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_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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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

锦标赛机制、治理模式转型与改革进路作者:程永林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02期〔摘要〕目前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激励机制仍然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也是导致政府治理模式日渐异化为趋利性政府甚至公司化政府的重要诱因。

由于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干预和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其弊端和危害与日俱增。

当前正处于改革政府治理模式的转折点,如果一味强调维稳不仅会日益抬高问题的治理成本,而且可能会错失改革的机会窗口。

在沉淀了师从苏联与欧美发展模式的有益养分与体制痼疾之后,中国既需要继续实行带有试验主义性质的增量改革模式,更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厘清改革的战略目标模式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减少发展中的随机性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

否则,当前的经济转型和政府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严峻挑战,在中长期内会导致中国陷入越来越严重的治理困境甚至转型危机。

〔关键词〕锦标赛机制;经济治理模式;政府治理;转型危机〔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034-05〔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课题(2012M511016);教育部社科青年课题(12YJC63000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作者简介〕程永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广州510420。

一、问题的提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领域从制度、结构到绩效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于中国发展模式与体制改革的争论近年来再度成为热点议题。

许多学者尝试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政治权力结构,提出了“中国模式”的观点并引发了广泛争议。

因为无论是从初始条件所导致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转型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还是从世界上转轨国家成功原因的相似性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均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政府治理模式和体制转型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摘要】杨小凯和胡永泰的一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中,该文章研究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并且分析了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是哪些。

还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

前苏联和中国是两种转轨模式的例证,也有其自己的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那么中国究竟是存在后发优势还是存在后发劣势?需要进一步论证。

【关键词】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这篇文章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是要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发展中国家有后发劣势。

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同时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

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最好的制度是英美国家的共和体制。

中国虽然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没有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

这篇文章提出的后发劣势的观点是在为前苏联、东欧进行休克疗法做辩护。

本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

对于以上关于后发劣势的观点,本人持反对意见。

后法优势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史学家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

该理论是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由于有大量的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制度可以借鉴和利用,因此存在一种比先进国家增长更快、最终可赶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

后发优势是否存在呢?有人认为它是存在的;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不存在的甚至是存在后发劣势的,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劣势地位,经济难以发展。

本人认为,后发优势是存在的,只要经济落后,就存在着后发优势。

但是,后发优势只是潜在的,要发挥出来还需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创造有利于后发优势发挥的条件和环境。

具体到我国,中国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长期享有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解读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解读

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 - -重要而非精彩的“ 论战”——解读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势、劣势之“ 争”◎大诗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一文(以下简称“ 林文”, 是林先生 2002年 6月 12日在北大演讲时所用的一篇稿子。

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下简称“ 杨文” ,以及杰弗里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以下简称《宪》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从“ 真理越辩越明” 的精神出发,林文对杨文、《宪》文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些看法之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林毅夫、杨小凯两位先生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健者,林文作为二者的正面“ 交锋” , 引起了学界和经济学爱好者们的广泛关注,并被誉为“ 高手的角力” 。

笔者也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林文及相关文本,但结果却颇感失望。

在笔者看来,林文并未构成对杨文或《宪》文的有效反驳, 充其量只能算是正式交锋之前的一个前奏。

林文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还是林毅夫先生对自己一贯所持观点的一个复述, 其赖以支撑的绝大多数理论基础, 在杨文、《宪》文产生之前的语境中业已存在。

换言之,在时间上,林文虽在杨文、《宪》文之后,但在逻辑上,林文反而回到了杨文、《宪》文之前。

虽然是演讲稿,但林文有其明确的针对对象,显然是有备而来。

从文本的有效性角度看 , 林文在逻辑上基本保持了一致性, 不存在形式上的明显错误, 但在科学方法论上有失于严谨之处, 不排除导致误读的可能。

而林文包含的有效观点是否成立, 笔者不敢断言, 因为在一些地方, 其依托的部分理论基础在学术上存在争议; 而在另一些地方, 对部分事实依据的认定,就笔者的知识范围而言,也还需要提供更多的文献才能使人作出是否接受的决定。

而杨文是一篇发言稿,体裁的性质决定了其启发作用重于其论证的严密性。

《宪》文虽是论文, 但以笔者观之, 则仍属于综述或纲要性质, 其观点较为分散, 介绍各方的研究成果较多, 本身提出的论点不甚鲜明。

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杨小凯首先林毅夫指称,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地区、韩国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世纪#"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以及不搞国有企业)。

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

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0)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没有单调正关系。

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1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2’)3()’,.##/,.##4)。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

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

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

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摘要]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后发国家应该走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之路的争论。

本文先对双方的观点进行归纳提炼和分析评说,继而评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据此对如何改革和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制度模仿技术模仿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一、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及评说1.杨小凯的制度模仿论关于后发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杨小凯从最基本的制度层面, 即从宪政制度层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主要观点概括如下:(1)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的“后发劣势”,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制度难,因而倾向于技术模仿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

(2)模仿应该由难而易。

认为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应该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

逆其道而行是不行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和国家机会主义,导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

