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
《宋诗选注》的读书报告
《宋诗选注》的读书报告
一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史当中，诗兴盛在唐朝，词繁华在宋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唐诗一脉相传宋诗的地位，却一直摇摆不定，从拾唐诗牙慧到出于唐诗而胜于唐诗，各家理论，林林总总又褒贬不一。
凭心而论，唐诗和宋诗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诗的创作在唐以后经过五代的短暂低迷以及调整反思以后，在两宋的三百多年间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新的特点。
众所周知，宋朝无论在在国运国力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唐朝有极大的不同，正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的那样，“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和庞大的文官体制，使得宋朝的文人数量远远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
同时，如同宋太祖手持玉斧划定自己与赵氏子孙的天下江山，宋诗创作的大方向也始终没有突破唐诗当年的格局。
治版图的局限也同样锁住了诗人们的眼光与灵感，大多数身居官位，不愁吃穿的诗人们已经把前人抒发胸臆的诗歌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典雅意趣。
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钟书举亚历山大的例子来说明后人要超越前人开创的疆土，就要向着更加辽远的地域进发，付出更多的辛苦。
因而他指出前人的造诣不仅仅是留给后人的产业，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挑衅。
宋人写诗，面对唐诗高山仰止，无法超越，只能感叹，唐诗中李白、杜甫这一对双子星的创作风格，在宋朝出现了“杜天下，李一角”的局面。
人们虽然承认李白的诗仙地位，在创作上却更喜欢学习有规可循的杜甫。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一反传统的文体递变论，认为文体的演化
- 1 -。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正 当本 体 裁 以 划 时 期 ，不 必 尽 与 朝 政 国 事 之 治 乱 盛 衰 吻合 ” … ，文 学 创 作 并 不 是 社 会 变 革 、 时 代
盛 衰 的 翻 版 和 再 现 ，社 会 时 代 对 文 学 创 作 也 没 有 绝 对 的 主 宰 力 量 ，社 会 时 代 的 分 期 与 文 学 创 作 的
否定 “ 社会 造 因说 ”
钱 钟 书对 “ 诗分 唐宋 ” 的 阐释是 以他对 “ 社 会 造 因说 ” 的 否 定 作 为 理 论 前 提 的 ： “ 每见 文学 史 作 者 ， 固 执 社 会 造 因之 说 ， 以普 通 之 社 会 状 况 解 释 特 殊 之 文 学 风 格 ， 以某 种 文 学 之 产 生 胥 由 于 某 时 某 地 ；… … 盖 时 地 之 外 ，必 有 无 量 数 影 响 势 力 ，为 一 人 之 所 独 具 ，而 非 流 辈 之 所 共 被 焉 … … 岂 可 以 时 地 二 字 草 草 了之 哉 ！ ” ＂ 将 文学 视为 时代 精神 产物 的 “ 社 会 造 因 说 ” 是 中 国 现 代 主 流 文 论 的 思 想 基 石 ，胡 适 “ 今 日
之 中 国 ， 当 造 今 日之 文 学 ”、 “ 惟 实 写 今 日社 会 之 情 状 ，故 能 成 真 正 文 学 ” ＿ ３ ｊ ，陈 独 秀 “ 文 学是
“ 诗分唐宋” 的理论 内涵做 出了更为合理的 阐释 。认为与其将唐诗宋 诗视 为唐宋两个社会 阶段 的产 物 ，不如将它 们视为创作主体 的不 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 向，性情 心理 的复杂性决 定 了这 两种创作倾 向往往 交缠在
一
起 。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 的纠偏 意义 。
宋诗不及唐诗的根本原因
宋诗不及唐诗的根本原因钱钟书先生不太赞同“诗分唐宋”这种以时代划分诗歌的论文方法，他认为，“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当然也是承认中国诗歌是有唐诗、宋诗之分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但是，他认为这种分别，“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具体地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谈艺录·诗分唐宋》）其实，这是一个两可的问题，就是说，两种说法都各有道理。
对于关心社会、跟现实联系密切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诗歌风格必然烙上朝代的印记；而对于那些不太关心社会、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诗人而言，影响他们诗歌创作和风格的主要因素则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禀性。
纵观文学史，那些艺术造诣精深、影响深远的诗人，多数是关注社会、跟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
因此，我认为，诗分唐宋的传统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
时代影响诗人及其创作，有各种途径。
仅以唐宋而论，赵宋朝廷在政策上对士人相当优待：太祖赵匡胤在即位的第三年就秘密镌刻了一块誓言碑，告诫后来的继位者，要遵守三条立国方针，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士人的生命有了安全保障；宋代的科举选士制度也向士人敞开大门，使他们有比唐代士子更为广阔通畅的进身之路；对已经步入仕途者所提供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是唐代士人所望尘莫及的——仕途较为顺利、最后官拜二品尚书的白居易，在诗歌中记录了自己不同时期的俸禄数额，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宋人洪迈对此不以为然，仍然说白居易“立身廉清，家无余积”（见洪迈《容斋五笔》卷八《白公说俸禄》）。
