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领导人履历对其晋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119个县党政“一把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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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贵仁ꎬ 江惠枝
(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以往关于官员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政府领导层面ꎬ 形成了影响晋升的宏观因素和微观 因素论ꎬ 而对县级政府正职领导晋升的关注和研究却凤毛麟角ꎮ 本研究聚焦于县级政府的党政 “ 一把 手” ꎬ 从微观层面探究其个人履历对晋升的影响ꎬ 通过搜集广东省 １１９ 个县 ( 含县级市、 区) 的县委书 记、 县长的履历ꎬ 运用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模型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ꎮ 研究发现ꎬ 毕业于重点院校、 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担任秘书的县级官员更容易获得 晋升ꎬ 同时ꎬ 秘书工作经历以及年龄会影响其晋升速度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２１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 年国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简 政 放 权 视 野 下 的 经 济 发 达 镇 行 政 体 制 改 革 路 径 研 究» ( 编 号:
１７ＢＺＺ０４９) ꎮ 作者简介: 叶贵仁 (１９７７—) ꎬ 男ꎬ 河北邯郸人ꎬ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治理
关键词: 晋升ꎻ 县级政府ꎻ 个人履历ꎻ 党政 “一把手”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０������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４５３３ (２０１８) ０４－００１９－０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７５ / ｊ. ｃｎｋｉ. ｇｄｘｚ. 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０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 要 “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任人唯贤” 的选人用人标准ꎬ 把品德 和才能作为选择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ꎮ 那么ꎬ 在我国的干部组织体制下ꎬ 究竟怎样的官员更容 易获得提拔? 尤其是作为 “一线总指挥” ①的县级地方政府的党政 “一把手”ꎬ 影响其晋升的因素 是什么? 这些因素具体又是如何影响其晋升的? 相较于以往更多关注省级层面领导晋升的经验研 究ꎬ 本文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县级政府的党政 “一把手” 层面ꎬ 试图回答上述问题ꎬ 从而深化与 拓展已有研究ꎮ
及行政改革ꎻ 江惠枝 (１９９３—) ꎬ 女ꎬ 广东佛山人ꎬ 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ꎬ 主要研究方 向为地方经济与公司治理ꎮ
１９
等能体现政府绩效的相关指标ꎮ 其中最典型的是周黎安提出的 “晋升锦标赛” 概念ꎬ 其从解释经 济增长的角度出发ꎬ 认为中国改革后的高增长源于 “ 做对了激励”ꎬ 在集中制政治体制下ꎬ 上级 政府主要依据地方的经济发展绩效来考核和选拔地方官员ꎬ 其为了晋升而积极促进经济增长ꎮ[１] 早在 ２００２ 年ꎬ 周黎安等就通过分别考察 １９８０—１９９３ 年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级水平的数据ꎬ 证 明了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ꎮ[２] Ｂｏ (１９９６) 通过研究中国省一级面板 数据得出ꎬ 税收上缴比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的贡献更大ꎬ 即上缴中央的税收越多ꎬ 该地方的领导 越有可能获得晋升ꎮ[３] 除了经济和税收这两个显性指标外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其他发展指标也成 为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ꎮ 有研究表明ꎬ 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ꎬ 地方政府行为从以 ＧＤＰ 增长为主 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的二元竞争模式ꎮ[４] 孙伟增、 罗党论、 郑思齐和万广华 (２０１４) 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中国 ８６ 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ꎬ 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ꎬ 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 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ꎬ 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更加显 著ꎮ[５] 可见ꎬ 基于政府绩效指标的宏观影响因素会随着时代发展和上级考核目标的调整而变化ꎬ 上级政府考核关注的方面逐渐成为影响下级官员晋升的因素ꎬ 简而言之ꎬ 政府绩效是影响官员晋 升的宏观显性因素ꎮ 但是ꎬ 随着近年来单纯强调经济绩效而导致的诸多影响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的出现ꎬ 绩效因素在领导人晋升中的作用逐渐被淡化ꎮ