(3)制度模仿特别是宪政改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经济转轨的核心。

(4)激进式模仿是可取的。

(5)政治不统一对制度模仿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

2.林毅夫的技术模仿论林毅夫对杨小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认为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对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最重要的。

其主要观点归纳如下:(1)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从技术的昙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

(2)因为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有关系,所以,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

(3)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

(4)宪政体制不一定是最优的制度,最优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因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

3.对争论的评说杨小凯和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后发国家应该走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之路的争论。

(bingo)也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_对杨小凯_林毅夫_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_的一些看法

(bingo)也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_对杨小凯_林毅夫_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_的一些看法

一!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回顾与概括!后发劣势"是杨小凯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会上的一篇发言稿#其表述方式是阐发式的#主要介绍了沃森所提出的$后发劣势%这一概念#并列举了英国与法国#前苏联#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对比#及我国家电行业#电子商务#股票和期货市场等诸多现实例证#得出以下几方面结论&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技术模仿虽然可以在发展初期可能会取得不错的绩效#但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进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并认为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和取消专制制度#从根本上遏制国家机会主义’还认为制度创新并不是说我国应该在短期内立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先实行$自由化%’!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是由杨小凯#胡永泰和杰弗里#萨克斯三人合作完成的一篇论文’文章的目的在于为转轨经济研究领域引入常被忽略的#尤其是常被$模型经济学%忽略的宪政思考#探讨社会制度对经济活动及其效率的影响#特别以转轨期间的制度选择为重点’文章从多个方面对激进改革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并对其在短期内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解释’!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是林毅夫在北大的演讲#它作为对前两者的回应#开篇对两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指出杨小凯!后发劣势"一文的观点为&$*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并指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的观点为& $*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罗斯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罗斯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把法国为何在$&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在表示不赞同的态度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后发优势%确实存在且对我国非常重要+%*一个后发国家并不一定先要完成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经济的长期发展#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或必要条件#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成+(*宪政体制不一定是最优制度#一些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并不一定是因未实行共和宪政而起+ !*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也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对杨小凯"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一些看法宋鸽来决定发展战略!是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后发劣势究竟指什么!究竟是有后发优势还是有后发劣势!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有没有关系!若存在后发劣势!究竟应采取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解决后发劣势问题!对于以上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一一阐述"二!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认识"一#后发优势关于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林毅夫教授在文中做了很好的概括#从技术层面来讲!经济发展主要决定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最为根本$最为重要!因为前两者都决定于后者"没有技术进步!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积累的意愿就会下降!就不会始终有一个高的资本积累%没有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就不能高级化!产品就不能升级换代"因此!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如何!其实只需要看这个国家技术进步的潜力有多大"技术进步有两个来源!一是创新!二是引进"发达国家来源于新的技术发明!而发展中国家既可以投入很大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也可以直接从发达国家引进已有的$但比自己要好的技术以实现技术创新"因为作为发达国家!其企业使用的技术已经处在最高水平!因此技术进步只能来自于创新"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就不可能有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则不一样!其收入水平$国民受教育程度$资本存量$劳动存量以及资本$劳动比等等与发达国家有差距!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技术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也是有差距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存在技术模仿和引进的可能性"一般来说!技术引进的成本只有技术创新的%$&!模仿的成本就更低了!低于技术创新的成本!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实现快速的技术变迁!进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快速的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二战后!东亚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誉为&东亚奇迹’"首先是日本!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过程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主要不是靠技术创新!而是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来维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主要也是通过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快速发展的"这些都是后发优势的例子""二’后发劣势&后发劣势’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技术模仿虽然可以使落后国家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也可能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就是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前苏联在&(年代采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中国的洋务运动!在不改政治制度的条件下!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这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些例子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后发劣势的问题""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系笔者认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割裂开来看!通常情况下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我们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后发优势是技术层面上的优势!