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渊之珠,开山之作

沉渊之珠,开山之作
当今，在中国古琴界，顾梅羹（1899-1990）教授的《琴学备要》可谓人人皆知。

但顾老师的另一著作——《中国音乐史》，在中国音乐史学界却鲜为人知，其实这是20世纪编著最早的中国音乐史著作，由当时的山西育才馆石印线装成书。

一、《中国音乐史》一书的发现经过
20世纪60年代初，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中国音乐史课，原是由杜六石老师任教。

至今犹记，当讲到隋唐部分时，杜老师是请顾老师给我们上的课。

那时我已经听说，顾老师是那个世纪最早编写《中国音乐史》的人，但在给我们上课时，并没有见过顾老师编写的音乐史教材。

于是我就问顾老师，他说那是他20岁时到山西育才馆教授中国音乐史课而编写的教材，翌年初春即石印成书。

这本《中国音乐史》，还有琴谱、藏书和家里的多张老琴，统统毁于1937年的长沙大
火。

他还指着挂在墙上的琴说：这四张是随身携带在外的，不然也被烧了。

提起这些往事，老师当时那心痛的表情，我至今难忘！
光阴似箭，转眼间五十年过去了，2012年仲夏，郑州洞林大觉禅寺住持延若法师，在山东德州一家古玩店中发现了顾老师的这本《中国音乐史》，当时店主说要八百元，因看是出家人，后降至五百元出售给延若法师。

说来真是有奇缘。

延若法师从小喜爱古琴，但出家后一直没有遇到老师。

2007年有机会在洞林寺和我弟弟丁家范会面，听弹筝后，开始向丁家范学习古筝，2010年又开始随我学古琴。

在学琴之前，有一天我和刘居士一同到洞林寺，延若法师听说我们来了，他说他早就准备好一部琴谱想让我看看。

午饭过后，我到了客堂，一看他从书房拿出的却是一套我老师的著作——《琴学备要》，那时他并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谁。

于是我就从清代咸丰年间古琴家、四川青城道士张孔山说起，又说到顾老师的先祖父百瓶老人顾玉成，张孔山亲授其三十余曲，“最得张之神髓”（《历代琴人传》）。

这些琴曲后来都载人了百
瓶老人的《百瓶斋琴谱》。

又说到恩师顾焘，字梅羹，别署琴禅，祖籍四川华阳，自幼跟着祖母读四书五经，12岁开始跟着父亲顾哲卿和叔叔顾卓群学琴，第一首曲子就弹《醉渔唱晚》，当时传为佳话……
延若法师一回到郑州，即给我打电话，我当天就赶到洞林寺。

延若法师说：“发现《中国音乐史》这本书时，翻开首页，见有‘华阳顾焘辑述’几个大字，真是如获至宝，当初别说要八百元了，就是要八千，我也得想法购得。

”
这是一本16开的纸皮线装书。

我从延若法师手中双手接过书来，翻开书皮，只见扉页上盖有一方约两寸长的长方形朱印，“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等字样隐约可见。

翻开首页，见首行顶格是“中国音乐史”，下有署名“华阳顾焘辑述”（见彩色插页）。

霎那间真是眼前一亮，犹如沉渊之珠忽跃人间。

恩师九十多年前的著作，我能在今日有缘看到，当时心中的激动与喜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一气看完前后的绪论和结论，崇敬与感激之情涌上心头。

不了解内情者，很难相信，这是一位二十岁的青年所写，翌年初春即石印成书，
成为20世纪编著最早的《中国音乐史》。

二、山西育才馆与《中国音乐史》
顾老师的《中国音乐史》前有“绪论”，后有“结论”。

在结论之后，只顶格在末页的最左侧行写有“中国音乐史终”字样，但并未记编印年月（见彩色插页）。

那么，这本书究竟是哪一年印刷成书的？回忆起顾老师在“沈音”曾经说过，他二十岁时应邀到山西育才馆和国民师范教授古琴、中国音乐史和古典文学，并编写了古琴和音乐史的教材。

音乐史教材于次年初春即石印成书，以供开课使用。

顾老师是1899年出生，20岁时当是1919年，这与他在育才馆同事孙森的《元音琴社回忆录》中的记载完全一致。

孙森，字净麈，号菊痴，为顾卓群琴弟子。

他在《元音琴社回忆录》中写道：
春回岁转，绿柳才黄。

南窗寄傲，风拂琴床。

回忆十六年前之今日，正太原元音琴社诞生之日也。

今昔之感，未免百端交集，不禁援笔而书元音琴社回忆录。

缘民国七年，以论画而识南海布衣招学庵，
以言诗而识侠仙傅雯绮，二君皆精于琴学。

复以委中李冠亭学琴于侠仙……。

风清月白，时常鼓动冰弦……。

冠亭复赞学庵指法，学庵逊谢，称西蜀顾卓群，超妙入神，冠亭因集同好，聘顾君来晋，谋立琴社，提倡三晋琴学。

复言之当道，以顾为琴社主讲，并担任自省堂鼓琴……。

因此又得与顾君识。

立琴社之名为元音，森书其额，署于体育会，顾即于此下榻焉。

……次年当道谋振兴雅乐，顾君与张公芹荪，推荐吉安彭君祉卿、浏阳杨君友三、杭县沈君伯重、并顾侄梅羹，由长沙相偕莅晋，济济一堂。

育才馆设雅乐班，有志复古者，争先恐后，投入肄习。

彭、杨、沈、顾各出所学，撰述乐理讲义，分门别类，既详且尽，并授琴操指法。

一时三晋乐风，为之一正。

各处琴学家来赴琴会者甚众。

九嶷山人杨时百，亦来与会，并住教育厅莳薰精舍半载有余。

森不禁技痒，遂研究造琴，并撰五均图说，及问答……。

众学子虽志在高山，而无器不成，森所造之琴瑟，正合所需，不无有功焉。

三年共造琴二百余床……同人以必得为快。

故散之各省海外者，亦复不少。

雅乐班三年有成，彭、杨、沈、顾，皆一时之英才，怀抱不凡，
各有素志，正乐不过出其余绪耳，于是功成而去，从此天各一方。

……其后卓群亦南旋，现时太原不复当年之盛，而森与李冠亭、荣甲三、冯运青，尚为当年老同社，其余皆后学诸人矣……
孙森在文中不仅回忆了元音琴社的组织与成立经过，更重要的是还记述了山西育才馆开设雅乐班的师资、教学、撰述乐理讲义、传授琴操指法以及所造琴瑟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使后学对当时三晋乐风、琴界盛况等能够得以了解。

文中有两处记年：一是“民国七年”，即1918年；一是“次年当道谋振兴雅乐”的“次年”，即1919年。

而1919年正是顾老师所云二十岁时受聘于山西育才馆之年，所撰述的教材《中国音乐史》，于翌年初春石印线装成书，即为1920年初春。

因此，该书应为20世纪编撰最早的《中国音乐史》。

这本《中国音乐史》为什么会这么快即石印成书？翻开此书，我们就会明白，原来石印时对原书稿的抄写，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是由多个不同笔迹的抄写者同时进行。

另外，翻开首页，即是第一编“绪
论”的第一章，此前未印本书目录，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和篇幅。

很明显，这是想尽快印刷成书，以供开课使用。

听顾老师说，这本《中国音乐史》后又作过整理补充，于民国十二年（1923）完成，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梓，这个稿本亦毁于1937年的长沙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