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侧重保护劳动者

1、劳动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侧重保护劳动者。

有人认为，既然法律追求的是平等，那么作为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应处在同等水平予以保护。

前面已经分析过，劳动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资本的巨大支配力很容易把劳动者变成它的附属。

要保护劳动者，使其获得有尊严的劳动，就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来弥补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因此，侧重保护劳动者是劳动法与生俱来的使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保护资本者或经营者的利益，一方面，劳动法的制度设计也是为了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的利益，劳动法也规定了劳动者的许多义务；另一方面，资本者或经营者的利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法律得到保护，如物权法、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等等。

2、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相结合，以强制性规范为主。

劳动法大多属于强制性规范，尤其是劳动基准法，它是国家对用人单位设定的义务，用人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不能降低标准，只能在最低标准之上给予劳动者更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福利待遇。

即使是调整劳动合同关系的任意性规范，也与调整一般民事合同关系的任意性规范不同。

例如，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合同自由原则既要受法定劳动基准的限制，还要受集体合同的限制，凡是与法律相冲突或低于集体合同标准的条款都无效。

从这一特征也可看出，劳动法不属于以意思自治为核心理念的私法，而是典型的社会法。

3、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统一。

一般而言，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有一定的实体法，就有与之对应的程序法，例如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劳动法则不然，其本身既有实体性法律规范，也有程序性法律规范，这是由劳动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由于劳动争议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劳动争议的解决程序也有不同于普通民事纠纷和商事仲裁的特点，因此必须专门做出规定，这就使得劳动法既有实体法的内容又有程序法的内容。

2、一、哲理价值：《劳动合同法》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的新理念《劳动合同法》的哲理价值在于，通过对劳动者的保护，体现了人文关怀、实际上强调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从而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的新理念。

改革开放前，工具理性在我国没有地位；改革开放后，又逐渐出现了工具理性统治一切的局面。

虽然哲学界已经开始就过分强调工具理性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出现了许多探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或科学主义）和价值理性（人文理性或人文主义）关系的论文，科技伦理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工具理性至上的理念在其他领域仍然没有得到反思，特别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

这次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充分反映了工具理性的强势。

实际上，工具理性有利有弊，既不能过分推崇、搞工具理性至上，也不能过分排斥、否认其积极意义。

一方面，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若不借助工具理性的力量，任何完美的社会和人生理想，都只能是乌托邦。

但是，工具理性又有压抑人的个性化思想和生活丰富性以及缺乏批判精神的消极作用。

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西方现代化在带给人类社会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和丰富多彩的精神享受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社会制度以及价值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与伤害。

另一方面，过分排斥工具理性既影响发展，又可能带来灾难。

中国传统文化过分排斥工具理性，导致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姗姗来迟。

同样，价值理性也有利有弊。

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但价值理性经常是不理性的，而且越是把行动的价值提高到绝对价值便越不会顾及行为的结果，因而便越不理性。

因此，应该正确处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互关系，坚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共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福祉地增进。

二、经济学价值：《劳动合同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劳动合同法》的经济学价值在于，通过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保证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而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指导原则的经济理论依据是劳动价值论。

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目前，主流经济学基于效应价值论，反对劳动价值论，以稀缺性确定价值。

而我国经济学界又过分强调资本的稀缺性，于是部分学者得出了企业养活劳动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

商品价值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交换价值由社会一般劳动决定、使用价值由商品的自然属性决定。

劳动分为重复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前者创造的价值只能补偿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维持简单再生产，后者才创造剩余价值、实现扩大再生产。

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技术（工程技术）创新和制度（管理技术或社会工程）创新，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是技术和制度创新。

由于涉及劳动价值论，我们不得不回到斯密和马克思。

实际上，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创始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鼻祖斯密，而马克思只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始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斯密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是一致的。

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学已经抛弃了劳动价值论，我国经济学界也正在抛弃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完善了劳动价值论，但由于没有区分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结果得出了工人的重复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结论，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致使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也抛弃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概念而代之以效用概念。

其实，效用理论纯粹是个误区，是对现实的一种扭曲反映。

效用理论依靠的是一种主观感觉，忽视了浪费和劳动价值，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比如，不管是否饥饿，食物的效用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是相同的（饥饿时食物效用大的观点是反科学的）；再比如空气没有货币价值是因为空气的取得不需要劳动，因此没有交换价值。

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创造性劳动（技术和制度创新）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可以说明全部经济现象、包括经济波动现象。

观察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我们不难发现，需求推动了工具的产生与发展，工具的产生与发展又不断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自然条件有差别的产物，适农则农，适牧则牧；分工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使自然条件得以充分利用。