即通过技术模仿和引进为后发国家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后发优势不是没有代价的"后发国家往往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的创新"如果不能解决制度上的落后"一味的追求技术上的模仿与引进"制度创新跟不上技术创新"两者不能保持协调发展"那么所谓的后发优势从长期来看就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即会陷入后发劣势#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共生$互动的关系决定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间必然也是共生$互动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安排"经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就难以发挥"大量新技术的出现"并不能很快地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体系"因此"后发国家或地区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必须注重改进原有的制度及管理"而制度体系的改进"反过来也会促进经济$技术更快的发展#后发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所依托的形式模型中忽略了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后发劣势正是从制度层面上着眼"为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所构成的这个形式模型增加了制度安排这一重要的考虑要素"从而使其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如何处理和解决好这个冲突才是争论的关键所在#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发展速度"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都应归功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用之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之中#然而"当下中国的市场运行也确实有其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建制方面的沉疴"中国制度方面的问题确实也堆积成山"阻碍了技术潜力的充分利用"发挥和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可以说"既存在着后发优势"又存在着后发劣势"两者并存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三!后发劣势与制度安排既然在后发国家的模仿与创新当中既存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技术层面上的后发优势"同时又存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层面上的后发劣势"那么怎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才能够克服后发劣势的问题"从而为后发国家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扫清道路呢#韦森曾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高速增长"世人有目共睹!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市场运行和演化中的种种问题亦不容忽视#中国的市场运行毋庸讳言也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弊病尤其是当下中国的金融和证券市场"更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建制中诞生"在有缺陷的社会机制中成长"并将继续会在有缺陷的社会进程中发展#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许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尤其是在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相对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运行体系相形之下的巨大反差"使得很多人强烈批评我国当前经济制度的缺陷和运行的不规范#由政治的民主机制和刚性的专有财产结构一样均为完备市场机制的必要甚至充分条件可以判断"目前中国还不具备一个运作良好的完备市场#在享受没有制度的模仿就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果时"%后发劣势&问题也同时在我们身后敲响了警种#那么究竟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够避免%后发劣势&所带来的问题#是遵循%构建主义&"诉诸于政府里政治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对制度的理性设计和建构"还是遵循%制度内生论&"向内诉诸于市场本身的内在力量"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实现合理的制度安排#相比较而言"笔者更加赞同后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不仅是重要的"对任何国家的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制度是内生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它决定于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根据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我们会认识到"随着市场机制在中国的社会体系内部初步生成"市场秩序的内在力量"会自发孕育出自己的%自愈机制&"从而在一定的时期要求并形成与自己运行相匹配$相协调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制度是内生的"在书斋中自上而下的由少数精英主导的%理性建构&基础上的以文本的方式构建的%社会工程学&试图取代市场机制势必是徒劳和虚妄的#那种高度依赖于政治指导和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和受中央命令和指令的计划协调的发展战略"试图用外在制度来取代既有的内在制度和文化传统"传统的内在制度和引进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冲突"必然会导致巨大激烈的矛盾和既有经济秩序的衰落#%$内生制度与其发展阶段"文化"历史等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是内生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一个渐进的演进过程!一个制度安排的真正确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文化认知的既定模式也会制约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进程"从而一项功能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结果!!#而且问题还不仅于此!由于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要从一种安排彻底地变迁为另一种制度安排"不仅面临很多困难"而且由于新技术和新产业需要新思维#新的做事方法和新组织"和新环境"但由于路径依赖"老技术和老产业领先的地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阻碍它的发展"也就是说"$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难免给$后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制造障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现有的社会制度安排还构不成经济增长时期的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理性直观是"在潜在问题还构不成经济停滞的主要因素或还酿不成某种社会危机时"市场制度本身自然也就提不出制度重构的历史要求!在此情况下"即使人为的超前发动了"而不考虑市场本身的要求"则很可能会是$揠苗助长%"适得其反!由此可见"我们宁可向内诉诸于市场本身的内在力量"也不可再向外诉诸于政府内的政治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理性设计和建构!四!观点总结本文从杨小凯与林毅夫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谈开来"首先对两者在争论中各自所持观点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概括"进而详细的分析了什么是后发优势"什么是后发劣势"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指出两者并不矛盾"是同时存在的"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好处"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代价"如何解决好这个两难冲突是两方争论的关键所在!最后针对怎样的一种制度安排才能够克服后发劣势这一问题"提出一项制度安排不仅是内生的"而且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其路径依赖性很可能会对后期制度的建立造成障碍!由此认为应遵循$制度内生论"%向内诉诸于市场本身的内在力量从而实现新的制度安排"而不可再向外诉诸于理性设计和建构!"作者单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责任编辑&谈光云$%&&’年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初步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近十年的运行"我国成功抵御了%&&(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外汇储备逐年增加"国际收支保持平衡"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但是")**%年%%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飞速发展"人民币汇率机制存在的缺陷逐步显露出来"它制约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影响了外汇市场的运作"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在逐步加大!为此本文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对人民币汇率机制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在分析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的方法!一!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制约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试论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程杨春。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发布时间:2002-9-28文章来源:本站文章作者:杨小凯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

