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轮资料收集 (44)

案例一中国联通某省级分公司(以下简称联通公司)所有的通信电缆，被农民王某不慎挖断。

联通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报案并提出索赔3500元。

在保险公司受理尚未赔付之前，联通公司和王某达成协议，由于无力赔偿联通公司损失，王某同意做联通公司7个月的巡线员，月应付工资500元，共计3500元，联通公司不付工资给王某。

7个月后，联通公司不再向王某要求赔偿。

案例二：去年6月，该制衣厂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企业财产保险合同，附加盗抢保险特约条款，保险期限从2006年6月起至2007年6月，保险金额为40万元，并于次日缴清了所有保费。

去年国庆期间，该制衣厂员工全部放假，仅剩值班人员留下看厂。

一天晚上，该值班人员在值班查岗期间擅自离开工厂，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重新回到工厂。

当他回到工厂清点物品时，发现原本于次日发货的一部分成本制衣被盗，厂门有明显被撬的痕迹，除制衣被盗外，他自己放在抽屉里的两千元现金也同时被盗。

该值班人员随即向公安部门报案，经现场查勘，该制衣厂共损失财产约25万元。

由于此案一直未破案，制衣厂于2006年7月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索赔报告。

保险公司勘查后，随即向制衣厂发出《拒赔通知书》，通知书称根据双方签订的《企业财产保险条款附加盗窃险特约条款》(以下简称《特约条款》)的约定，“由于保险地址无人看守而发生的被盗窃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

案例三：3月29日，投保人某海运有限公司就其所有的船舶A轮向某财产保险公司（以下为论述方便，简称为保险人）投保沿海内河船舶一切险，被保险人为该海运有限公司（以下为论述方便，简称为被保险人）,保险期限自2006年4月1日零时起至2007年3月31日二十四时止，并特别约定：“保费分二期支付，首期保险费生效前支付，第二期保险费于2006年6月30日前付清，逾期不付，保险责任终止”。

6月15日，保险人的业务人员在公司打印收据后向被保险人催收保费，但由于种种原因被保险人一直迟迟未予交纳保险费。

8月4日晚，船舶A轮从芜湖装载钢材3270吨行驶到马鞍山港区水域时，因舵机失灵不慎与锚泊在锚地的船舶B轮发生碰撞，导致两船受损。

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向保险人和马鞍山海事处报案。

并于8月5日（星期六）通过银行将款项存入保险人业务员的账户，要求交纳第二期保险费，保险人的业务员将原打印的第二期保险费收据交给被保险人，并将保费转交公司，保险人在8月9日确认收费。

本案发生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意见发生了分歧:一方面是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属未履行按约定缴清保险费义务而违约,保险人可依据《沿海内河船舶保险条款》第二十条规定及合同约定而终止合同或拒绝赔偿;另一方面是被保险人认为保险人及其业务员的作为和不作为在客观上表示了放弃终止保险合同权利意思，保险人不得再主张终止合同或拒绝赔偿案例四：2002年3月，张某因购买房屋，向工行贷款人民币10万元，张某还以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个人抵押住房综合保险，为上述房屋设立保险金额为10万元，保单第一受益人为工行奉贤支行。

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所致死亡或伤残，造成连续三个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个人住房抵押借款合同》还贷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借款余额的全部或部分还贷责任。

今年6月初，张某以保险合同纠纷起诉到法院，声称自己依据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作出的伤残鉴定结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要求保险公司向银行支付保险赔偿金8451.66元。

法院查明，自1994年至1999年，张某从事热泵空调装配，接触黏胶剂历史有六年。

2004年5月，经诊断，张某患慢性轻度含苯化合物中毒（白细胞减少症）。

案例五：那年夏天晚上 8点多，一场长达 1个小时的大雨却倾盆而降。

仓库的值班人员在巡视中发现库外的下水管道被堵塞了，雨水渐渐涌进了库房。

当时，仓库里储存了上千卷纸，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纸品遭到浸泡，后果不堪设想。

值班人员即急报告领导，公司负责人迅速组织职工前来抢救纸品。

有的用拖把拖，有的用铁锹铲，欲疏通下水道；有的用外面一些废纸，把仓库已经进水的进水口塞住；而五台搬运卷纸用的夹车也全部开动，把纸品往没水的地方搬。

正在抢救的一片混乱中，不知因大风刮断电线还是电路受潮短路，突然停电，库房里外，一片漆黑，影响了抢救的效率。

尽管职工全力以赴，然而，雨水还是涌进了仓库，库内积水约 10厘米深，几百卷纸品被浸在水里。

等雨止水退后，公司组织人员清点损失并通知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也派工作人员到事故现场拍照记录，核实有关损失，并委托一家公估公司对损失财产进行了公估。

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纸业公司六十几万元的损失。

几个月后，纸业公司等到的是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

该通知书的基本意见是：“……从本市气象局录得的 24小时降雨量来看，事发当天的降雨量尚没有达到暴雨的程度。

故本次因雨水浸湿纸品所造成的损失，不属本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本公司无法依保险合同给予理赔。

”纸业公司上下均不能接受保险公司的说法，拿出事发第二天当地媒体的报道所使用的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等字眼来佐证，说明那天下的就是暴雨。