但是，宋代有一点是无法跟唐代相比的：唐代几乎没有任何言禁，文艺创作完全处于自由发挥状态。
这就是洪迈所说的“唐诗无讳避”：“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
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为此，洪迈列举了很多例子。
对唐宋诗词风韵气骨研究的收获感想
对唐宋诗词风韵气骨研究的收获感想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在历代的唐宋诗之争中，实已包含有对唐宋诗艺术特征的认识。
如严羽《沧浪诗话》讲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向来被认为是对宋诗创作特色的概括，人们对宋诗特征的认识，常通过唐、宋诗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在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涉及唐、宋诗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比较。
当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这依然是唐宋诗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说：“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他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
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
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
'）。
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
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
”很显然，胡适是从提倡白话文学的角度评判宋诗的，肯定宋诗中那些很近白话的诗，而对江西诗派掉书袋的古典诗则持否定态度。
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平民文学，要打倒贵族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诗运动中的江西派之诗，均在被排斥之列。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
”他将江西诗派归入“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而加以否定。
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这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言论，虽非专为研究宋诗而发，影响却十分深远，给宋诗运动以致命的一击，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唐诗研究受重视而宋诗遭贬斥的局面。
浅析钱钟书“诗分唐宋”论
浅析钱钟书“诗分唐宋”论作者：晏资芬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3年第06期摘要：钱钟书继承和发展了严羽的“断代言诗”说，并在《谈艺录》中提出“诗分唐宋”的观点：诗歌分期的标准不应是“朝代”，而应为“体格性分”之分；同一位诗人的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可兼容各种风格，近“唐音”则“才气发扬”，染“宋调”则“思虑深沉”，唐诗、宋诗各领风骚，难分伯仲。
钱钟书的“断代言诗”说提高了宋诗地位，扩充了古典诗学的研究领域，对当代唐宋诗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钱钟书；“诗分唐宋”；《谈艺录》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唐音宋调”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文论家们对唐宋诗优劣的争论更是此起彼伏。
自严羽《诗评》中言“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后，“分唐界宋，几成风气”，遂开启了后世唐宋诗之争的先声。
后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今人缪钺《诗词散论·论宋诗》、钱钟书《谈艺录》、程千帆《古诗考索》等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议论。
钱钟书青年时期就对严羽的“断代言诗”说提出过独到的看法，即为“诗分唐宋”论。
例如，在写于1932年的《近代散文抄》中，他认为所謂“唐詩”、“宋詩”的划分，不应基于时代（chronologically）之别，而是要考虑作品的风格（critically）差异，不可一概而论。
《谈艺录》又专门论述“诗分唐宋”，主要观点是：一、反对以朝代划分诗歌，“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二、主张唐、宋诗歌各有千秋，皆为古典诗学的典范，“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三、主张“论难一概”，唐宋诗如此，具体到诗人、诗作亦如此，一集之内，一生之中，诗风各异者有之。
总的来说，“诗分唐宋”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此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
一、唐诗宋诗，乃体格性分之殊严羽《沧浪诗话》中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性在其中。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钱锺书：谈艺录·诗分唐宋诗分唐宋，唐诗复分初盛中晚，乃谈艺者之常言。