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

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

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

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林毅夫对杨小凯后发劣势的反驳

林毅夫对杨小凯后发劣势的反驳
这说明,后发国家即使没有进行彻底的英美式宪政改革,也能在经济发展上超过有了宪政体制的英美发达国家。亨廷顿(1998,第三章)在其影响甚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总结了从20世纪初土耳其的凯末尔以来的经验,也发现许多把西方化作为现代化前提来努力的发展中国家,并未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西方化。而且,具有该文认为是最理想的共和宪政体制的英国,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现在只排在全世界第22位,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了英国(World Bank 2001, p.274-275)。
我国在改革前后的情形也是如此。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靠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尖端技术和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相反,改革后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突破,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从经验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例如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民主制度,这是印度人很骄傲的地方。印度的宪政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多党竞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是标准的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后发国家。但是迄今为止,印度经济仍然比较困难。比较中国与印度,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国际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比较好。尤其是改革后,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质量,中国都比印度好(Rosen 1992; Srinivasan 1994)。由此可见,从长期经济发展的绩效看,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实际上,
(三)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转轨四经济改革和宪政

转轨四经济改革和宪政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四5、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

中国的宪法在给共产党以政治垄断权,拒绝分权和权力制衡的提法等方面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宪法相似,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的来源。

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含意,它关于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神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

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Pilon,1998)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

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

因此,它更象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

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

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

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

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

因此,皮伦(Pilon,1998,p355)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 .到目前,在中国没有反对宪法的有影响运动,中国人民的危机感还不够强烈,这,再加上中国的巨大规模,表明宪政规则转轨的压力太小,因此,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只能在共产党游戏规则的框架里实现。

从而改革被党组织的既得利益所挟持就不足为怪了。

规则制定者、仲裁者、执行者和参与者都是相同的党组织的安排制度化了国家机会主义,其追求党的利益,不惜牺牲社会的福利。

国家机会主义可由政府对私人企业进入重要行业的控制和国家掠夺私人企业为例说明。

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

这些行业包括银行业、邮政和电信业、铁路、航空、保险、航天工业、石化、钢铁、出版、批发业、新闻及其他行业。

在这三十个行业之外,私人企业被限制从事二十个行业,包括汽车制造,电子设备、旅游代理等(Huang, 1993, P88),另外,国际贸易、批发和零售流通网络,出版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僵化的许可证制度消除了私人企业的许多有利可图机会,并产生了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冲突。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

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

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2期)789:;<=>.?@AB———答《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问萧 冬 连 编者按:萧冬连老师是中国当代史、改革开放史研究专家,近年在本刊发表的相关文章,不少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地方党史刊物转载。

而萧老师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专著———《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通过揭示重大事件的经纬,对“中国改革何以能够突破种种约束越过市场化转轨的临界点,并保持经济超预期的高增长”这个问题作了阐释。

作者将1978年至1992年的经济改革定义为“探路之役”,所谓探路,既是对改革目标的探索,也是对过渡路径的探索。

该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凤凰网等媒体作了长篇采访报道,入选《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腾讯华文好书等机构2019年度好书榜,并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优秀原创学术图书奖”。

那么,这本书与已有的相关著作有些什么不同?作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史有哪些自己独特的观察?近期,本刊编辑部就这些问题对萧老师进行了采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

一编辑部:萧老师,您最近出版的《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以下简称《探路之役》)一书,在读者中反响很大,被多家机构推荐或评为2019年“十大好书”之一。

您此前出版的《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以下简称《筚路维艰》)一书影响也很大,请您谈谈写作《探路之役》的想法。

另外,前后两本书是一个连续的写作计划吗?萧冬连:这两本书肯定是有承续关系的,但《筚路维艰》是提纲挈领式的,《探路之役》实证性更强些,尽管篇幅也不大。

从时段看,《筚路维艰》的主要篇幅是写新中国成立后前27年,《探路之役》集中写1978年至1992年的经济改革。

但是,这并不是说写完《筚路维艰》就有了写《探路之役》的计划。

俄罗斯经济发展史

俄罗斯经济发展史

冒天启:天则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交流。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对俄罗斯、中国市场化进程比较的一个评估》,所以内容不单是讲俄罗斯,也不单是讲中国,而是对两者市场化进程的一个比较。

这个问题涉及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实践性比较强,也涉及很多理论问题,所以副标题我想就是《兼论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和理论问题》。

在这个大题目的限定之下,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是转型经济研究的现状及其观点的重要评定,也就是理论背景;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和俄罗斯转型比较的主要理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对中国和俄罗斯市场化进程做一个大致的比较。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所以这次只是就基本观点作一些评述,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目前学界对于转型的含义是有一个严格限定的,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后半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的问题。

这个界定在我印象中是盛洪最早提出来的。

现在学界对这个界定好像已经淡化了,有篇文章甚至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包括了进去,把《资本论》的研究也包括了进去。

淡化以后很多问题就不好讨论了,所以今天我还是严格按照界定,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样一个时段内发生的问题。

研究转型主要的一个理论还是比较问题,比较经济学过去一直是按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划分,按照制度比较来进行的,苏联解体以后,按照主义来划分就失去了研究对象,所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比较经济学目前比较沉寂,研究不是很多。

国际上对中国、俄罗斯还有东欧国家进行比较,作为比较经济学的分支,目前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的。

这里面有两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础性的理论文献,第二部分是研究的观点。

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来看,研究的观点主要有6大类,第一类的观点就是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主要内容来对制度变迁进行专项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第格利茨,他在《改革下回去论十年》这一系列文章中间,把中国和俄罗斯的转轨按照激进和渐进进行了比较,在他的所有文献里面,归纳一下,主要讲了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主要讲俄罗斯为什么失败了,中国为什么成功了?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概念的认可。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课程习题及答案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课程习题及答案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课程复习题及参考答案几点说明:1. 课程考试为闭卷考试,希望学生能依照复习题及参考答案及早复习,而非用来作弊,坚决抵制考试作弊行为!2. 参考答案主要依据教案编写,答题中可以有个人观点,自圆其说就行;3. 参考答案仅为要点,论述时应适当展开;4. 论述题较重视理论联系实际;5. 要融会贯通,需要全面复习。