并认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并没有就暴雨的概念进行解释。

案例六：张某投保了家财险。

某日，张欲将其房屋墙壁重新粉刷一遍，便把家具、衣物、家电等物品搬到楼外自家的窗前，令其14岁的儿子看管。

儿子在玩耍时将一瓶汽油碰洒，阳光经玻璃聚焦引起大火，烧毁张某多件财物，价值9000余元。

保险公司认为其全部损失是在户外发生的，决定不予赔偿。

张某则发现保险单上未填写详细家庭地址，遂再度向保险公司索赔。

保险公司对张某的答复是：保险单上未注明保险财产座落地址，是保险代理人的过错造成的，并非保险公司的意愿，属无效代理行为，如果要赔偿损失的话，也应该由代理人向张某赔偿。

案例七王某于1998年投保家庭财产保险，他只选择投保了纯平彩电与VCD各一台，保额3000元。

两个月后，因为烧酒精炉时不慎引发大火。

王某情急之下，抢救出彩电和VCD，因来不及救出其他物品，结果导致损失4500元。

王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

保险公司内部出现了3种不同意见。

案例八：3月29日，上海联大海绵公司火灾保险赔偿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2004年6月上海联大海绵公司沪闵路厂房发生火灾，厂里几乎所有财产被烧毁。

该公司随即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索赔，但人保提出拒赔，理由是该厂房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已被责令停产，从而违反了保险法和保险合同规定。

2003年6月，联大海绵公司将沪闵路厂房以及厂房内属其所有的机器设备、存货、办公用品，向人保财险投保“企业财产保险基本险条款”，保费 2.255万元，保险责任包括火灾、雷击、爆炸等。

2004年6月，该厂房发生火灾，烧毁成品、半成品海绵，厂房及生产设备也因火灾受损。

上海市公安局火灾原因认定书上表示：“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此次火灾是因厂房A库西南角处打包机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并扩大成灾。

”案例九：2004年1月底，服饰城4号馆至5号馆之间的天桥改造工程由服饰城工程部经理管某发包给一名没有资质的个体户施工。

同年2月10日晚10时许，一名无证施工人员在天桥上进行电焊气割作业，由于违章操作，导致气割熔渣飞溅到4号馆的一店铺内，引燃铺内物品，酿成火灾。

后由于大众保险公司对大康公司提出的索赔请求予以拒绝，从而引发诉讼。

此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判决大众保险公司支付大康公司保险赔偿款75.6万余元。

案例十2004年9月，王先生买了一套世纪新城122平方米的商品房，首付20％，剩余八成按揭。

按揭总金额80万，分30年偿还。

按当时的房屋按揭相关规定，他必须为按揭房投保“房贷险”。

为此，他向天安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投保金1.2万元。

天安保险公司说，这1.2万元是他向银行借款80万元，分30年还清而支付的总投保金。

投保金按借款额和还款时间的不同来设定，第一受益人是银行，第二受益人是王先生。

2005年1月，王先生一次性向银行还掉60万元。

此时他的银行剩余借款额已不足20万，但保险公司拒绝退还相应保费。

王先生感觉很不合理。

案例十一3年前，在商界春风得意了十几年的王某处于人生的最低谷，因为生意需要向一位朋友借了40万元。

由于常年在外奔波，多数时间都在路上，难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2003年8月，他听从一位保险代理人的建议，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人身保险，保险金额大约为30万元。

由于他一家只有三口人，因此，在保单的受益人这一项上填写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的名字，并约定受益均等，即各得一半。

同年10月，王某买了一辆20万元左右的轿车，同时也在保险公司投了车损险，生意也渐渐开始红火。

“天有不测风云”，王某夫妇在2004年5月的一次交通意外中不幸双双遇难，车毁人亡。

由于事故责任明确，保险公司的理赔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王某的儿子从父亲生前投保的寿险公司处获得了30万元左右的理赔款，在财产保险公司那里获得15万元左右的理赔款，总计45万左右的赔偿金，虽然这笔钱不足以弥补亲人离去的悲痛心情，但多少也是个补偿。

然而，正是因为这两张已经由保险公司兑现的保单掀起了不少的“麻烦”和争议——由于王某生前曾向其朋友借了40万元，并且立有字据，但是直至去世时，依然没有将这笔钱偿还。

于是，债主听闻王某儿子获得赔偿金这一消息后，便上门要债，要求王某儿子以该笔保险金归还其父亲去世前所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

但这一要求被王某儿子拒绝，理由是那张借款字据上的借款人并非自己。

双方各执一词，闹得不可开交。

案例十二家住上海市南汇区的史老太有两个儿子，她与大儿子徐先生的关系甚好，想要立一份遗嘱，待自己百年之后，将所有财产全部(约70万元)交给徐先生一个人继承。

2001年12月25日，史老太病重，她派人找到上海市为平律师事务所，约定由该所律师代其书写遗嘱，史老太支付了1000元代理费。

翌日，该所指派律师宋舟锋具体办理，宋携带根据史老太意愿而草拟的遗嘱来到史老太家，将遗嘱内容读给史老太听，又告知史老太代书遗嘱需要有两位见证人，除了律师自己以外，还需要再找一位见证人，史老太表示可以请徐先生的舅舅作另一见证人，随后，史老太在遗嘱上签字押手印，宋舟锋也签了字。

过了几日，宋舟锋律师和徐先生一起拿着这份遗嘱到徐先生舅舅家里，宋舟锋告知这份遗嘱是史老太的真实意思，徐先生的舅舅便在遗嘱上签了名。

2002年3月10日，史老太病逝。

丧事完毕，徐先生即持遗嘱将父亲、弟弟告上法庭，要求继承母亲的全部遗产。

上海市南汇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遗嘱条件，应当认定为无效遗嘱。

因为按照《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而本案中，徐先生的舅舅作为见证人并没有在场见证，而是事后“补证”，所以该份遗嘱无效，最后判决史老太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由徐先生、其父、其弟三人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