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复原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复原作者：龚喜林来源：《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03期内容提要：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华物资在收复区进行了紧急救济与复原。

它在难民的救济与安置、工农业生产的复原与经济的复兴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但这些成果也随之散失在内战战火中。

关键词：战后收复区救济复原中图分类号：K2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3－53－56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以3500万人的生命代价和6000亿美元财产损失而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然而，经过持续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一础设施毁坏殆尽，正常的生产、生活无以为继，中国陷入空前的困顿之中。

抢救挣扎在死亡线的难胞，复兴残破不堪的经济，恢复社会秩序成了战后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

而国际社会的救济机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成立则促成了国民政府战后收复区紧急救济与复原。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是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动下，由44个盟国共同成立对遭受战灾的各国战后复原与重建进行援助的国际机构，对“在联合国家控制之下任何地区内之战争受难者，济以粮食、燃料、衣着、房屋及其它基本必需品，供给医药及其它重要服务，并于足以供应救济之必需限度内，在上述地区内促进上述之服务与各种必需品生产及运输”，它于1943年11月成立于华盛顿。

根据《联合国救济善后公约》，各未遭受侵略的会员国捐其一年总收入的1 ％作为联总的事业经费。

获得联总资助的有希腊、捷克、波兰、南斯拉夫、白俄罗斯、乌克兰、菲律宾、中国等国。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国，为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国民政府委派蒋廷黻代表中国政府参与了联合国救济善后公约的签订和联总的成立大会并参与了联总早期的各种活动。

中国是联总中央委员会四大国代表之一，又是联总远东委员会的常任主席。

中国是联总的创始国和最大的受援国。

为了办理中国战后收复区善后救济事宜，并履行中国对联总的义务，国民政府于1945年1月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运用联总之物资，办理在中国领土内救济与复原”，并任命蒋廷黻为署长。

1945年9月，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行总根据经济和地理情况在收复区分设冀热平津、晋绥察、鲁青、苏宁、上海、台湾、东北、广西、广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15个分署及滇西、福建办事处；联总也在中国设立驻华办事处，以协助配合行总的工作。

1945年11月8日，联总第一艘运载3500吨救济物资的船只抵达上海，中国收复区大规模的救济与复原工作正式开始。

二、战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复原，主要体现难民遣送、灾民救济、卫生防疫，交通和工农业的复原等方面。

(一)、难民遣返这次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苦难之一就是使数以千万计普通民众沦为战争难民。

究竟有多少难民，说法不一。

据行总统计，全国流离难民达4000万之多。

难民的遣返是行总持续时间最长、所耗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

难民返乡工作从1945年9月开始。

行总先后在重庆、昆明、贵阳、西安等地设立难民疏送站；在宜昌、汉口、上海设难民招待所和难民接运处。

各分署也在交通要冲设置收容站、转运站或服务站，这样形成了全国难民遣送网。

后方返回收复区或外省返回本省的难民。

先由疏送站运至适当的地点，再由当地分署转运回藉；各省内的难民返回本县，由分署办理转运。

难民遣送方式主要是陆运和水运，空运仅用于侨胞的遣送。

行总最先遣送的是因豫湘桂战役而流落到重庆地区的贫苦难民和民营工厂被裁工人。

陆路方面，行总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实行票价补贴办法。

返乡难民凡“由国营公路渝湘、渝桂、昆桂、陕豫等线返乡者，由行总津贴每公里二十五元至三十元，返乡者自负二十五元；赤贫难民无力负担者，则由行总发放乘车免票证，并免费供给沿途食宿”。

水路方面，由行总租用汽轮及木船由重庆分别编队送往宜昌、汉口、南京等地，并随船派有医护人员；沿途各分署所设立的遣送站或招待所，为难民提供食宿的方便。

到1946年1月份，湘桂来渝难民8600名已遣送完毕。

在此过程中，另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或乘车，或乘船，或徒步跋涉，历尽艰辛，最终返回故乡。

在联总的协助下，行总与有关国家接洽举行了侨民的遣返。

到1947年9月难侨遣返工作结束时，联总和行总共协助27802名华侨返回原侨居地；协助46454名流落海外的难侨归国。

(二)灾民救济为使挣扎在饥饿线上的难胞得到衣食住行的最低生活保障，行总及各分署对“老弱病残、赤贫无依，短期内非受赈不能生活者”开展了如粮食、衣服和现金的紧急救济。

其实施可分为四个时期：1945年秋冬之间的以粮食衣着为主紧急施救；1946年春季的抢救湘桂饥馑；同年秋冬两季，除救济豫皖苏黄泛区蝗旱灾情外，再度普遍举办的冬赈；1947年春季以后对各地水灾荒歉的救济。

为配合难民的返乡及救济1946年的春荒，行总在各难民汇集之地和湖南、广西等发生严重饥谨的地区，采取集体供食的形式，普设粥厂和施食站，以解难民燃眉之急。

1946年上半年的集体供食，不仅帮助人们度过了春荒，且可使大量的人力从事农业生产。

行总为配合1945年及1946年的冬赈，又在物价较高的城市办理平价食堂。

如在1945年的冬赈中，广东分署“粥厂食粥者310093人，食饭者12697人，平价食堂用膳者178015人，散发面粉15万磅”。

对于广大被难的农村，由各分署组织工作队赶赴灾区直接发放赈衣赈粮。

在1946年拯救湖南、广西两省饥谨中行总曾动用水陆空一切可能的运输力量，每日向灾区运送1000吨粮食。

由分署组织的105个急赈工作队发放食粮，使两省濒临绝境的650万饥民得以活生。

截至1946年6月底，行总共“发放旧衣鞋200万件。

新制棉衣、棉背心约65000余件，棉被和毛毯约4000床，受惠人数150余万；发放粮食8万余吨，受惠人数600万”。

由于长期抗战，房屋破坏程度相当严重，尤其以华中、华南各省为最重。

据湖南、广西等十二省的调查，“房屋损失程度在50％至100％者达229个县市”，湖南“无屋可住者达1417791户，约占全省总户数的1 ／4”，“无家可住者亦达700余万人”。