1.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选择市场化方向?中国计划经济存在着很大的弊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预先计划的资源配置决策不具备“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 所以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障碍和激励上的困难;2国家与企业关系扭曲: 一方面,国家捆住企业-企业无动力另方面,国家保护企业-企业无竞争;3管理体制自上而下,条块分割,财务上统收统支,流通上统购统销,劳动力统包统配,结果是企业经济效益低,供给不足,收入水平少有提高,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与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优资源配置形式,表现为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需展开论述)2.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选择渐进式方式?其主要特点有哪些?(1)为什么?第一,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主导的改革,是在宪政不变的前提下,主要从经济体制层面开展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经济先行,政治滞后”的一种改革;中国是由政府主导的改革,所以我们不可能搞激进式的改革;第二,中国有实行渐进式改革的条件:传统计划体制的结构分散、盲目和不严密,生产力水平低,结构落后,农业劳动力比重大,可以获得古典式经济增长;改革的政治环境稳定,文化大革命为经济改革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的基础;第三,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双轨制过度,可以保留制度的多样性,为新制度的选择和产生提供广泛的空间,从而促进新制度的成长。

实行渐进式改革,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之下,进行改革和发展,容易得到人们的拥护和支持,使社会的总收益得到增长。

关于“过渡”及其评价的争论

关于“过渡”及其评价的争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遭遇种种经济政治问题,开始启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以来,关于“过渡”、“转轨”与“转型改革”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各国经济学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转型”和“过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者们在关于市场化改革的研究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促使人们开始注意制度改革的系统性变化。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转型”和“过渡”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术界的一般性认同在经济改革层面上将其界定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

但关于市场制度与社会制度结合的“过渡”,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界定和共识。

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时,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形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1]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意外陷入“休眠”状态后,遭到了广泛的怀疑。

人们开始对渐进过渡方式给予肯定,并认为渐进改革才是“过渡”的正确方式,后者也被称作“北京共识”。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并没有掩盖关于过渡经济问题的分歧和争论。

关于“过渡”的本质,以及判断过渡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该分歧主要集中在以科尔奈、萨克斯、杨小凯等为代表的部分西方转轨经济学家和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之间(陈甬军,1999;张宇,1997;张军,1997,等)。

前者认为,“过渡”某种程度上特指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回归,试图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妨碍维持市场经济的宪政改革的集权制度)的条件下,建成市场经济是不可实现的(科尔奈,1999,2000;萨克斯,1997;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2000)。

但后者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的形式与其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部分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转向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继续探索市场经济建立的实践形式。

因此,他们认为,对“过渡”和“转型”的定义应当具有包容性和高度得抽象性,即在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承认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制度创新和多样性。

中国发展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中国发展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

后发国家的两难选择:解读“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辩论代新宇,上海财经大学公管实验班,学号:2010116328摘要:根据作者的分析,就关注的重心来看,“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其实可以看作是“技术”与“制度”的争论,再进一步就发展的过程来看,它们则是“理性抉择”与“路径依赖”的争论,最后若就改革的手段考察,则它们也是“渐进改革”与“震荡疗法”的争论。

尽管这两种理论思路早已浮现,但直到杨小凯与林毅夫的辩论,才开始直接而明确的理论对话。

对于上述的讨论,林毅夫认为自己是坚持“理性人假设”的,但实际上他在论证中却隐含了“仁慈政府”的预设,他为“后发优势”所做的辩护也因此存在严重缺陷。

杨小凯的出发点则是“路径依赖”,但若追本溯源,其基本的思路也还是理性抉择,不过因为短视近利而身陷落后体制之中。

此外,双方讨论过程中存在共同的问题是:虽各自援引有利的案例,却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

但简单任意的选用事例,并无法为其论证提供可靠、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理性抉择路径依赖渐进震荡疗法一、问题缘起:中国发展模式与杨、林“后发辩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时被视作“中国奇迹”,也因此得到了举世学者的关注。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而俄罗斯或其他国家没有?尤其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否持续下去?凡此,均为学者不断思索、探讨的主题,其中杨小凯教授与林毅夫教授二十一世纪初的那场辩论,更是这个讨论的高潮。

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模仿先发国家的技术,因此低成本、迅速地实现飞跃发展。

反之,杨小凯则认为后发国家若只靠模仿技术而不参考发达国家的制度,即便短期内经济可能有所增长,但不易维持长期而持续的发展。

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必要的。

在这场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

“在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

”1这种体制被广泛认为不能为中国带来发展,这是实施“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

杨小凯北大演讲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

杨小凯北大演讲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

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标签:杨小凯●杨小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介绍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

现摘录如下。

( )在前苏联、东欧、中国等原先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模式和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渐进改革模式。

中国改革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西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的极大兴趣。

虽然观点各异,但学者们在转型模式的研究上大体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赞成激进改革,也称趋同派,另一派赞成渐进改革,也称制度创新派。

