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历史问题_对一位批评者的回应_张光明

2015年第2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Jun.2015（总第124期）Issues of Contemporary World Socialism A Quarterly，No.2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历史问题
———对一位批评者的回应
张光明
作者前言：本文以与友人通信的方式，对我的一位网络批评者作了回应。

希望此文能在时下人们经常谈论的几个历史问题上，略尽一点澄清事实和促进思考的责任。

如今网络作品的影响大于纸质专业学术刊物，其中固然多有毫无学术素养和真诚而信口开河的，但也有愿意对问题进行认真探讨的。

比起一些“学术论文”，这样的作品更值得认真对待。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15）02－0010－20 DOI:10.16012/ki.88375471.2015.02.002
L女士：
谢谢转来“大海之声”的文章《革命的幻象和幻象中的革命———兼与张光明教授商榷》①。

这里以回信的方式，谈谈对此文的看法。

据这位作者说，我在《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②中，“完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出发，去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和
作者简介：张光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史上若干重大分歧问题研究”（11JJD710012）阶段性成果。

①原文载http：///博客中国－大海之声的专栏。

②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载《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5期。

底蕴”的。

他对这种做法表示了很大的不满。

其原因，在于他认定马克思学说为
原罪，谁企图为马克思辩护，谁就是“马克思的徒子徒孙”
；谁要是想指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区别，就是“口口声声为‘倒过来的革命’的失败辩解”。

这位作者对自己的见解极有信心，在他眼里，与他不同的看法是“极其可笑”的，因此他要起而辩之。

我没有用这种方式“商榷”的爱好。

至于他认为我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些问题，我早已解释过了。

我的理论观点，这里不再絮叨，他如果乐意，可以自己去读。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我是本着唯物史观的方法去探讨的，这自然不能让他满意。

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正如他有他的信念一样。

我愿承认，他在所谈论的领域里有较广泛的涉猎，也有对重要问题穷究底蕴的意愿。

但我注意到，在他的近五万字的长文中，充满了理论、史实和逻辑错误，而这些错误，一般读者可能不易辨认。

为公众利益计，我准备对这些错误择其要者，仅从事实角度略予评论。

我在后面会时常引用一下自己的话，这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在说
明问题时“偷懒”
、省事而已。

为简便计，下面我就称他为D 先生。

一、文章一开始，D 先生便断言张光明之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出发，
去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底蕴”
，是因为他的“身份和专业”。

这种断语袭自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早已熟悉了的那种庸俗化了的“阶级分析法”
，可惜完全不符合事实。

首先，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①，是我在“文革”期间目睹和亲历无穷无尽的惨剧而读书和思考的结果。

当时我的“身份和专业”是一天挣七分工的农民。

如果说这样的“身份和专业”决定了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倒很高兴，但这并不是D 先生自己的用意。

好吧，以我现在的“身份和专业”
，除去一些人不切实际的猜测，不过一名普通教师而已。

难道有了这点“身份和专业”
，就必定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了吗？难道把马和列区别看待，就是秉承了上面对“专业”的指示吗？如果谁这样想，那不过是外行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我几十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认在马和列的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

这是我自己长期探讨的结果，没有哪份文件、哪本“专业”教科书让我这样做；相反，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从未指望过这些观点被官方宣传口径所接受；事实上，它们至今也仍旧是不被接受的。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到这一观点上来了。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国际上去，则持这种观点的政治派别、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及专业学者（包括非马克思学派的学者），20世纪以来就更多了。

随便就可以列出一大批著名的学派和人物，他们都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的
1
1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历史问题①
顺便说，我历来把马克思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原因我在《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变》一书中已经说过。

但此处姑且从众，不加区分。

一个派别，它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差别①。

所有这些学派和个人的观点，你尽可以不同意，但你能把他们的观点也归结为他们的“身份和专业”吗？
二、D先生从我对俄国革命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得出如下推论：张光明既然认为俄国革命是在未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革命，那他就必然还要坚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据他说，这是我虽未明言，但从我的分析中“必然得出的结论”。