而力持异议，颇不乏人。
《苏平仲文集》卷四《古诗选唐序》论杨士弘《唐音》体例不善，早曰：“盛时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
衰世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
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
异乎十三国风、大小雅之所以为正变者”云云。
已开钱牧斋《有学集·唐诗英华序》之说. 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脗合。
士弘手眼，未可厚非。
「补」杨士弘说实为北宋以来常论。
参观《管锥编》四册581 页。
俞文豹《吹剑录》曰：“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
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无此力量。
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也。
”称“中唐全盛”，正谓作者处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则唐诗之“盛”。
区别井然。
叶横山《汪文纠缪·唐诗正序》曰：“就初而论，在贞观则时之正，而诗不能反陈隋之变”亦此旨也。
左仁、周贻朴同辑黄周星《九烟先生遗集》卷一《唐诗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
不能有今日而无明日，有今年而无明年。
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后可耳。
岂可以此定诗人之高下哉。
犹之手春、夏、秋、冬之序也。
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风雨炎凝。
不得谓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
况冬后又复为春，安得谓明春遂劣於今冬耶。
”则另明一义，而笔舌恣肆可喜。
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故姜西溟《湛园未定稿》卷四《唐贤三昧集序》，即诘驳牧斋，谓：“四唐不可以作诗者之年月论。
如毛诗作诵之家父，见於桓公八年来聘、十五年来求车，为周东迁后人，而其诗不害为小雅。
黍离行役之大夫，及见西京丧乱，为周东迁前人，而其诗不害为王降而风”云云。
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风格之分。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孙媛【摘要】《谈艺录》中,钱钟书摒弃旧有成见,结合中西文学现象和诗学话语,在否定社会造因说的基础上,对“诗分唐宋”的理论内涵做出了更为合理的阐释.认为与其将唐诗宋诗视为唐宋两个社会阶段的产物,不如将它们视为创作主体的不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向,性情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两种创作倾向往往交缠在一起.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的纠偏意义.【期刊名称】《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4【总页数】7页(P114-120)【关键词】诗分唐宋;钱钟书;《谈艺录》【作者】孙媛【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钱钟书对“诗分唐宋”的阐释是以他对“社会造因说”的否定作为理论前提的:“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盖时地之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2］35 将文学视为时代精神产物的“社会造因说”是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思想基石，胡适“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3］7-8，陈独秀“文学是社会思想变迁底产物”［4］1，茅盾“各时代的作家所以各有不同的面目，是时代精神的缘故;同一时代的作家所以必有共同一致的倾向，也是时代精神的缘故”［5］188-189，成仿吾“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6］214，鲁迅“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7］137等对现代文学发展极具影响力的观点都是社会造因说的具体表现形态。
在“社会造因说”的感召下，很多文学史研究者也致力于因世求文，注重从社会时代中寻找文学创作的动因，审视文学创作的意义。
读《宋诗选注》谈唐诗与宋诗
读《宋诗选注》谈唐诗与宋诗坦白地说，对我而言，单单是读《宋诗选注》中每一首宋诗就有一定困难度，更不用说读懂了，因为此书有很多繁体字，而且以前看的书基本都是横排的，看到这种竖排繁体的就觉得头疼。
所以读《宋诗选注》，我是抱着慢慢能总会读懂的心态去读的，知道自己会看不懂，但是能读懂一点就算一点，总比一点都不读要好很多。
也许只能读懂些许，但积少成多，总会有所收获。
总共读了40几页，印象最深刻的是此书很长的自序，以往看过的书都没有如此长的序。
序里钱钟书针对宋诗的地位、影响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尤其注重与唐诗、明诗的比较。
说到诗我第一想到的会是唐诗，而说到宋，我首先会想到的则是宋词。
对于《宋诗选注》里所选诗歌，熟悉的少之又少，除了那些上大学以前所学教材所选，其余基本没听说过，更别说读过了。
我想，宋词之所以会比宋诗闻名，是因为唐朝的诗歌比较有名，所以宋朝诗歌不能盖过唐朝诗歌。
应该有很多人会拿《宋诗选注》和《唐诗三百首》的比较。
直到现在，仍然有一批小学老师对《唐诗三百首》推崇备至，从小学到初中我们要求背诵的都是唐诗，也没有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宋诗。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钱钟书并不是想把“选注”弄成“三百首”那样只是供启蒙用的，注解里介绍创作、特点时经常引用前后文学家的类似写法，这并不是炫学，正如夏承焘先生所说可以从中看到中国诗歌的演变，日本人青木正儿也认为“选注”使得“宋代文学史的一部分要改写”，我们不关心文学理论，只是需要说明一点，宋诗简略地说就是“江西诗派”的历史，“江西诗派”在宋诗中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不管这些诗怎么样，关键是这种创作理论成为一种影响长达千年的思想后，认真剖析是必须的。