行总的此项业务，采取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办法：一是在水陆各交通要站，将庙宇、教堂、学校或其它公共建筑改建成难民招待所或搭建棚屋、帐篷等办法修建临时住所，供难民临时居住；一是拨出专项贷款，帮助难民修缮被损的房屋。

其中，行总给房灾最重的“桂省三十亿元，湘省三十亿元，鄂省十亿元”的房屋建筑贷款。

至于医院、学校、福利机构等公共房舍则由行总以工代赈的方式发动难民加以修缮。

(三)卫生防疫为了防止战后瘟疫及传染病发生，行总于1945年7月设卫生业务委员会并成立12个医防大队、6所防疫医院及6个巡阅卫生工程队。

在联总的物资尚未到达之前，行总拨专款1000亿元(法币)，进行收复区的急救与卫生工作。

联总的物资运到后，行总将联总运来的医药器材分发各地医疗机构为难民开展免费救治。

行总成立的广州、济南、汉口三个医防大队，医务人员分布于粤汉、津沪、平汉等铁路沿线各处站，为还乡难民提供医药卫生保障。

1945年陕西发生白喉病；1946年各地出现天花、脑膜炎、霍乱；1947年5月黄泛区流行黑热病，行总都组织医护队迅速赶往救治。

1946年春，东北(尤以四平为重)、福建、浙江、江西发生鼠疫，行总在联总专家的帮助下，在各地进行防疫注射。

“仅在四平一市接受注射的人即达九万八千余人”，“工作至十一月底，注射预防接种达四十二万人”。

另外，行总还组建了卫生工程大队，从事各地的环境卫生工作，如云南贵州的净水工程、花园口的环境卫生设施；其它如饮用水的消毒、灭虫、蚊、蝇等，总计大小工程数十处，消毒清洁工作数百起，惠及几十个城市。

(四)农业善后与复员战后农业的迫切任务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衣服原料的生产，恢复农业生产以稳定农村经济，解除农民困苦。

农业的复原工作在主要如下：首先，行总向灾农贷放农业生产资料。

农业生产资料在战争中损失殆尽，返乡农民赤贫无依。

行总采用各种办法，向农民免费发放种籽、化肥、农具等农业生产物资。

另外鉴于农业动力的短缺，行总也请求联总运来小型农具及耕牛等配发给农民。

如湖北分署“共购发农具21796件，肥料813829斤，种籽653322斤，耕牛566头，受惠农户107719人”人。

其次，组成农田复垦工作队。

扩大耕地面积。

战后荒废的农田，河南占耕地总面积的30％，湖南和广东各占40％；江苏的荒地占总耕地面积的3／5。

为迅速复耕荒地，各分署组织复垦工作队，开展农业生产调查、发放农贷物资，协助农民垦田复员。

工作队利用联总所拨的拖拉机，从1946年4月起，先后河南尉氏、湖北沙洋、湖南衡阳、广西柳州等地进行机械化耕作。

仅河南一省就利用拖拉机复耕荒地5万多亩。

第三，防治病虫害。

行总在防治病虫害方面也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

在联总专家的指导下，行总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产棉区防治棉病虫；在华南各省产稻区防治水稻病害；在晋皖豫烤烟区防治烟虫；在平、津、沪等大城市蔬菜区防治蔬菜病。

其中，对黄泛区蝗虫的防治成效最大。

1946年，安徽北部、河南中部黄泛区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行总“掘沟围打”“撒喷毒饵”，并以2两蝗虫换1斤面粉的办法来奖励农民捕蝗。

在这一区域内“共发动农民六十五万人，用去面粉一千吨，杀灾蝗虫达三百万斤以上，受益农田有七百六十万亩以上”。

行总病虫害的防治“得以保全农田1200万亩，由此可增产稻谷120万担，蔬菜100万担”。

另外行总在收复区农田水利建设特别是花园口的堵复和黄泛区的治理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五)交通复原抗战期间，因交通线损失惨重，战后“运输系统的不健全，实在是中国复兴建国的主要阻力”为了恢复交通，铁路方面，行总运用联总“铁路器材27万余吨，车头192个，车皮3445个，钢轨及附件84000吨，枕木97万根，机车附件2900吨，桥梁钢架2300吨，机车设备8700吨”等器材先后修复了南浔、粤汉、津浦、浙赣等线。

公路方面，行总尽量选择一些便于运输分配救济物资的路段施工。

“如行总曾组织大批劳工抢修九江一南昌一长沙一衡阳的公路，从而使大批救济物资及时运到灾区。

到1946年年底，已修成18000公里的简易公路；一年后，通车里程更达30000公里”。

其中最重要者“如京沪杭区公路，完成京杭、京沪、沪杭等线，约长791公里，修复永久或半永久式桥梁168座、涵洞377座，又福厦公路全长298公里，正在完成中”。

(六)工矿业复原日本的侵华战争使集中于津沪等沿海地区的本来就薄弱的中国工业惨遭敌寇的摧毁而被迫内迁。

继之以战事的持久，到抗战胜利时，这些内迁的工厂均残破不堪，实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