他又一次错了，用想当然代替了事实。

我不可能在此详述自己的观点，只引我在十年前出版的《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变》一书中写过的几句话吧：“目前只能做到从逻辑上大致推论：要么资本主义终将达到一个无法逾越的极限，于是迎来社会革命的时代；要么资本主义通过持续的自我改良在无意中实现自我否定，以至像顾准所断言的那样，在批判－改良中一点一点灭亡掉②。

前一种趋势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似乎不容易得到证明，后一种趋势则越来越具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因为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验证；尽管当今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但早已不是19世纪的私人资本主义了；尽管20世纪晚期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重新泛滥，但是谁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一百多年来已经达到的高度社会化成果彻底消灭掉，退回到19世纪的粗陋资本主义去。

也许，沿着这个趋势走下去，社会的发展最后不是通过阶级决战，而是通过自然的演变达到未来的高级阶段？”③
上述看法很可能让D先生不满意，但他预先便代替我得出“必然得出的结论”，恐怕有点过于急躁和武断了。

三、D先生认为，我在《略论“倒过来的革命”》一文中，“没有回答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首先，据他说，我没有回答“通过市场发展生产力，怎样发展人民大众的普遍民主”的问题。

这不对。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那篇文章不是没有谈论过，具有一定理论修养的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叙述里看出我的意思。

现在既承D先生下问，我再简略回答如下：依照我的信念（请原谅，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21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
①
②③作为证据，我向D先生推荐一本当代美国学者的书，该书认为，在看似相同的一套术语之下，马和
列全然不同：John H.Kautsky的Marxism and Leninism，not Marxism–Leninism，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Greenwood Press，1994。

该书作者的“身份和专业”是路易斯安纳华盛顿大学教授，毫无政治“嫌疑”。

如果D先生连这位Kautsky教授也不肯相信，因为他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卡尔·考茨基的后裔，那么，我再举出另一位证人，他叫卡尔·波普尔，被广泛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遇到的最大敌人。

这位证人可是怎么也挑不出“污点”吧？糟糕的是，他也认为列宁与马克思有重要区别，而俄国1917年革命与马克思革命理论无论如何没有相似性（参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79页）。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在历史上是一种具有极大的破旧立新能力的经济，它对于近代以来一切形式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集权主义，都起着巨大的瓦解作用。

同时，它又促进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因此也就在客观上推动着“第三等级”对民主的日益成长的要求，从而孕育起为实现这种要求而进行的斗争。

在我看来，这是一条历史进步的
必经之路，它将引导人们首先走向“形式民主”
，并进而朝着“实质民主”接近。

惟有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的自治能力，社会的进步，才能够不是靠自上而下的“灌输”和恩赐，不是靠仰望青天的、乞讨式的“忽悠”，而是依靠人民大众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自我意识，以及由此为民主而进行的持久斗争。

顺便说，时下许多人艳羡不已却不知其由来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

十分清楚，我在这里着眼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客观上可行的道路，它能帮助我们走出“倒过来的革命”的困境。

D 先生却由此推论道：既然你认为我们还有路可走，那就是要我们重走老路！就是要“今后那些不发达国家仿而效之，即通过暴
力革命夺取政权，先进入‘现实社会主义’
，然后再向‘高水平的社会主义’过渡”
！这算是一种什么逻辑呢？对于这样的逻辑，我确实没有办法理解。

再者，我在这里讲的是一种从宏观历史进程出发的抽象政治理念，D 先生却非要我回答“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怎么保证？”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很抱歉，您找错了对象。

一个普通教书的，一个本着自己的认识和良心搞学问的，关注的是人民福
祉，社会进步；一个“群众”
，哪来的资格、意愿和权力去回答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向与这个问题利益相关的决策者提问，却跑来追问我呢？
好了，允许我也推论一下吧—
——这种推论是从D 先生的文章中归纳总结出来的：他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因为他无批判地跟随着正统教义，简单地把马克思、列宁视为一体，因此在他眼里，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必定是苏式社会主义的维护
者，必定是“权力的奴仆”。