宋诗一直不被人们看好。
明清之时，甚至有过“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唾骂”的说法，但在唐代以后的诗坛，从已成的声势和潜在的影响看，只有宋诗可接踵。
宋诗虽说偏重模仿盛唐，在整体成就上可能不及唐诗，但是也有其艺术价值，超过了明清诗。
总的来说，我认为唐诗很热情，但热情之下也有许多撒狗血之作，宋诗较平淡，但很耐读，至于讲道理什么的在那些文人的眼里还是有些趣味和意思的，但对于我们这些不怎么读诗词的学生而言也就那么回事。
《宋诗选注》探微-6页文档资料
《宋诗选注》探微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也许是同类书中发行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了。
程杰先生曾经说过：《宋诗选注》远非一个作品选读本。
它以选见史，并且详辟的评论了所选作家、作品，结合二者看《宋诗选注》就是一部简明宋诗史。
文中还讨论了像继承与创新、书本与创作等宋诗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集中起来不亚于一部宋诗通论。
程杰先生的话点明了《宋诗选注》的以选见史，以选见评的这个特质。
然而，作为一个选本，《宋诗选注》在宋诗史、宋诗选、宋诗评的三位一体的结合中却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为程杰先生所未言。
当然，这个独特之处首先来源于钱钟书先生的诗学思想，其次也离不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代风云。
一、时代风气对《宋诗选注》的影响就“以选见史”而言，钱钟书先生似乎无意把选与史合而为一，让其互相映证，而是采用了选与史并行的方式。
就总体而言，钱钟书先生《谈艺录》的第一条即为“诗分唐宋”，并论述：唐诗的长处在于神韵，宋诗的特点则是多以思理见长。
可见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特征了然于胸。
在《宋诗选注?序》中钱钟书先生也提到严羽对宋诗的评价，即“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
”由此可见钱钟书先生对严羽结论的认同。
然而，我们打开《宋诗选注》细看选目便会发现所选诗篇并不能体现出宋诗的上述特点。
所选篇目大多风格明快，意境清新，颇似唐诗风貌。
就宋代诗歌的主要变化和流派而言，钱钟书先生在所选各个诗人的简评里做了生动的剖析，揭示了宋诗在历史长河中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各个流派之间的不同风貌，然而所选诗篇同样没有反映出宋诗发展过程中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及各派别之间的各自特色，仿佛宋诗从始至终面目如一，各个流派之间亦无差别。
就个体诗人而言，这一问题同样存在。
诗篇的选择大多离不了内容上反映民生疾苦和风格上清新明快这两点。
钱钟书先生在黄庭坚简评里曾说：“钟嵘早就反对的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到了宋代，在王安石的诗里又透露迹象，在‘点瓦为金’的苏轼的诗里愈加发达，而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
28《宋诗选注》读后感
《宋诗选注》读后感宋代诗歌，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内涵，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阅读《宋诗选注》，让我对宋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感受到了宋诗那种独特的魅力。
首先，我被宋诗的丰富多样性所吸引。
宋诗涵盖了各种题材和风格，既有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描绘，也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既有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也有展示哲理思考的哲理诗。
诗人们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将普通的事物和情感赋予了新的生命和内涵。
这种丰富多样性使得宋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其次，我被宋诗中深刻的思想内涵所震撼。
宋诗人们不仅关注个人情感和日常生活，更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哲理。
他们通过诗歌表达了对时代变迁、人生苦短、家国情怀等方面的深刻思考。
这些思想内涵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也对我们今天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此外，我还被宋诗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宋诗的语言凝练、意境深远，诗人们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文学手法，将文字运用得炉火纯青。
他们注重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得宋诗在朗读时具有一种独特的韵律和美感。
这种艺术魅力使得宋诗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欣赏和学习的对象。
总的来说，《宋诗选注》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籍。
