书店等文化产业机构的发展。
同时，国家读书报告也为作家、编辑和出版商提供了参考和指导，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图书作品，促进文学和文化创新。
3. 传承和弘扬国家文化与精神国家读书报告在总结和推荐阅读内容时，通常会关注国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文化，弘扬国家的精神与价值观。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心得笔记摘录权力的文化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教、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括十分广泛。
―――――――――第1页，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到19世纪末期，清朝政府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
尽管理论上（名义上）并非如此，但事实上，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我称这种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营利型经纪，以与另一种类型保护型经纪相区别。
在后一种类型中，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以避免与营利型经纪（村民认为他们多为掠夺者）打交道。
―――――――第24、25页，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我将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这一概念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及其现代化进程。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如同前面讨论过的营利型国家经纪一样，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
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
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书报告本书作者——杜赞奇，是一位印度裔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
本书曾先后荣获1989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本书所引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
《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
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
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文化、权力与国家》在中国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从立足于农村的微观角度分析和阐释了国家政权现代化过程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宏观课题。
本书旨在探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而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更突出的体现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之中。
所以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作者就详细阐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第二、四、五、六章分别从“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
而第三章主要探讨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必然结果——国家政权内卷化。
第七章分析了国家政权是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第八章着重考察了国家政权深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财富、地位、影响力这些因素与村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看，全书采用总分和递进两种逻辑结构相结合的方式。
如：在解释“文化网络”一词时，第一章为总述，而后几章则是通过宗族、宗教等不同方面来阐述“文化网络”在华北乡村中的作用，即分述的方式来组织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
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
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
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
文化、权力与国家_读书报告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
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
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
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
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
走向现代社会的困境——评社会史著作《文化、权利与国家》
制。 “ 国家政权建设 ”就是 随着 １ ９ ０ １ 年清末新政 的摊行 ，国家政权建 设 日益现代化 ，或者从 世袭官僚制转 向合理化官僚制的过程 。作者指 出，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 国家权 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 面的控制逐渐加强 ；二是在现代化 的 民族周家内 ，公民的权利 和义 务也在逐步扩大。在明确 阐述 了 “ 现代 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 ，他把晚清和 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 的实 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 比较 ，指 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 ，又存
一
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 ，不靠 提高 旧的或新增机构的效益 ， 而是靠扩大 旧有 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通过这些理论论证 出中国在进入２ ０ 世纪后 国 家权利 的扩大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 的基础 。对地方权威基础 的侵蚀