持激进改革观点的有萨克斯(Jeffrey Sachs),布努诺(Michael Bruno),胡永泰(Wing T. Woo)等,持渐进改革观点的有杰克逊(Garry Jefferson), 罗斯基(Thomas Rawski), 劳福顿(Barry Naughton),钱颍一,许成钢等,中国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如林毅夫,茅于轼等也持后一观点。

( )杨小凯教授从对渐进改革观点的批评开始。

渐进改革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许多试验式改革方法,如价格双轨制,财政联邦制,两田制,乡镇企业等,均属制度创新,并且是成功的制度创新。

对此,杨小凯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对于钱颍一提出的财政联邦制,杨小凯教授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西方的联邦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举例来说,美国的各州有自己的财政来源,州政府官员的权力来自州选民而非中央政府,而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这就决定了两种情况下官员的行为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财政联邦制实际上造成了地方分割,不能称为是完全的制度创新。

( )杨小凯教授接着阐述了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的关系。

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

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

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经济外交路线图

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经济外交路线图

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中国经济外交路线图日前结束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路线图”,同样也预示着、指引着政治路线图和国家间关系的路线图。

三中全会表述了中国的新问题和新现实随着中国经济连续2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军事后果,在相当多的海外观察家中间,缺乏共识。

他们对于中国实力增长后如何使用这些力量,感到没有把握。

由此而来的如何回应中国崛起、如何与中国共处、如何与中国竞争等问题,就是客观存在的重大外交问题。

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堪称自然的、本能的反应。

我们需要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是一项具有全球意义的试验,具有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后果,它的成功及失败,都一样具有国际价值,而且,它的转型以及走向,不是单向的对国家间关系施加影响,而是在与国家间关系进程的互动中,彼此相互施加影响。

不能反映这种进程的政策,就是一项错误的政策。

如果说,中国过去25年的改革政策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明确,所谓的正确政策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推进经济改革,逐渐明确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另一个则是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国家间关系主题这样的判断。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成果体现在两个决议之中: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是《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决议虽然是两个,而实际上却是统一和连续的。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直接承继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前后两个决议只有两个词的差别,一个是"建立",一个是"完善",两个词的差异,反映的是中国十年间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的解决方案;另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则是对伴随中国十年间经济领域重大变革而出现的利益格局和新的现实的宪法承认。

关于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

关于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摘要」这篇论文研究了被许多转轨经济学家忽略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之间的关系。

它论证说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

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

我们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一个例子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

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

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次文批评了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并指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及WTO规则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1、理解经济转轨研究经济转轨有两种主要方式,其中的一种,由德瓦特里邦和罗兰(Dewatripont and Roland, 2000),麦克米兰(McMillan, 1996)、布兰查德(Blanchard, 1999),及罗兰(Roland, 2000)综述。

这种方法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正式模型分析经济转轨,清楚地说明假设和预测,具有正式模型的所有优势。

它的缺点是大多数正式模型都是局部均衡模型,不能描述内生交易费用和劳动分工的网络规模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

这种正式模型也太简单而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

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萨克斯和皮斯特Sachs and Pistor, 1997)。

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在最近关于渐进式转轨和震荡疗法转轨的相对优点的论战中,渐进主义的观点处于绝对优势。

(见罗兰,萨克斯和胡,Roland, 2000; Sachs and Woo, 1999)。

这部分地源于经济学家们缺乏宪政思考。

一些赞成渐进主义的经济学家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

略论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

略论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
变化 的能力 。当前盛行 的经济决定论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 “ 决定”作用 的认识相去甚远 。这一 理论认为 , 经济无非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经济 的“ 决定 ” 作用意味着经济具有 “ 产生” 规定 ” 并“ 他 事物 的功能, 味着政治和文化系统在性质和发展程度上对经济关系的从属 。经济决定论将 意 经 济视为社会发展 的唯一决定力量 , 因此它否认 政治和文化系统存在 自身发展的逻辑 。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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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
叶海 波
【 摘 要 】 宪政体制 与经济转型和发展 间存在不容忽视的 关联 。经济决定论和 宪政决定论 的本质是化约主 义和 线性思 维方式, 经济与宪政 间的相互 “ 将 影响” 误读 为一方的存在 “ 决定” 另 方的产 生, 无益于 宪政和经 济建设 。财产权是 市场经济与 宪政的联接 点。财产权是市场经济 运行 的基础 , 亦是 宪政 的基 本原 则, 内在要 求主权 的构设 与 约束。 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的 它 建立 , 既是对社会 主义本质的全新认 识, 亦是对经济规律 的重新认 识 , 必将促进 当代 中国宪政 的
政转轨论 。 因此 , 宪政转 轨论只是休 克式经 济改革论 的新生版本。宪政转轨论认 为, 济改 经 革只是宪政转型 的一 部分 , 济转轨 的核心是 大规模的宪政制度 的转变 ;历 史证明, 经 宪政作 为 制度核心 , 是经济长期发展 的根本 。因此 , 宪政转轨 沦者认为, 轨是后 社会主义 国家 的制度与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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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 20年第3 08 期
承担更大的责任。事实上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晚年 都对经 济决定论进行 了相 当程度 的修 正。L j J 这种纠偏使经济决定论所 阐明的经济的“ 决定 ” 作用变成相对 的, 也即是经济具有“ 影响” 他事物