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不仅领略到了宋诗的丰富多样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感受到了宋诗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些诗歌不仅让我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也让我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我相信，《宋诗选注》将会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同时，我也期待自己能够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不断汲取这些诗歌巨匠们的智慧和力量，为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缪钺《论宋诗》、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对比阅读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缪钺《论宋诗》、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对比阅读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
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
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
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
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
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
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
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维肖而不维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
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
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里“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鄙薄宋诗的明代作者对这点推陈出新都皱眉摇头，恰像做算学，他们不但不许另排公式；而且对前人除不尽的数目，也不肯在小数点后多除几位。
谈艺录-诗分唐宋
一詩分唐宋，唐詩復分初盛中晚，乃談藝者之常言。
而力持異議，頗不乏人。
《蘇平仲文集》卷四《古詩選唐序》論楊士弘《唐音》體例不善，早曰：“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
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
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
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為正變者”云云。
已開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之説。
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脗合。
士弘手眼，無可厚非。
【補訂】楊士弘説實為北宋以來常論。
參觀《管錐編》四冊581頁。
俞文豹《吹劍錄》曰：“近世詩人好為晚唐體。
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無此力量。
今不為中唐全盛之體，而為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也。
”稱“中唐全盛”，正謂作者處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則唐詩之“盛”。
區别井然。
葉橫山《汪文糾繆·唐詩正序》曰：“就初而論，在貞觀則時之正，而詩不能反陳隋之變”亦此旨也。
左仁、周貽樸同輯黄周星《九煙先生遺集》卷一《唐詩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
不能有今日而無明日，有今年而無明年。
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後可耳。
豈可以此定詩人之高下哉。
猶之手春、夏、秋、冬之序也。
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
不得謂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
況冬後又復為春，安得謂明春遂劣於今冬耶。
”則另明一義，而筆舌恣肆可喜。
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故薑西溟《湛園未定稿》卷四《唐賢三昧集序》，即詰駁牧齋，謂：“四唐不可以作詩者之年月論。
如毛詩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為周東遷後人，而其詩不害為小雅。
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喪亂，為周東遷前人，而其詩不害為王降而風”云云。
斯言也，並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風格之分。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
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唐宋时期陶诗的“重”与“赏”及诗分唐宋的延伸体现——对《谈艺录》二十四的补订
作者： 周怡然[1]
作者机构： [1]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200444
出版物刊名： 名作欣赏:评论版(中旬)
页码： 128-129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10期
主题词： 陶诗;唐;宋;诗分唐宋
摘要：钱锺书先生论陶渊明诗的显晦问题时,举出并驳斥了蔡宽夫、李审言二人之观点,认为杜李韩三人并非不重陶渊明诗,但未详细展开。