这再次与历史的事实相去远甚。

我在许多文章和书中都提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是马克思主义者，库诺、鲍威尔、希法亭、托洛茨基、曼德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这些人物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们是属于不同派别、观点各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著名的《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麦德维捷夫，甚至是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去揭露斯大林罪行的。

D 先生不至于不知道这些人吧？他们是权力的奴仆呢，还是尖锐透彻的批判者呢？D 先生是否都要把他们一股脑视为敌人呢？
四、D 先生又讥诮道：“当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为‘倒过来的革命’的失败辩解：即这个失败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在资本主义还没充分发展的物质文化条件下发生，他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后，不仅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不断加入发达资本主义行列的国家，也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3
1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历史问题
我不得不再重复一下：D先生又错了。

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确曾长期无人认真加以解释，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

但不等于除了D先生之外就没有人能够解释了。

就拿他眼中我这个“口口声声为失败辩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吧，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开始自觉地注意到并开始解决此问题了。

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①，我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并为解决的途径勾画了一个大概。

在1999年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中，又以这个问题为核心，展开了全面论述。

当时我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为背景，以第二国际时期西欧与俄国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及其大分野为考察对象，对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延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历史的和理论的解释。

后来我偶然发现，这本书被人弄到网络的“爱问资料共享”上，下载量十分可观。

估计D先生没读过此书，读过他也不会同意。

但如果说，他自己不同意的解释就等于“无法解释”，这恐怕不大合适。

五、D先生认为，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的主张也是遭人遗弃的垃圾。

为此他使用了一个主要论据，就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卡尔松的话。

不错，不仅瑞典社民党，还有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都没有采取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主张。

但仅只向人们讲述这一点，那就太片面了，因为恰好是同一个卡尔松，确认马克思的历史观为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概念”。

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认识我们的当代社会，特别是由传统的工业社会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政治条件、全球化与信息技术对生产、通讯和政治所造成的根本性影响是十分十分重要的。

”②他认为，当代社会民主党之所以需要作政策上的改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变化使社民党面对着与20世纪60年代完全不同的新条件”。

既然说到了这里，那就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多说几句。

20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各国普遍迎来了一个“福利国家”时期。

但如果把这个进步当成资本主义自动的、仁慈的馈赠，那就错了，它是在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民主化进步的基础上，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下层人民长期斗争的推动下产生的。

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处在自己的早期阶段，当时是野蛮的、残酷的。

工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改变自己的处境，必然起来与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保护者抗争，而阶级斗争在当时不能不采取尖锐对抗的形式。

在工人阶级发展的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学说起到了决定性的思想引导作用，它促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利益和力量，因此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思想主流。

随着资本主义逐步迈向自己的成熟时期，情况开始变化了。

现实的条件使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越来越可能依靠工会的、议会的……总之，合法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主张在工人大众中便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号召力，改良主义自下而上地排挤了“革命主义”。

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想失去工人群众，便只能先从实践上、然后从理论41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
①②张光明：《论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4期。

高峰、时红：《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22
页。

黑体字原有。

上，经历一种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向。

这种转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在两次大战之间曲折地进行着，到二战后走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那时社会民主主义正式宣布自己为改良主义，这方面的标志性文献，就是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
声明》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

但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宣布自己的未来目标是彻底改造资本主义，走向真正民主的、自由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就是说，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革命手段放弃了，但目标没有放弃，这也并非由于他
们视革命为万恶之源，而是由于他们认为条件没有发展到“最后的、绝望的”
、非使用革命手段不可的地步①。

在群众的支持下，西欧各社会党普遍上台执政，它们广泛推行福利制度实验，人民从中得到了显著的好处，资本主义在欧洲受到了虽非
根本性的、但仍然十分深刻的改造，从19世纪的自由放任主义走向“莱茵模式”。

所以，第一，这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单方面赐予的进步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工人阶级斗争的巨大压力，是促进这个过程的双重动力。

第二，这个过程，一方面导致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化”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也被改造了。