第 ３０ 卷第 ４ 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４ Ａｕｇ������ ２０１８
县级政府领导人履历对其晋升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 １１９ 个县党政 “ 一把手” 的研究
一、 官员晋升影响因素研究回顾 官员晋升作为政治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和问题ꎬ 向来倍受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ꎬ 尤其是对 官员晋升影响或决定因素的研究ꎬ 更受到来自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者 的青睐ꎮ 不同学科基于各自的视角和理论预设ꎬ 从不同的维度探究、 挖掘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ꎮ 将已有诸多研究文献进行分类ꎬ 可把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类ꎮ 所谓宏观影响因素ꎬ 即能直接被观察和测量的影响官员晋升的显性因素ꎬ 如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类则是一些无法直接测量和观察、 但又在官员晋升中发挥一定作用的微观隐性因素ꎬ 包 括官员的个体特征、 政治经历、 社会网络关系等ꎮ 薄智跃分析了中国各省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升迁 的影响因素ꎬ 包括官员的年龄、 党龄、 籍贯、 性别、 民族、 学历、 原籍或外地工作、 有无政治运 动、 与中央的关系等 １０ 余个变量ꎬ 是目前为止相对较为细致的一项研究ꎮ[６] Ｌａｎｄｒｙ (２００３) 研究 了中国 １０４ 个市的城市绩效和市长特征 ( 年龄、 性别、 民族、 学历、 任期等) ꎬ 否定了经济发展 对于官员晋升的显著影响ꎬ 并认为市长特征对于晋升具有影响ꎮ[７] 同时ꎬ 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ꎬ 虽然政治精英的专业化背景逐渐增强ꎬ 但对精英的政治性考量 (主要是入党时间的早晚) 仍然具 有重大意义 ( Ｚｈａｏ＆Ｚｈｏｕꎬ ２００４) ꎮ[８] 有不少学者则认为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是人际关系而不是经 济绩效ꎬ 其通过对 １９８７—２００５ 年间省级党政 “ 一把手” 的研究发现ꎬ 省级官员的关系网络对晋 升有影响显著ꎬ 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明显ꎬ 即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在中国领导人的晋升中起着重要作 用 ( Ｏｐｐｅｒ 和 Ｂｒｅｈｍꎬ ２００７ꎻ Ｓｈｉｈꎬ ２０１２) ꎮ[９]１－４２[１０] 这些研究均强调ꎬ 尽管客观上官员晋升取决于 其所取得的政治绩效ꎬ 但主观上仍受诸多无法观察与测量的微观隐性因素的影响ꎬ 官员特征及其 社会网络关系等亦是影响官员晋升的关键因素ꎮ
(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以往关于官员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政府领导层面ꎬ 形成了影响晋升的宏观因素和微观 因素论ꎬ 而对县级政府正职领导晋升的关注和研究却凤毛麟角ꎮ 本研究聚焦于县级政府的党政 “ 一把 手” ꎬ 从微观层面探究其个人履历对晋升的影响ꎬ 通过搜集广东省 １１９ 个县 ( 含县级市、 区) 的县委书 记、 县长的履历ꎬ 运用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模型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ꎮ 研究发现ꎬ 毕业于重点院校、 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担任秘书的县级官员更容易获得 晋升ꎬ 同时ꎬ 秘书工作经历以及年龄会影响其晋升速度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２１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 年国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简 政 放 权 视 野 下 的 经 济 发 达 镇 行 政 体 制 改 革 路 径 研 究» ( 编 号:
１７ＢＺＺ０４９) ꎮ 作者简介: 叶贵仁 (１９７７—) ꎬ 男ꎬ 河北邯郸人ꎬ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治理
关键词: 晋升ꎻ 县级政府ꎻ 个人履历ꎻ 党政 “一把手” 中图分类号: Ｄ６３０������ 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４５３３ (２０１８) ０４－００１９－０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９７５ / ｊ. ｃｎｋｉ. ｇｄｘｚ. ２０１８. ０４. ００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ꎬ 要 “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任人唯贤” 的选人用人标准ꎬ 把品德 和才能作为选择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ꎮ 那么ꎬ 在我国的干部组织体制下ꎬ 究竟怎样的官员更容 易获得提拔? 尤其是作为 “一线总指挥” ①的县级地方政府的党政 “一把手”ꎬ 影响其晋升的因素 是什么? 这些因素具体又是如何影响其晋升的? 相较于以往更多关注省级层面领导晋升的经验研 究ꎬ 本文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县级政府的党政 “一把手” 层面ꎬ 试图回答上述问题ꎬ 从而深化与 拓展已有研究ꎮ