实际上杜李韩三人就像唐代众多诗人一样,并不是不重视陶诗,而是不懂欣赏陶诗。
及至宋朝,宋人开始从更加多样的角度剖析品味陶诗,自然就能发现其生命力的丰富,故渊明文名,至宋而极。
其实这本质上仍是诗分唐宋这一观点的具体表现。
《宋诗选注》的读书报告
《宋诗选注》的读书报告引言：《宋诗选注》是一部研究宋代诗歌的经典著作，它通过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宋代诗歌作品，并为这些诗歌进行注解和解读，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时代背景。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宋代诗人们的才情和对生活的感悟，下面是我的读书报告。
正文：《宋诗选注》这本书选取了很多著名的宋代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了苏轼、欧阳修、杨万里等等。
这些诗人以他们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刻的思想感染了后人，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瑰宝。
通过阅读《宋诗选注》，我对宋代诗歌的发展和不同诗人的风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这本书中的注解非常详细，对于诗句中的生僻词汇、典故和隐晦的意象进行了解读，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诗人的创作意图。
通过对诗歌进行注解，我发现宋代诗人善于运用咏物、抒怀、描写自然等手法，使诗歌具有了深刻的意境和情感的抒发。
例如，苏轼的《赤壁赋》中描绘了战乱中的人生百态，他通过描写壮丽的自然景色和战争的惨烈，表达了对战乱的忧虑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其次，通过阅读《宋诗选注》，我对宋代社会的风貌和文化背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宋代是一个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时期，这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诗人们的诗歌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对社会风貌和历史事件的反映。
例如，欧阳修的《乡村四月》中描绘了祥和美丽的乡村景色，反映了宋代社会稳定繁荣的特点。
另外，这本书对于诗歌形式和技巧也进行了解读，使我对于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宋代诗人注重细腻的描写和抒发情感，他们善于运用象征手法和修辞手法，使诗歌更富有意境和生命力。
同时，宋诗也有着独特的韵律和格律要求，这对于诗人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阅读《宋诗选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宋代诗人的艺术追求和气韵生动的创作形式。
结论：通过阅读《宋诗选注》，我对宋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注解诗歌的著作，更是一本展示宋代文学魅力的作品。
诗分唐宋 情理各妙
诗分唐宋情理各妙
吴长青
【期刊名称】《初中生必读》
【年(卷),期】2002(000)010
【摘要】同是诗歌,不同朝代在风格情调上有整体性的差异。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出了“诗分唐宋”之说。
他认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
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简言之,唐诗突出一个“情”字,而宋诗则追求一个“理”字。
【总页数】1页(P)
【作者】吴长青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从思维模式看苏、黄差异——兼及对“诗分唐宋”的新考察
2.论钱钟书的“诗
分唐宋”观3.宋代印刷传媒与诗分唐宋4.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阐论兼与苏轼
诗比较--唐宋诗人论书诗札记之三5.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
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作者：乔艺来源：《卷宗》2019年第31期摘要：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提出“诗分唐宋”深刻含义的新辩之论。
而《宋诗选注》又提出了“六不选”标准。
这些都代表了他对艺术理论以及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文艺作品最必要的成分便是具有审美价值，否则它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存在意义;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运作和谐的，进而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
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钱锺书先生一以贯之地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将美学思想与哲理、感悟和思辨相统一，深刻揭示了治学之道与严谨的审美批判标准。
关键词：宋诗选注;谈艺录;标准1956年，钱锺书先生开始了宋诗的编选工作，在当时，编选宋诗要比唐诗更为繁杂，清代人已遴选有《全唐诗》，而宋诗在当时却没有普及型的全本。
此外，宋诗的数量之多与版本之冗杂也使编纂更为繁复。
钱锺书先生融汇古今，用两年心血编集成《宋诗选注》。
时隔几代，《宋诗选注》仍然对于普及与研究宋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诗选注》依据钱先生的“六不选”标准，以及当时社会上“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风气，选出了80家共375首诗作。
