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变与启示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变与启示城市规划由物质空间而始，最终是服务于人的。

西方在百年城镇化进程中，规划理论也同样经过了百年思考与创新；中国的城镇化用三十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路，所做的甚多，沉心静思则相对较少。

在中国城市缓速、提质、增效的背景下，不妨回顾一下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道路，以史为鉴，集思以助远行。

从田园城到和谐城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大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与现代城市规划所秉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1]（仇保兴，2005）完全吻合。

“五个统筹”的核心在城市[2]（仇保兴，2006），和谐城市是落实这两大战略思想的重要载体，也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注入“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美好城市愿景、科学理性的新精神以及规划实践的新方式。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实践，西方城市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正处于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的中国，要自我完善、后发超越，就需要对之进行了解。

1890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这标志着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100多年来建设美好城市的发展基调与奋斗目标[3](吴志强，1999)。

国内已有不同学者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整理、引荐与分析（吴志强，2000；周岚，2001；方澜等，2002；仇保兴，2003；王凯，2003；李强等，2004；张京祥，2005；曹康顾朝林，2005；曹康吴丽娅，2005；丁宇，2005；左慧敏，2005；李健宁越敏，2006）[4-15]，以求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建设与工作实践等提供借鉴与启迪，在此不予细数。

从田园城到和谐城，是一次“新的升华”，本文冀望从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这一视角切入，在和谐城市的目标导引与政策语境下，通过对西方百年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梳理，探寻中国城市规划当前和今后可以有何作为、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城市规划功能取向：为人？为地？为人？为地？是张庭伟教授在其《21世纪的城市规划:从美国看中国》[16]一文提出的一对问题。

文中，他将规划师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实践，归纳为两个基本方向：第一，改善城市的用地布局和物质环境，即改善对“地”的使用。

第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社会的素质，即改善“人”的状况。

他以美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例证分析。

最后指出，这场为“人”还是为“地”的争论，仍在继续，并将被带入21世纪，这关乎规划师的社会职责和社会使命的讨论。

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城市，城市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17]。

在此，笔者将张庭伟教授所提的“人”，界定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群体, 具有社会与经济双重属性，“地”则是指容纳一定社会群体聚集的物质环境空间。

“为人？为地？”这关系到城市的基本功能取向。

我们从几组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给出的定义，来看其中是怎么描述“人”与“地”的。

规划作为一项普遍活动，是指编制一个有条理的行动顺序，使预定目标得以实现，就城市和区域而言，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规划是一个连续的过程[18]（P.霍尔，1975）；在城市或者镇、区的层次上，致力于组织与人的需求相一致的、和睦共处的空间秩序[19]（G.阿尔伯斯，1988）；规划是把知识应用于实践来改良社会(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 。

如果把城市认定为一个空间范畴，那么城市规划，就是对空间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达到这项空间目标过程中时间上的制导了[4]。

（吴志强，2000）。

上述定义中，对“人”与“地”，语义上互有侧重，虽未明确“谁先谁后，谁主谁次”，但确立了“人”与“地”两个核心要素，阐释了城市规划是协调人的需求与空间利用之间关系的一种活动。

如果将“人”与“地”构成的协调关系继续细化，可以得到3种基本关系类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地”与“地”的空间关系；“人”与“地”的社会－空间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不同社会群体因其社会、经济地位在城市中占有不同生态位而形成的关系。

“地”与“地”之间的空间关系，表现为区位与布局关系，区位论是揭示这种关系的基本原理。

“人”与“地”的社会－空间关系，是一种空间与社会相互建构、相互融合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特定社会群体与所处自然环境的作用关系，可从城市意象、生态足迹、人居适宜性等指标描述。

这3组关系基本包括了城市规划的工作对象问题，对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也是一种细化，在此，将其作为全文研究起点与下文的分析框架。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由物质性到社会性本文选取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诞生（1889）至千年世纪转折（2000）年作为研究时段，主要参照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一文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核心词语的引荐（见注释1），同时参照如下文献进行核对与补充，通过核心词在所阅文献中对其影响作用大小与摘引介绍频度比较，选取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进程中的40个重要程度与认知程度较高的理论，作为本文梳理的研究案例。

同时，采用吴志强《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导读》中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划分为6个时段（划分方法见注释2），从而搭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对象＋时段”的分析框架。

主要选择的来源：①《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②《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20]③《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10]④《城市社会学文选》[21]⑤《City Reader》[22]⑥《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23]⑦《Readings in Urban Theory》[24]⑧《Classic Readings in Urban Planning》[25]⑨参考文献4-15。