第二次社会分工是劳动力剩余和人的技能差别的产物，适农牧则农牧，适工则工；分工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使剩余劳动力得以利用、人的特长得以充分发挥。

劳动工具和社会分工从不同角度节约劳动时间，工具的改进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节约个体的劳动时间；劳动的分工提高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节约整体的劳动时间，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劳动工具的改进和社会分工的产生与发展，是剩余产品的源泉。

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中，劳动者工资的一部分，通过储蓄转化为金融资本，从而投入了扩大再生产；另一部分在提高物质消费水平的同时，用于教育培训。

而教育和培训是使过去科学技术知识推广普及，也就是说，是用已有科技充实劳动者，从而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活劳动质量，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促进经济增长。

可见，作为创造性劳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创新（首先是劳动工具和社会分工）是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

既然经济增长源于创造性劳动，而活劳动（劳动力）和物化劳动（资本）的结合不过是创造性劳动成果（剩余价值）的实现方式，自然不存在企业养活劳动者的问题，双方也自然应该分享剩余价值。

因此，经济发展成果不应该资本独享，而应该双方共享。

三、法学价值：《劳动合同法》彰显了矫正正义这一社会法理念《劳动合同法》的法学价值在于，通过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彰显了矫正正义这一社会法的理念。

这一区别于民法的理念，对于法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法的基本理念是社会正义，但民法与社会法的具体理念有所不同。

诺齐克把社会正义分为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

他认为，对于不正义的结果，应该根据“正义的历史原则”予以矫正。

显然，这种矫正的正义属于事后的救济。

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实体法只要保证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即可。

但社会法具有特殊性，就其调整领域来说，民法的平等主体假设是不成立的。

因此，需要事前的救济，即在实体法中直接体现矫正正义。

因此，社会法的理念是矫正正义。

作为社会法组成部分的劳动法的理念自然也应该是矫正正义，这是由劳动关系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由于市场地位不平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居于支配地位）、信息不对称（企业占有信息优势）和管理关系的不平等性，劳资双方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需要劳动立法加以矫正。

由于劳动者（雇员）与用人单位（雇主）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劳动法的核心内容是矫正劳动关系双方的不平等。

《劳动合同法》作为《劳动法》的子法，自然应该坚持矫正正义这一理念。

在劳动关系问题上，坚持矫正正义就是坚持社会正义。

（刘诚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摘要：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它具有维权、协调、解雇保护和维护稳定等功能。

充分发挥这些功能将会有利于我国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劳动法；功能和谐一、劳动法的概念探析劳动法是一个有多种含义的概念。

在外国劳动法和劳动法学中，德国的学者和专家认为劳动法是与劳动有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与雇佣劳动相关的全部法律原则和规则，大致和工业法相同。

它规定的是雇佣合同和劳动或工业关系法律方面的问题。

”史尚宽在其《劳动法原论》中把劳动法定义为“劳动法为关系劳动之法。

详言之，劳动法为规范劳动关系及其附随一切关系之法律制度之全体。

”日本劳动法是调整雇佣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种雇佣关系在日本经济学中被称为劳资关系，是指劳动者受雇主雇用，并在其指挥下从事劳动者的被动性劳动关系。

我国劳动法的概念实际上是借鉴国外的经验而下的。

劳动法是指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

关于劳动法概念，我们要明确几点：第一，劳动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而产生的法律部门。

第二，劳动法与民法理关系密切，它是从民法中分离出来的法律部门。

它与工厂立法亦有密切联系，它也是由工厂立法逐步发展而来的。

第三，它是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一个独国立的法律部门。

二、劳动法的功能1、协调功能。

劳动法的调整方法不同于民法的私人主体意思自治，也不同于传统劳动法的行政指令管理，它是国家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在调整重心上平等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突出重点保护；在权利义务的设定上通过立法确立基准，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加以具体化来实现；在责任追究上综合采用民事、行政、刑事三种责任模式，强化对职业劳动关系的保护。

劳动法的发展历史展现的就是国家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三方不断博弈、妥协的过程。

劳动法诞生于人类社会完成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19世纪初叶，在此之前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各国曾制定了很多劳动法规，但这种劳动法规不是为了保护劳动者，而是迫使劳动者进入工厂成为廉价劳动力，并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从而使资本获取高额利润。

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逐渐开展了有组织的运动并组成工会，这也就形成了社会力量。

工人的斗争，社会力量的作用使资本家妥协，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开始积极地进行立法，并以英国1802年的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为开端，诞生了劳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