第三，“福利制度”是资产阶级与下层劳动大众的力量在斗争中达到相互制约、势均力敌状态的产物。

如果说这样的制度毕竟还没有根本超越资本主义的话，那也完全不同于原来的资本主义了。

社会党人对自己的这些成就十分自豪。

如果有谁看了D 先生的文章之后，懵里懵懂地跑去恭维欧洲的社会党人，说
他们是延续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说他们的伟大功劳是维护了资本主义，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送他一个“不！”
，然后客客气气地把他撵出门去。

到了这里，人们大约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马克思的革命主张，却仍然尊崇历史唯物主义了吧？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从历史中、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进步中考察特定（的）社会（形式）是否适合这种需要：如果适合，它就必然存在；如果不适合，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替代。

如果这种替代遇到统治者出于私利的暴力镇压，则革命不可避免；如果有条件采取和缓的方式，则和平转变就成为合理的选择②。

这种新的社会形式及其实现道路和手段，不能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需要从现存的社会中发现出来。

这便要求人们走出哲学，走进经济学，对经济关系作尽可能细致的分析。

当对资本主义进行这样的分析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犯过不少错误，他们以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了，而按照我本人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今天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认定的那些即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尖锐矛盾，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矛
盾的早期表现”
③。

后来资本主义的演进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测，社会主义思5
1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历史问题①
②③例如，参见欧罗夫·帕尔梅1972年3月17日的信
，《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按：帕尔梅曾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1986年在瑞典首相任上遇刺身亡。

这方面我的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作《马克思恩格斯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马恩晚年转变”辨正之四》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张光明
：《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想和运动的发展也因此大大不同于他们的预期。

但他们的历史方法提示人们，在考察和制定自己的行动方略时，应该从历史的客观进程而不是主观的意愿中找到根本的依据。

而当着重新考察历史的过去时，也还是首先要从经济运动规律中追究深层原因。

这就是唯物史观在当今世界上仍为许多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所肯定、所运用的理由，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仍然确认唯物史观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此一再写入自己党的纲领的原因①。

依我看，以上这些人们的做法比起不懂得细心区别和分析，只会高喊“打倒”的做法来，是要高明得多②。

至于我自己，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从表面上看，现实的历史似乎存心用自己的‘错位’与理论预测开玩笑，然而更深入的观察表明，这种‘错位’本身也是经济和历史运动的产物，因而仍然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把握。

”我把这种方法总结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自身的矛盾”③。

这是我多少年来研究工作中自觉贯彻的基本方法，今后我还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努力，如果有论者不满意，那也只好随他去。

六、D先生激烈地批评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荒谬。

不过，他也还是承认，阶级总还是存在的，而人们的观念和阶级利益之间也是存在联系的。

接下去他指出：“观念和阶级地位、动机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曲折、微妙的，这种联系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反向的，可能近些，也可能远些，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间接联系，也可能根本八竿子也打不着。

因此，在历史分析中直观地、直接地‘找出’这种联系，并以这种联系作为整个理论分析的坐标，难免会产生荒唐的主观臆断，难免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这些话说得一点不错，的确把握住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要旨。

61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
①②③例如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7年的汉堡纲领中，再次声明：“它认为
自己是左翼人民党，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至于被D先生视作证明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的最好例证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在自己的2001年纲领中明确宣示“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其分析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其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见高峰、时红《瑞典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述评与文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顺便说。

当今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的重新得势和“福利国家”所遇到的挑战，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中已经引起了关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新的思考。

这种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重提“针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替代”。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理论家之一托马斯·迈尔就此写道：“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评中仍具有生命力的是，它在启发性地引导对危机的分析时仍然是有效的。

关于几乎完全以私有制与市场规则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起因和后果，我们仍能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当着把他的批评运用于提出各种不同的与时俱进的主张（来自于对马克思的‘软’阅读），要求根据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去创造和转变政治、社会与文化时，它也仍然是有价值的。

”（［德］托马斯·迈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我们需要马克思的复兴吗？》，原载《新社会》2012年4月号，张光明译，《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
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