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有感

读《菊与刀》有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的政策很明确，而对于不属于西方国家文化圈的日本则仍有问题需要研究，于是美国政府便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菊与刀》这本书就是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的成果。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民族性格的总结，正如书名一样，日本人的性格充满了矛盾。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则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以此为书名来寓示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由于日本文化的矛盾双重性，加上翻译的问题，所以在阅读《菊与刀》时，难免感到吃力。以下我将对《菊与刀》的内容做一个浅显的介绍。

本书第一章作者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背景出发，首先阐述了研究日本的种种困难，再者详细描写了他研究日本这一民族所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应具备的精神和态度，最后说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的生活方式以及日本人如何成为日本民族。而第二章则是向读者展现战争中的日本人是怎么样的，这一章作者主要将日本与美国进行比较，比较涉及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对战

争正义性的认识，寄托胜利的基础、对天皇的政府的态度，兵员损耗、不投降主义和被俘虏后的行为。第三章作者以美国平等自由作为对立面，讲述了渗透在日本各个领域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并与中国的封建等级作比较。第四章讲的是日本通过政变实现王政复古，由武士与商人联盟拥护上网明治政府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政治、宗教、经济三个方面，且在改革中仍保留着等级制。

从第五章开始，作者便从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格解剖出日本人的特点，分别是第五章讲日本人对“恩”的认识，负恩是日本人和日本社会的重要内容，并对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产生重大影响。而第六章则是“负恩”的另一面“报恩”，日本的报恩类别很多，在这一章中，作者用了极重的笔墨以及引用了多个例子叙述“孝”和“忠”，可见忠孝是日本极为重要的民族性格。而第七章和第八章则阐述日本的“义理”，义理是姻亲的义务，是武士对主君的忠，是对自身荣誉的维护，义理是有止境的报答，且举了近代战争的例子来论述义理的两面性。第十章里日本人的“人情”观表明在日本人眼里享乐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并不是相对立的，进而，世界也并非善与恶的战场。

而第十一章中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耻辱感在日本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甚至被日本人纳入他们的道德体系,它使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所以,日本人对于恩惠和侮辱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可谓“睚眦必报”。他们爱惜名

分,履行对自己名分的其他多种义务。因而,对于别人的诽谤和侮辱进行或者选择报复,或者选择自杀,其他的非极端做法恐怕都难以淡然处之。第十二章中从日本人的儿童教养中可以理解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这种育儿模式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在幼儿时他们过着自由骄纵的生活，此后接受各种训练，但是始终保持着对“不知耻”年代的欢乐的记忆，承认“人情”就是回复到幼时的经验，在成年期的“自由领域”内，他们又重新体验幼年时代。正是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了日本人人生观的矛盾性。

从这本书中科看出，日本是一个很保守的民族，但同时又是好学。正如同在近代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各项制度，在大化时期的日本也想当时高度文明的中国学习了大量的文明，同时也引进中国儒家道德体系中得“忠”和“孝”，但被儒家捧为最高准则的“仁”却为日本道德体系所摒弃，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所以，下面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这里有几个问题：什么是仁？为什么仁是中国儒家道德体系的最高准则？为什么日本尚“忠”尚“孝”却不尚仁？

仁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字源学上看,仁字指人与人之间相依相耦的关系。它要求人们以人为人,相亲相爱,反映了人对自身的觉醒,对人类的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包含几个方面。

在儒学史上,对“仁”最为著名的定义当首推孔子的“爱人”之说了,仁就是人类的同类之爱,一种普遍的同情心,它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

孔子关于“仁”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忠恕之道”。这是儒家仁性学说在社会层面的应用,也是“亲情”原则的进一步推广与发展。关于忠恕的含义,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它们是以仁推己及人的两个方面。“推已及人”隐含着一个逻辑的理论前提,即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善良的本性。

在先秦儒学史上,孟子以“推爱”观念完善、发展了孔子的仁义理论。他强调人应本于“爱亲”而具广泛的爱心,力图用“推爱”把“亲”、“民”、“物”三者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实现人类社会、自然界以及二者之间和谐、协调和美满发展。“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它孕含着“人民主体”的思想。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大化改新时，日本引进了中国儒家“忠”、“孝”的同时，也引进了，也吸收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但圣德太子在引进的同时，将五常的次序重新排列，原本排在第一位的“仁”被“德”所替代,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次序被重新排列为“仁、礼、信、义、智”,“礼”和“信”被提升到“义”“智”之前,虽然如此，但“仁”依然居于前位。可见，在儒家纲常传入日本之时，仁仍为日本社会所接受。但为何后来逐渐被摒弃了呢？

《菊与刀》中提到“仁”是在第六章报恩于万一。如作者所看，

日本的“义务”与“义理”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道德成为绝对性的东西，但中国则不是，中国的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便是仁，就像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孟子所说的仁政。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而日本则不然，中国提倡仁，而日本则坚持“义理”，在中国，如果君主不仁，则人民可以揭竿而起，所以孟子提倡民贵君轻，所以中国多次改朝换代，但是这种情况在日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义理”就是对主君的“忠”，所以日本的王室存在至今。再者，中国人讲宽恕之道，而日本为实现自身名誉的“义理”而进行复仇，即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里就可以体现日本民族性格的矛盾了。中国儒家提倡“爱人”，而日本则始终坚定不移地固定等级制，为维护等级制，日本的统治者在吸收中国道德时便自然地慢慢把具有民本思想的“仁”思想舍弃，普通百姓也只需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随着时间的推进，“仁”被彻底排斥在日本人伦理体系之外，使仁成为分外的事，不必须如此。在日本，“行仁义”还有一种法律范围以外的含义，即是在流氓地痞之中通用的道德标准。如同本尼迪克特所说“日本人就是这样全部篡改中国体系中最重要的德目，而且没有其他足以代替”仁“来制约“义务”的德目。所以，在日本的道德体系中，“忠”与“孝”成为最高准则，而“仁”则被摒弃了。

以上便是我在看完此书后对中日关于“仁”的一些探讨。在这本《菊与刀》中，我渐渐明白了日本为何能从一个小岛国慢慢变成一个强国，也了解了日本为何在二战结束后，仍不直视战争的失败，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