在这些诗作中，绝大多数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宋诗选注》的写实性，也表达出钱锺书先生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谈艺录》作为钱锺书先生早期的重要著作，并非专论宋诗，但其中却涉及到很多宋诗研究的重要命题。
仅在书中开篇，先生便提到诗分唐宋这一论断：“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1]自宋代以来，因诗歌创作明显区别于“唐音”，便有了关于唐宋诗的辩论。
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而钱锺书先生在文章开篇便为宋诗划分了自己的界定：“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之诗分唐宋，不以时间的先后为界限，而以各自的特征作别，因而“唐宋”二字也并非唐朝与宋朝之简单的朝代区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所谓体格性分之殊，在先生看来便是“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1 钱锺书《谈艺录》里“诗分唐宋”的论断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于唐宋诗之分的理论主要有以下两点：“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在我国文学界中，作家作品常常被看作是某一时代的特定产物，胡适曾言：“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3]时代造就文学的论断几乎垄断了从古至今的文学思想，致使许多学者在研究中也开始了因世求文的造访。
但钱锺书先生一反前人之常态，反对时代造就论。
他认为时代背景的大格局与作品的内在属性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关系，即使同一时期同一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也会产生巨大的不同。
事实上，真正推动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力是文学自身的发展惯性，而并非来自文学创作环境的外部力量，正如钱先生在起《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中所言：“文学演变，自有脉络可寻，正不必旁征远引，为枝节支离之解说也。
”[4]“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
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也。
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钱锺书先生的诗分唐宋并非指唐代和宋代，他曾说：“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旭之恉。
”不妨猜测钱先生之意即为：诗唐宋也，非人皆唐宋也。
此外，他认为诗歌的创作倾向与个人性情之间存在着真正密切的关系：“夫人禀性，各有偏至。
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唐人與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差异较大的心性，唐人多丰腴的想象，宋人多理性的分析，这造就了唐诗的风格多浑融饱满，而宋诗充满了缜密的思理。
但这并非绝对，许多唐诗中也有理性的成分，宋诗中也包含有浪漫的想象，甚至同一个人也会兼有上述两种风格，在钱锺书看来，这种唐宋诗交缠的创作倾向主要取决于创作主体性情心理的复杂性。
“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
”时代与社会对文学创作固然有一定影响，但真正决定文学作品内核的一定是创作主体的心性与心理，是主体心性的不同真正造就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
2 从文学理论到选诗实践如果说《谈艺录》中的诗分唐宋是钱锺书先生的理论论证，那么《宋诗选注》必为其论断的有力实践。
在《谈艺录》开篇中列举的几位宋代诗人，几乎全部录入了《宋诗选注》中，如宋之柯山、白石、四灵等。
此外，包含苏轼、杨万里等在内的诸多大家之作也为钱先生“诗分唐宋”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
苏轼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他强调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严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钱锺书先生在编选苏轼诗时格外用心，因而《宋诗选注》中既出现了苏轼的“宋诗”，也出现了苏轼的“唐诗”。
试看《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人没有像一般歌咏山水的作品那样，摄取一个侧面或几个镜头，去具体地描述庐山富有特征的景象，而是以大气包举的手笔，概括地抒写游览庐山的一个总印象。
然而这一总印象的描写依然不属于写景的范畴，而是哲理性的表象概括。
后人每读该诗，产生的更多的是要透过万千表象看到本质这一哲理。
而非游赏西林的情感抒怀。
同样是写西林，唐人笔下的西林远不同于苏轼的描写。
中唐诗人白居易有诗《宿西林寺》：“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
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
”平林木落，天日晴朗，远山被翠色所笼盖，因深爱着这山便骑马而来。
我心中深深明白自己不比刘遗民隐居于此多年，但一宿在此便再不愿复返。
全诗不发议论，在对景物的描摹之外，是作者抒发的情理，这是典型的唐诗笔法。
唐诗主在抒情，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涉理。
与白居易同时并为好友的元稹，也有关于西林的描述。
《寻西明寺僧不在》：“春来日日到西林，飞锡经行不可寻。
莲池旧是无波水，莫逐狂风起浪心。
”在明媚的春日里日日到访西林，僧人游方经行之处却无法寻迹。
莲池安稳，原是不起波澜之地，切莫追随时风起了功名利禄的纪要之心。
此诗最后一联同样为发议论，但并不像《题西林壁》中的简单道理阐述，而是用诗意的语言将议论款款讲出。