部分是文化 网络受到攻击 的一个结果 ， “ 现代化”过程 中的国家政权 完全忽视 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 。其实这就是一个传统社会走 向现 代化 的种种变革和种种矛盾的体现 ，在本书 中通过精辟 的概念 和几个 县乡的史料 ，以小见大的展现了华北乃至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 的道路上 出现的问题 ，用下层 民众的农村生活反 映历史在大变革之际的景象 ， 将 乡村领袖 阶层的转变与『 司 家政权相联系 。在宗教 、乡村领袖 、Ｉ 司 家 干预的作用下呈现 出了普通农民百 姓对现代化生活是否欢迎 ，为什么 会 不欢迎或者欢迎 的问题和答案。从市场体系 、婚姻圈 、 水利组织 、 宗教与祭祀 （ 关帝 、龙王 ） 乡绅 、摊款 、宗族和家庭这些几乎 每个县 都司空见惯 的东西推演 出 “ 政权内卷化 ”、 “ 国家政权建设 ”这些具 有 深度 的理论 ，大到解释历史演变的种种现象 ；小到每几个 乡村都有 特定 的理论概括总结 ， 便于今后其他学者其他区域村庄。 本书也提到并引用了许 多其他海外学者的研究 ，如施坚雅 、黄宗 智 、杨懋 春等人 的理论 ，其 中有相似也 有不同。但可 以看出作 者是对 他们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而这些人也是研究社会史的著名学者，特 别是在华北都有 自己著作 。同是海外研究作 品，我个人认为本 书相 比 于杨懋春的作 品 《 一个 中国村庄一山东台头村 》的理论深度更 强些 ， 更能引人思考 ， 却没有杨 的作品便于理解 。杨懋春 的书偏重叙 述和社 会学方面 ，而且有更多 的实地考察 ，这样的作 品更有利于成为其他学 者准确无 误的引用 。本 书如果作者能够花更多 的时间 ；去更多的村庄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标签：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 “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 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特纳概述“舞台”时说：“社会关系中的体系之间相互依赖，从人口到居住分布、宗教关系、宗教和阶级结构等都极为重要。
《文化、权力与国家》：启示与反思
作者： 把增强
作者机构：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河北石家庄050051
出版物刊名： 学术界
页码： 236-242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8期
主题词：�文化 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 权力的文化网络
摘要：�文化、权力与国家》系杜赞奇的经典之作。
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成为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因由：一是所运用资料的主体与多元并存；二是对所提理论与观点的凝练表达及与他人理论与观点的交流和争锋；三是对农村问题的深刻体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在该书中，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
此外，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
由此着眼，摆脱传统制约，从杜氏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突破中国革命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径。
杜赞奇的_权力文化网络_概念述略
摘要：“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关键词：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特纳概述“舞台”时说：“社会关系中的体系之间相互依赖，从人口到居住分布、宗教关系、宗教和阶级结构等都极为重要。
变迁中的乡土社会的文化与权力
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其中的人际关系具
有温情脉脉的和谐性质。传统乡村则被认为是
家族本位的（ 并以此有别于“ 西方传统” 的个人本
位） 。 儒家学说便是这种现实的反映， 它以“ 拟 家”
“ ， 国”实现了家国一体、 礼法一体、 君父一体、 忠 孝一体。 于是儒家又被视为“ 中国文化” 即中国 人思维方式及行为规则的体现，它所主张的性 善论 、 教化论、 贤人政治、 伦理中心主义等则被
海内外学者 ，都从 中国的乡土社会人手来进行
他们的中国问题研究。 杜赞奇的《 文化 、 权力与
农村经济的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入侵对华北 经济 的影响并未改变这一地 区小农经济的本 质。 也就是说， 这一时期， 在广大的华北地区， 占
据 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依 旧是封建 的小农经
济。但是 ，从２世纪初就开始 的国家权力的扩 ０
“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自然 ， 。 这是一幅相当“ 纯
是植根于质朴的、 原始的乡土文化之中的。 所以， 传统文化是多元的， 儒释道三 中国 它以 教为主体， 同时兼蓄农、 侠等九流。 墨、 儒家思想成 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 核心， 又不排斥其他的思想观 点。 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在民间表现得最为突出。 杜赞奇便是从民间文化的多种样态上来理
看作是中国特色之源。
用。 在以下的评介中， 笔者将以杜赞奇的“ 权力
的文化网络” 为主线 ， 来展开论述。 二、 乡土中国的文化与权力 “ 权力的文化网络” 是杜赞奇颇为得意的一
杜赞奇认为， 长期以来， 中国传统的统治方
式严重依赖文化网络， ０ 而２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 则试图抛开根深蒂固的文化网络 ， 最终导致一个 变形的乡村权力结构的产生。 士绅逐渐淡出乡村
解文化这个概念的。杜赞奇认为，在中国乡村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
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
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
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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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学号：106293050139
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毋庸置疑，杜赞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初步接触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是在大二的时候上我们学院莫金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解读》，时候对它有的只是一个懵懂的表面概念。
现在读来，《文化、权力与国家》作为一本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书，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恐怕理解和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
所谓后现代主义研究，依我浅显的理解，就是把过去发生过的史实和相关研究统统作为一个客观对象加以解读。
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者要能够跳出现代学术研究话语的束缚。
直到后来，拿去和莫教授请教，才感觉有了一点眉目。
这本书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比，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和最后的解读结论不同，甚至有些地方完全相反。
黄宗智想解答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在出现商品分化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经营道路；而杜赞奇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乡村社会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中国革命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前者研究的进路是内部式的，即向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寻求主导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之道；后者的进路则是外部式的，即从中国政权由传统到现代的演进视角，来考察西方冲击而引起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到底对中国乡