及行政改革ꎻ 江惠枝 (１９９３—) ꎬ 女ꎬ 广东佛山人ꎬ 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ꎬ 主要研究方 向为地方经济与公司治理ꎮ
１９
等能体现政府绩效的相关指标ꎮ 其中最典型的是周黎安提出的 “晋升锦标赛” 概念ꎬ 其从解释经 济增长的角度出发ꎬ 认为中国改革后的高增长源于 “ 做对了激励”ꎬ 在集中制政治体制下ꎬ 上级 政府主要依据地方的经济发展绩效来考核和选拔地方官员ꎬ 其为了晋升而积极促进经济增长ꎮ[１] 早在 ２００２ 年ꎬ 周黎安等就通过分别考察 １９８０—１９９３ 年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省级水平的数据ꎬ 证 明了地方官员的晋升与地方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性ꎮ[２] Ｂｏ (１９９６) 通过研究中国省一级面板 数据得出ꎬ 税收上缴比经济增长对官员晋升的贡献更大ꎬ 即上缴中央的税收越多ꎬ 该地方的领导 越有可能获得晋升ꎮ[３] 除了经济和税收这两个显性指标外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其他发展指标也成 为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ꎮ 有研究表明ꎬ 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ꎬ 地方政府行为从以 ＧＤＰ 增长为主 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的二元竞争模式ꎮ[４] 孙伟增、 罗党论、 郑思齐和万广华 (２０１４) 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中国 ８６ 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ꎬ 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ꎬ 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 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ꎬ 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更加显 著ꎮ[５] 可见ꎬ 基于政府绩效指标的宏观影响因素会随着时代发展和上级考核目标的调整而变化ꎬ 上级政府考核关注的方面逐渐成为影响下级官员晋升的因素ꎬ 简而言之ꎬ 政府绩效是影响官员晋 升的宏观显性因素ꎮ 但是ꎬ 随着近年来单纯强调经济绩效而导致的诸多影响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 的出现ꎬ 绩效因素在领导人晋升中的作用逐渐被淡化ꎮ
第 ３０ 卷第 ４ 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４ Ａｕｇ������ ２０１８
县级政府领导人履历对其晋升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 １１９ 个县党政 “ 一把手” 的研究
一、 官员晋升影响因素研究回顾 官员晋升作为政治领域一个有趣的现象和问题ꎬ 向来倍受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ꎬ 尤其是对 官员晋升影响或决定因素的研究ꎬ 更受到来自政治学、 经济学、 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者 的青睐ꎮ 不同学科基于各自的视角和理论预设ꎬ 从不同的维度探究、 挖掘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ꎮ 将已有诸多研究文献进行分类ꎬ 可把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类ꎮ 所谓宏观影响因素ꎬ 即能直接被观察和测量的影响官员晋升的显性因素ꎬ 如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类则是一些无法直接测量和观察、 但又在官员晋升中发挥一定作用的微观隐性因素ꎬ 包 括官员的个体特征、 政治经历、 社会网络关系等ꎮ 薄智跃分析了中国各省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升迁 的影响因素ꎬ 包括官员的年龄、 党龄、 籍贯、 性别、 民族、 学历、 原籍或外地工作、 有无政治运 动、 与中央的关系等 １０ 余个变量ꎬ 是目前为止相对较为细致的一项研究ꎮ[６] Ｌａｎｄｒｙ (２００３) 研究 了中国 １０４ 个市的城市绩效和市长特征 ( 年龄、 性别、 民族、 学历、 任期等) ꎬ 否定了经济发展 对于官员晋升的显著影响ꎬ 并认为市长特征对于晋升具有影响ꎮ[７] 同时ꎬ 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ꎬ 虽然政治精英的专业化背景逐渐增强ꎬ 但对精英的政治性考量 (主要是入党时间的早晚) 仍然具 有重大意义 ( Ｚｈａｏ＆Ｚｈｏｕꎬ ２００４) ꎮ[８] 有不少学者则认为官员晋升的决定因素是人际关系而不是经 济绩效ꎬ 其通过对 １９８７—２００５ 年间省级党政 “ 一把手” 的研究发现ꎬ 省级官员的关系网络对晋 升有影响显著ꎬ 经济绩效的作用不明显ꎬ 即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在中国领导人的晋升中起着重要作 用 ( Ｏｐｐｅｒ 和 Ｂｒｅｈｍꎬ ２００７ꎻ Ｓｈｉｈꎬ ２０１２) ꎮ[９]１－４２[１０] 这些研究均强调ꎬ 尽管客观上官员晋升取决于 其所取得的政治绩效ꎬ 但主观上仍受诸多无法观察与测量的微观隐性因素的影响ꎬ 官员特征及其 社会网络关系等亦是影响官员晋升的关键因素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