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边际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与保罗 米尔格罗姆的讨论

超边际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与保罗米尔格罗姆的讨论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石长江译

杨小凯（2001年8月9日）

亲爱的保罗，我想现在你会忙于准备新的研讨班课程，希望这封信不会打扰你的工作。我们在我们的网 上设立了一个讨论平台，定期地组织论坛。你是否有兴趣成为论坛的嘉宾？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你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譬如契约与企业理论、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对超边际经济学进行评论；尽管讨论主题不限于此。

米尔格罗姆（2001年8月17日）

小凯，我正准备请我的一些同事参加你提出的活动。在我看来，对你的框架的最重要的反对意见可能是下面一些：

一、经验研究很强地支持了资本积累（如果合适地加以界定的话）是经济增长的夯基的看法。把资本放在次要地位的理论必然是本末倒置的。

二、经济学家知道交易费用是经济组织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真正重要的任务是更深入地确定是哪些费用，从而就能考察决定交易费用的因素的变化是怎样影响组织的。这就是这么多的理论研究者运用契约理论、重复博弈与委托——代理模型建立了更细致的交易费用模型的原因。

三、市场的发展在亚当斯密时代比在今天更为重要。今天，除了最落后的经济与管制最重的经济之外，在几乎所有的经济中，太阳底下有的货物都有市场。在今天最重要的较发达的经济中，市场不繁荣是因为基础设施的缺陷。真正需要的是用来执行契约的法庭、用来保障股东的法律，等等。专业化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保护资本。

我理解你模型的真正优点，但我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很重要，它们指出了你方法上的缺陷，说明了在你的专业化理论与主流的资本与投资的观点之间需要协调与整合。请告诉我，请告诉我哪些文献最能协调这些分歧。

杨小凯（2001年8月17日）

亲爱的保罗，这两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需要在论坛中进一步讨论。特别是，把内生交易费用引入超边际经济学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领域。譬如，把你的多任务（multi—task）、衡量成本(measurement cost)与扭曲之间权衡的思想，与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相结合就会对契约、企业理论产生很多重要的推论。

很多匿名审稿人经常问的另一个问题是超边际分析中均衡的效率问题。由于存在多重的角点均衡与分工的网络效应，许多审稿人认为我们模型中的一般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的。

下面附了我与萨克斯（Sachs）合著著作的一段话，涉及了超边际经济学中的资本与投资理论。从出版社寄给你的《经济学》的第25章，你会发现有关资本与投资问题的讨论。

“由于在纯粹消费者与纯粹生产者之间的两分法，在早期的新古典分析中，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论（如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模型（1957）、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1989））与投资和资本理论习惯上就是分

离的。早期的很多新古典的储蓄和投资模型是宏观经济学模型，而不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的储蓄行为没有很好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近期的储蓄与信贷模型区分了自我储蓄与人际借贷，建立了合理的微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人们之间跨时交易所带来的储蓄与人际借贷。这类模型的出色综述与参考文献，可以参阅Besley(1995)。

在这类文献中，自我储蓄有好几种收益。不同时点的收入差异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自我储蓄收益的两个源泉。这里，收入的差异可能是禀赋的差异或生产的差异引起的。在16.2节中，我们将考虑这样一个自我储蓄模型。另外，跨时交易中还有几类建立在储蓄的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的收益。一、主观贴现率或对不同时点的商品的偏好不同会导致跨时交易；二、跨时交易的一个显著的来源是人们之间禀赋与生产能力的时间安排不同；三、人们会愿意将资源借给那些拥有更好地跨时地转移资源的技术的人。四、对购买耐用品的需求，这种耐用品的价值比个人在每一时点的收入流都大。在16.2节，我们将考察这类人际借贷的两个模型。

理解储蓄对生产力的意义对于理解刘易斯观察到的如下现象（Lewis,1954,P.155）是必要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理解一个储蓄占其国民收入4%、5%或更少的共同体是通过什么机制，变成一个自愿储蓄国民收入的12%--15%的经济体的。”有关储蓄与生产力关系最有名的理论是所谓的“储蓄本位论”（saving f undamentalism）,该理论宣扬在当前储蓄与未来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当且仅当”的关系。当前的储蓄可以增加将来的人均资本，劳动生产率则是人均资本的单调增函数。这种储蓄与投资本位论在拉姆齐（1928）、索洛（1956）、卢卡斯（1988）、罗默（1986，1990）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89，1990）的增长模型中都被认为是给定的。

然而，我们会问：为什么今年的储蓄会提高将来的生产力？起码两千年之前两者之间不存在这种正相关。例如，两千年之前，农民每年投资玉米种子，但是这些投资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再如，中国农民投资于住房，这种住房在70年代完全是自己建起来的，这类耐用住房的投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

卢卡斯与罗默对该问题的反应是指出了储蓄与投资会产生人力资本。然而，中国的例子再一次说明人力资本与教育方面的投资未必会提高生产力。中国人对储蓄与投资于教育有特别的偏好。然而，直到19世纪末当中国引进了现代学校与大学体系时，这种偏好也没有明显地提高生产力。在传统的中国学校中，教师之间是没有分工的。每个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从文学到哲学，无所不包。但在现代大学中，在专家型教师与专业化的学院之间有着很高程度的分工。而且，受过教育的人从大学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也是很专业化的。正是高水平的分工保证了教育的高生产率，因此投资于教育对促进生产力进步具有显著的作用。近期的实证研究也支持我们的观察。Printchett(1997)论证了，宏观经验证据推翻了教育与人均产出之间无条件的正相关关系，尽管微观数据能够说明教育对收入具有正效应。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对我们以上问题的反应是说明了研究与开发。然而，马歇尔把波尔顿与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归因于发明活动中的分工（Marshall,1890 P.256）。爱迪生的经验也是分工对成功的发明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证明。不但爱迪生本人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专心于电器，而且他还组建了一个拥有一百多个致力于不同发明活动员工的专业性研究机构（Josephson,1959）。上面观察说明，在人力资本、教育或研究上的投资，如果没有用于发展出适当水平的与适当模式的分工，就不会自动地增加未来的生产力。因此，围绕资本概念的基本问题不是我们投资多少、储蓄多少，而是在投资于机器、教育与研究时，我们运用了多大水平和什么模式的分工。

近期的经验反驳了第四类规模效应（type—IV scale effect）（在人均GDP的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支持了我们的观察（参阅Jones，1995a）。因此，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约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