基于上文三种“人”与“地”构成的关系类型，根据文献编著者或译者对所选城市规划理论与事件主要内容、观点介绍与评价及自己搜集的辅助信息，按照各个理论与事件在三种关系上所具有得不同偏重（如关注视角、解决方法与落实途径等）进行判断，划分为①物质性规划主线型；②社会性规划主线型；③物质－社会兼容型三种类型。

将理论与事件按照发生时间次序排列，从而得到按规划的物质性与社会性功能划分的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类型演变表（见表1）。

受对部分理论与事件原始资料和背景资料所获取的有限性和间接性等限制，所划分类型仍需进一步深入完善，主要希望用来反映西方城市规划演变的大致趋势。

表1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类型演变表表1中，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不同类型分布的数量看，物质性主线型有21个，为最多，社会性主线型13个，物质－社会兼容型只有6个。

这表明西方城市规划在物质性功能方面是有深厚积累的，涉及美学、技术、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生态等不同维度的研究与实践认知。

但从三种类型规划的演变的横向比较看，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

1960年前，城市规划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物质空间决定论，城市规划是从城市的物质形体环境或城市形态角度来审视城市，并去规划、设计城市，期望通过城市物质环境建设来改良社会。

Sitte提出的城市空间的视觉艺术原则的形态布局；T. Garnier的工业城市、Le Corbusier的当代城市与F. L. Wright的广亩城市，都是将现代技术手段引入城市规划，来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发展构想；随后《雅典宪章》确立的功能空间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W.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与C.Perry的邻里单位，则是对宏观区域结构以及微观社区结构的空间关系研究；而战后卫星城、新城建设、城市更新运动则延续了这种物质性规划的繁荣，可见这段时间西方对“地”与“地”的空间关系认识较深，实际应用也较普遍，另两种类型的关系尚未引起规划师们的足够关注。

正如众所周知的，1961年，Jane Jacobs对那种重物质、轻社会的城市规划给城市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尖锐批判。

这使西方规划人开始反思先前种种所为，也拉开了西方城市规划的功能重心由物质性逐步向社会性倾斜的序幕。

1960年代后，对城市物质性的研究有所减少，对其社会性的研究大增。

规划的社会性功能不断被强化，这涉及规划师自身角色，以及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诸如阶级、种族、性别、公众参与等不同层面的社会问题。

伴随着后现代多元文化、新自由主义思潮，从对工具理性（表现为精英主义、技术崇拜、功能理性等）的否定，进而转向推崇交往理性等种种外部语境的变化，渐进规划、倡导规划、行动规划等被逐一提出并风行。

社会性的规划不断推陈出新，1990年代相继出现沟通规划、合作规划等新的规划模式。

在此，规划功能的社会性一面占据上风。

从“精英主义－空间蓝图”到“多元利益－折衷方案”，西方规划似乎完成了一种从物质空间设计到社会关系协调的功能革新，这种变化进一步影响到规划手段、方法、内容, 并具体体现在规划理论、方法、价值观、规划成果、规划教育等方面。

通过对近百年40个规划理论与事件的梳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大特征是，西方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重心发生偏移，从物质空间转向社会关系，而且，物质性的规划与社会性的规划，并非同步发展，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每一种规划理论均存在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规划理论的发展路径？有学者指出，1990年代以来，将狭窄的物质规划问题推广到更广泛的物质建设的社会含义已成为一种方向[17]（张庭伟，2001）。

这种“泛化”，是否意味着规划的“繁华”呢？众多留学国外的中国学者，结合自身感受给出了见解。

张庭伟教授以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为例认为，近30 年来美国的规划理论偏重城市的社会性一面，较多讨论作为“生产关系”的政治问题，只是一个表象。

本质是引发各界对曾遭到忽视的城市非物质性一面及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

也许“矫枉”有“过正”之虞，但这客观上确实促进了规划学科的进步。

（张庭伟，2001）梁鹤年教授则指出，在欧美(尤其是北美) ，规划的社会地位仍未被重视，且有日益下降的趋势。

其中原因是什么？他指出，问题出在规划自身，社会给规划的使命，是处理“城市环境”，但这几十年，规划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路线，偏偏是要处理社会，处理经济，处理政治，唯独没有好好处理“环境”，并告诫中国规划不要误入歧途[26]。

（梁鹤年，2001）吴志强教授在《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一文中谈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从理想主义起步，经历理性主义的丰富和完善，走向了更广阔的社学科学领域，但今日城市规划学科却面临核心理论空心化、理论创新惰性化、研究阵地孤立化的危机。

这些问题可能是一个发展门槛和瓶颈，不一定是城市规划最终趋势，但中国城市规划界不能盲目追随国际学界的动态热点，漂移性地展开工作，如此对自己将是弊多利少[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