新时期民营经济与宪法改革

新时期民营经济与宪法改革

新时期民营经济与宪法改革本文:朱孔武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法学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立场既是方案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30年,也是民营经济孵育成长为市场经济主体的30年。

回顾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历程,可以辨析出这样一条制度演化轨迹: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对于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求日益增大,直接推动了宪法变革;历次宪法修改既是对改革和进展成果的确定,又为今后的改革和进展供应了宪法依据。

本文关注的是,以市场经济或民营经济为主要动力机制的宪政制度变迁,是否可以主动变革以推动市场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进展;假如可以,其必要条件是什么?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首先从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视角,探讨我国民营经济进展与宪法变迁之间制度需求和供应的关系,指出修宪的方向和民营经济的进展方向是全都性;然后对宪法变革及其动力机制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指出民营经济的进展是我国宪法变革的主要动力之一;最终指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进展和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最终必定有赖于宪政制度基础的完善。

一、修宪的过程和民营经济的进展具有全都性宪法变革和经济转型的简单关系始终是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争辩的重大课题之一,并且已经有很多论着问世。

民营经济的进展或者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宪法变革之间的关系格外简单,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至关重要。

美国斯坦福高校法学院教授劳伦斯M弗里德曼(2021)的“法的根源与效果的理论”为我们供应了一个系统的法社会学的生疏框架。

他认为,以变动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它关系,制度变革可以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起源于法律制度外部的变化,社会变迁影响到法律制度,但与此相应的法制变迁仅仅限于法律制度内部;(2)起源于法律制度的外部变化,通过法律制度最终仍旧作用于外部环境,即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3)不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法制变迁,即变动的缘由以及变动的影响都只发生在法律系统的内部;(4)起源于法律制度内部的变迁,影响却波及外部环境引起社会变迁。

杨小凯,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小凯,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天上的智慧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杨曦光。

当时,他19岁,是长沙一中的高中生,収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因此被江青、康生钦点为反革命。

19岁至29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他坐了10年牢。

迚去时尚是弱冠少年,出来时已到而立之年。

杨小凯的父亲是湖南省委秘书长,母亲曾是周恩来的秘书,双亲早已饱受残酷打击。

杨小凯的被捕后,他的母亲在狱中自杀。

1978年,杨小凯恢复了自由。

2次参加高耂,均因政审不合格,未予录取。

1982年,在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过问之下,终于还杨小凯一个清白之身。

武汉大学不拘一格降人才1981年,武汉大学经管学院的刘鹰结识杨小凯后,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幵上报了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

刘道玉校长亲自向湖南省委书记提出了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幵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収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不得迚档转至武汉大学;三是要把杨小凯的妻女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两地分居。

就这样,虽然杨小凯没有上过大学,但他成为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

充满火花的20年杨小凯在武大教授数理经济。

198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的邹至庄教授来武大交流时,对杨小看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邀请他去美国读博士。

1983年,杨小凯35时,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杨小凯谢世时55岁,他的学术生涯只有20年;充满火花的20年,不枉此生。

杨小凯毕竟没有受过正觃教育,甚至没有学过初级经济学,英语水平和基础理论都掌握不够。

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努力,仅用3年就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张五常说:“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10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际遇,他在经济学上的成就会是怎样。

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成为奈特、科斯等有思想创新的学子。

”杨小凯一生用自己的短板在与别人竞争。

在美国期间,没有名声的华人学子很难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収表文章,为了生存,杨小凯只能高举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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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回应
杨小凯
首先林毅夫指称,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下称《宪政》)一文认为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

我们的文章并不讨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只是分析为什么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在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发生,在台湾地区、韩国发生(这两个地区小,对国际竞争压力敏感,没有中国那样的自我中心包袱),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国发生(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潜力已耗尽),而为什么不在清朝和当前的中国发生(还有技术模仿和工业化模仿的潜力,自我中心,骄傲自大的包袱太重,对国际竞争压力相对不敏感)。

我们一直认为日本明治维新是宪政转型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一个成功的震荡疗法(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实行了政党自由、议会自由选举,以及不搞国有企业)。

而日本二战中侵略中国及以后的问题,都与宪政改革不彻底,留下一些官商勾结,财阀制度有关。

我们并不同意林毅夫用资源和投资解释经济增长的投资和资源决定论。

最近的大量经验研究(Charles Jones ,1995a ,1995b )已证明,经济发展绩效与投资率没有单调正关系。

大量经验研究也证明,各国贸易模式只有大约50%与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一致(Trefler ,1995,1996)。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劳动分工的演进,这一演进是由交易效率决定,而宪政制度是减少国家机会主义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的关键。