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后果。
我觉得杜赞奇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方面存在缺陷，过分强调集市作用而忽视了宗教、宗族等文化纽带，村庄研究模式则过分强调村庄封闭性而忽视了跨村庄组织的作用，所以村庄和市场都不能满足乡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需要。
在这一既有研究基础之上，杜赞奇借用文化象征概念，创造了一个“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这一概念指的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考察国家权力是如何一步步侵入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而企图建立现代意义国家政权的。
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不是完全与国家意志相统一的儒家世界，它的权威精英既不是上层文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某种观念化的固定集团所创造的结果。
“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
”（P29）也就是说，乡村社会与上层儒家世界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在晚清社会中的地方精英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由于地方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产物，他们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但是总体来说是偏向于保护地方农民的。
用杜赞奇所用的一个词来说，那时侯的地方精英属于一种“保护性经纪”。
但是现代国家在向乡村社会的渗透过程中，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汲取能力而忽视乡村文化网络的自身特性，导致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不堪忍受现代国家所强加给他们的种种任务而被迫离开。
而现代国家又无法建立起属于自己一套的现代化基层行政机构，只能继续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残余力量加以维持。
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传统乡村精英远离领导岗位，而让一些只知道投机取巧同时又无恶不作的人制造了机会。
于是，原来介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保护性经纪”最终被“赢利型经济”取代，乡村成了“土豪、恶霸、劣绅”的天下。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这种政权建设虽然保证了税收等问题，但是却同时伴随着更为致命的合法性流失。
我认为杜赞奇完全从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对中国革命起源做出了另一种相反的解释：中国国家政权在西方冲击下必须进行政治建设，但随政治建设而来的内卷化使得乡村领导“劣质化”，从而激化了中国农民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政治动员提供了发挥余地。
后来问莫教授探讨了一下，他也只是说中国革命的起源本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一点，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我还是一头雾水。
另外，杜赞奇在使用文化网络概念时，仅仅指出了它的内涵，但是并没有指出外延。
在有多关于这方面的叙述中，感觉他把国家权力涵盖在了文化网络之中，在有的地方又把
国家权力放在了文化网络之外。
也许，我觉得在历史实际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当然是无法截然分割的，但是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应该有其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我还有一个感悟，就是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地域空间在权力实践中经过转化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也是本文所极力想要达致的目标，所以地域空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文中着笔不少。
在我看来，就权力实践的正当性而言，地域空间在其间所产生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
结合《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市场在乡村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杜赞奇并没有忽视市场所产生的作用。
市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跨村落的交易所产生的作用。
对于流动性小的乡村社会而言，流动交易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止于交易本身，其象征意义也是巨大的，这在杜赞奇的论述中有过分析；第二，20世纪的30年代，城市居地主大量产生了。
这些地主在乡村社会拥有大量的土地，但人却居住在城市社会中。
他们通过一些中介来对乡村社会的事务进行干预，这些中介一般也就与城市地主有些关系的人物；第三，士绅阶层一般也住在城市之中，但他对乡村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乡村的精英阶层、领袖人物，如果具有空间流动的经历，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声望影响。
在处理乡村事务之时，他们的这些经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这一切，与中国乡土
社会的固有特征以及20世纪以来的城乡流动的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乡土”，依我浅显的理解，本身就是指一个特定的空间。
同时，在这一“乡土”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这一空间形态之上，所有中国社会的特点都生长出来的。
可以说，乡土社会的本色就是“乡土”，也就是“乡土本色”。
然而乡土社会不会流动，原因不外乎于：1，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太远；2，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方便合作；3，为了安全，人多容易保护；4，在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之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一代一代积累下来，形成为相当大的部落。
因而，乡土社会是静止的，不流动的！
总的来说，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很多观点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分析！大致的读了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感觉对自己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个很大的帮助，感悟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