正应了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所言：“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
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申说。
”综上所述，《题西林壁》寓理于物，就具体形象揭示客观的事理，粗称议论，是典型的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代表。
另一首《吴中田妇叹》，苏轼作此诗时，王安石的一系列新法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施行。
这对缓和宋王朝的社会矛盾，调节封建生产关系等方面虽然有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一些弊端，苏轼有感于此，蒿目时艰，写下了这首社会政治诗。
从诗的整体风格来看，诗中虽然夹杂了诗人对新法的偏见，但并没有冲淡诗中倾注作者同情民生疾苦的基调。
苏轼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这是宋诗典型的刻画方式，在作者的议论中，生发出真实动人的情感。
除上述所列宋诗之外，苏诗中出现“唐音”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在此将西湖与西子作比，美不胜收。
对这个比喻，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
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
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评这一联为：“遂成为西湖定评。
”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称赞此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
与宋诗相比，唐诗最大的特点便是擅想象，“以丰神情韵擅长”，如此看来，苏轼此诗该为最是具有“唐音”的宋诗，即钱先生笔下的“唐诗”。
与此类似的还有脍炙人口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乌云上涌，就如墨汁泼下，却又在天边露出一段山峦，明丽清新，大雨激起的水花如白珠碎石，飞溅入船。
忽然间狂风卷地而来，吹散了满天的乌云，而那西湖的湖水碧波如镜，明媚温柔。
全诗写景，才思敏捷的诗人用诗句捕捉到西子湖这一番别具风味的“即兴表演”，绘成一幅“西湖骤雨图”。
诗中无一丝宋诗痕迹，在唯美的景物描写外，作者所传递出的是一番令人心旷神怡之景。
这正是“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也。
”登高而赋乃古今诗人之共性，唐人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无限豪情志向。
但是到了宋人杨万里的笔下便是另一番风味。
在《过松源晨炊漆公店》中，诗人杨万里借助景物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通过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作好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
这首诗历来被人所称道，因其抒发的哲理很有韵味。
而这韵味正是宋诗的韵味。
但这并不足以代表杨万里。
我们提及杨万里能够记住他的倒是他那别具特色的“诚斋体”。
杨万里的“诚斋体”在艺术上颇有独特之处，宗唐的风气在逐步回归。
杨万里最初学江西诗派，“誠斋体”也的确有“体”的意义，与宋代其他诗人明显不同。
杨万里诗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写景诗上，他的诗以七言律绝为主，特别是七言绝句，最能表现他诗歌的特点，那就是新鲜、活泼、机智、精巧，能够非常绝妙地传达出景物的妙处。
但其所谓在宋代独创的“诚斋体”，不过是唐音的学习和模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学习杜甫的，乃至“抄袭”杜甫的，如此宗唐宗杜的诚斋体，怎能不有唐音呢。
但文学无论如何的自由，都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
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也不能免俗。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即明确提到了选诗的六个标准，笔者认为，钱先生不直接提出自己的选诗标准，而从“不选”入手，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因此，《谈艺录》中提及的一些作家作品未收录进《宋诗选注》的原因，除作家个人的喜好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时代与社会风气造就的。
3 结论《宋诗选注》总体上来说是钱钟书先生对其“宋诗理念”的实践操作，但由于时代原因并不能够尽情尽兴。
但至少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分期观念：文学本身自有其发展规律和阶段，不必借助历史的分期来限定文学。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诗选注》中不仅有优秀的宋诗，更有杰出的“唐诗”。
钱先生所谓“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
非曰唐诗必出于唐人，宋诗必出于宋人也”，实在是文学评论上的“大判断”。
参考文献[1]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P2）[2]吴之振.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序）[3]胡适.文学改良刍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7-8）[4]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P35）作者简介乔艺（1995-），女，硕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