林文强调渐进经济改革的好处,我们认为,一个独立的学者应该研究渐进改革中的两难冲突。

在《宪政》一文中我们指出渐进改革有赎买特权阶层减少推动改革阻力的好处,但是也有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及造成不公,增加社会下层人民反对改革的阻力的坏处。

独立的学者不但要研究没有宪政转型的经济改革的长处,也要研究它的教训。

例如伊朗巴列维改革,20世纪初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清末洋务运动的经济表现都不见得比中国今天的某些经济改革差,但这些改革都因为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社会不公,激起下层人民的革命。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不全面总结渐进改革的经验教训,而只是一味鼓吹渐进改革的好处,在独立的国际学术界眼中,他们就会被视为当政者政第2卷第4期2003年7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2,No .4July ,2003
治宣传的工具。

中国的宪政改革的滞后造成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化,这是国际学术界及中国领导人都有共识的。

我们并不需要很多研究来证实这一点,只要到中国去看一看,并且有一点起码的良心,就不难证实中国宪政改革的落后的确造成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

只要看看各省级机关0字头车牌的汽车过所有路卡不交费,甚至可以违反交通规则而没有警察敢追究,就不难看出中国今天的制度化腐败已严重到何种程度!
林文强调技术模仿的重要性,我们对此并不反对。

但是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并重,且以做个学习先进制度的好学生为荣,他们以尊重专利,以保护私人知识产权和私人企业剩余权为本,因而私人企业家有足够激励购买和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在一百年中终于成为技术大国。

而中国过去一直想利用科技奖励条例,废除专利制度,反对私人企业制度的办法来模仿。

改革开放后重建专利制度,但却用限制私人企业的办法强迫外资企业用技术换中国政府的垄断性市场。

这种模仿技术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与韩国、日本学习先进制度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比较起来,效果要差得多。

林文用印度做例子,说明宪政改革不是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

我们完全不同意这种分析。

印度是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国家,年降雨量极少且极不稳定。

19世纪前,印度经常因为干旱发生饿死几百万人的大规模饥荒。

英国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得多。

印度独立后由于实行了宪政体制,虽然经济发展表现不佳,但却再没有发生大规模饥荒。

而中国的自然条件比印度好得多,但却于风调雨顺的1959年发生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饥荒。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大饥荒上的差别是因为政治制度差别造成的,因为大多数大饥荒都不仅仅是食物短缺引起,而且是由歧视性的政治制度引起。

印度1949年独立后废止英国人的自由贸易制度,推行自给自足,学习苏联搞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发展很多国营企业,限制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在发展中的作用。

印度比中国迟十年左右才改革这套苏联式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差距并不是宪政体制造成,而是苏联式的发展战略造成。

以印度的自然和社会发展条件,如果没有宪政体制,印度今天一定是内乱,种族冲突不断,大规模饥荒不断的国家。

我们在《宪政》一文中指出后发国家有可能用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方法在没有宪政秩序条件下发展,这似乎与林文中关于宪政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观点一致。

但是我们要强调,长期而言,从历史上看没有宪政制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导致与他国战争。

德国、日本在二战时实1006 
经济学(季刊)第2卷
行军事专制制度,虽然经济发展成功,却发动了世界大战。

林文强调宪法和宪政的差别,我们对此并无异议,我们在《宪政》一文中特别注重宪政形成的推动机制。

例如,大多数史学家都承认宪政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是欧洲长期没有政治大统一。

而从历史上看中国宪政产生困难正是因为长期政治上的所谓“大一统”。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问题还不是有个好宪法而没有宪政。

林文强调发展战略比宪政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

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产权经济学的看法更有道理,这种看法认为游戏规则比给定规则下的战略策略更重要。

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决定了一定的战略策略会在均衡中出现。

因此宪政游戏规则比给定游戏规则下的大战略更重要。

日本政府20世纪50年代也有限制汽车工业的大战略,它认为日本当时没有出口汽车的比较优势。

但是美国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的宪法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废止了官商勾结的垄断财阀制度,所以日本政府的这一大战略终被私人企业和市场所否定。

林文不再提他过去一再鼓吹的乡镇企业是制度创新的观点,因为现在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识到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公有制乡镇企业体制的致命缺陷。

但林文仍坚持乡镇企业不同于清末的洋务运动中的体制,因为洋务运动中企业是国有的,但洋务运动很多企业是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前者非常类似乡镇企业中的承包制,而后者很像合资经营。

经过几年制度的迅速变化,国内大多数学者也会觉得几年前在中国盛行的“制度创新”说的可笑。

那时不但乡镇企业的落后制度被说成制度创新,不准私人企业上市为国有企业圈钱的股市也被说成制度创新。

如果这也算制度创新,则民国时代的完全自由股市就更应该算制度创新了。

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学者“良心”。

很多并不需要很多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

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

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大声疾呼,经济学界的研究要讲良心,要尊重事实。

第4期杨小凯:回应1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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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Reform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Reply
X IAOKAI Y ANG
(Monash University )1008 经济学(季刊)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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