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因果学说与安身立命之道

佛家因果学说与安身立命之道

【摘要】中国百姓日用之赏善罚恶原则，与佛教因果有密切渊源。明朝居士袁了凡之《了凡四训》，即紧依佛家因果，并以生命阅历为证，宣扬为善以立命之说。文章指明，其行善改过并以之为安身立命之道，此学说于民间伦理中大有作为，对当今社会亦有极大补益之功。

【关键字】了凡；因果；安身立命

人是有作恶权利的。一些恶行，往往还可以避开众人眼目，给人带来现实利处。但问题在于，放眼四周，为什么还有人积极为善，哪怕无人监察，哪怕会牺牲近前利益？若持此问，求一中国普通百姓，他会告诉你：倘若作恶，是要遭报应的。哪怕无人闻见，头上三尺有神明，逃得掉吗？

普通百姓心中“神佑鬼惩”的观念，可以说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兼而有之。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受佛教因果学说的影响则太过明显。佛教之因果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多给百姓以“敬畏感”，从而促其戒恶向善。从这层意义上讲，佛教因果学说在维系民间伦理之底线上，功莫大焉。

佛教因果学说，系贯穿三藏十二部之宗纲，本身繁复庞杂、精深博大。其主要精髓，约而言之为：从宇宙万有之生灭变化，至主体境遇之苦乐顺逆，皆贯穿因果规律。所谓有因必有果，造业必受报。中国人不难将这套理论加以消化。乃至以真切可感、简单易懂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八字，扼其主旨，而使之深入人心。可见

中国佛教的民间面向性以及普通百姓的生存智慧。

上文已经说明，佛教因果学说在民间伦理中的地位，实为重要。而其作用方式，则需细加辨析。因为，其实因果学说本身，就饱含张力，乃至完全可以从两条截然不同的向度加以解释。

第一种解读为，既然今生今世之种种，皆为前世姻缘造化，想必注定，妄自作为也是无益。第二种为，既然自因自果，自作自受，那么无论当下之境遇为何，只要积善行德，便可获福，今生之境遇想必改观。笔者将这两种解释路径归为“命运”与“运命”（操控、运作生命）的分别。中国人如何弥合佛学之因果学说中“命运”与“运命”之间的张力，这诚然是需要深加思考的事情。

中国人信“命”。“命”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极有大军压境之势，让人无力改观。就连孔夫子本人，也会感叹“文不在兹乎”[1]。所以，懂得认命，这里有一种很深刻的中国智慧。但于生活面前，种种现实经验又告诉我们，苍茫人世，个体虽卑微，但又绝非毫无作为可言。总有很多例证，刺激我们相信，只要努力，很多理想之中的美好，亦有可能实现。即或许，可能通过“运命”，进而“转命”。

中国传统不乏“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之气概，“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之追求。权衡之中，自然不失对因果学说第二条解释维度的拾起与倚重。即重视自身作为，数可改，运可转，命可变。

其实，在中国百姓的头脑里，“认命”与“运命”倒也真无实质冲突，反而相得益彰。认命，为生活提供一个基点，安抚人心，不

至于使人为当下所经受之苦境而抱怨颓靡。运命，为人生之奋进提供动力及勇气。由此，生活就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如俗话所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由此，因果学说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促人“有为”之学说。

接下来，就遇到一个实践论的问题。做什么，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使之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古书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2]。《易经》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3]。也就是说，中国自古即有行善得佑的思想传承。直至佛教传入，因果学说遍行，以行善积德来谋福求祉之事，就有了更易把握、更深得人心的理论依据，这种“运命”逻辑在民间才真正普及到深广程度。

这种行善运命的逻辑，催生不少劝善之书。而众多劝善之书，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逻辑。若论众劝善书中之杰作，当属《了凡四训》无疑。其成书以后，历来影响不减。

《四训》书中，了凡先生回顾一生。其自身，便经历了由“认命”到“运命”，进而“转命”的过程。早年，他被一孔姓先生算定一生，几经验证，分毫不爽。于是感悟“进退有命，迟速有时”[4]，从而“澹然无求矣”。

但后来，了凡先生入南京栖霞寺见云谷法会禅师，谈及命数以及自身之经历时，却被禅师斥为凡夫。从而听闻法会禅师，得受“命自我作，福自己求”之学问。从此，以此践行，生命轨迹不再似孔姓先生算定之种，而得以大转。可谓“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

女，求长寿得长寿”[5]。

了凡先生于年六十有九总结一生，戒于子女，言“立命之道”。立命之道，即为“改过”，“积善”，“谦德”。改过有机，其机在心，即须发“耻心”、“畏心”、“勇心”三种心。更需于“理上”改过，“心上”改过，而非仅在“事上”改。积善有纲，纲分十目：“与人为善”、“爱敬存心”、“成人之美”、“劝人为善”、“救人危急”、“兴建大利”、“舍财作福”、“护持正法”、“敬重尊长”、“爱惜物命”。谦德，为虚心屈己，戒有骄矜之气，不可薄视一切。

以上种种细目，皆极具生活性，方便把握，易于操行。体现民间伦理之色彩。又难得为了凡先生现身说法，以自身之经历为证，以佛法因果报应为依，说明以积善行德来改变命数之法，真实不虚。这里还需强调两点。一、虽然了凡先生也讲“立命之学”，讲究内在德性培育（例如改过、谦德）。但此立命，绝非儒家式的“挺立道德主体”（牟宗三语），即不是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格调、气度，而仅是为谋得福报。其讲究德性培育，做善事，克己过，也仅是为了作为谋得福报的一种保障。书中，了凡先生与禅师谈论孟子“求则得之”之言。了凡先生认为：“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而禅师则讲，无论道德仁义，抑或功名富贵，均能求而得之。可见，其立命之道，偏离儒家式“君子学问”甚远，而是另一种求福得祉的“百姓之说”。

二、佛家因果，可分现法果、等流果、异熟果以及增上果等。这是覆盖生生世世，有无限缘起之意味的整套复杂系统。而中国百姓，

仿佛更偏好现世果，即将视域拉回到今生，满足于今生做好事，今生得回报。至于往世之种种，往往悬而不论。了凡先生得领“命自我作，福自己求”[6]之道，旋即立下求功名子嗣之愿望，这很能反映现世面向的问题。以上两点，均深合李泽厚先生所总结的中国传统思维具有浓重“实用理性”之倾向。

《了凡四训》既蕴含佛法妙理，又难得为作者现身说法，可谓字字肺腑、句句妙药。故此书自明末直至民初，一再刊刻，流传广远，历久不衰。其教化之功甚伟。清末民初之印光大师对之推崇至极。据说清末名将曾国藩也将此书示与子女，要求读上三百遍。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其实，哪怕将此书放在今天来看，对于当今之社会，亦有很好的教化之功。因为，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资源。人们日常生活之实践，常处于一种无规矩可循的状态。究其深层原因，就是缺乏一种伦理生活的内在精神保障机制。其实，因果学说，便可提供如此保障机制，供人以畏感，立人以规矩。如此，《了凡四训》对于梳理民间价值信仰以及底线标准之意义，还值得反思与挖掘。

【注释】

[1] 孔子.论语[m].张燕缨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1.

[2] 慕平译注.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1.

[3]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1.

[4] 袁了凡.了凡四训[m].商荣徐敏评注.北京：中华书

局.20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