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3中国市场经济十年疾行

1993-2003：中国市场经济十年疾行 [推荐]

10年前，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50条。有学者评论，此前的1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在摸石头过河的水平。《决定》的产生，为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成套框架，为此后10年改革开放建立了基础思路。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实际转轨操作中不能不存在许多摸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实践。因此，10年之后，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随着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完善，中国社会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所有的事物都应该来有踪去有影。比如，人类正在追缉ＳＡＲＳ的来路，而伊拉克的未来走向也受到广泛关注。

2003年10月15日下午3时，六七辆切诺基吉普车一字走在北京长安街的车流中，有小旗从车窗伸出。初看还以为又是哪个小区的业主因与开发商纠纷而“集体开车行走”，细看方知是庆祝“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其时杨利伟正在太空巡游。

当日晚9时，在北京燕莎商城东侧的普拉娜啤酒坊，正在庆祝德国慕尼黑啤酒节，蓝白色的布缀成天花板，这是巴伐利亚州的标准色，而啤酒坊里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德国原装———啤酒，面包，烤肉，调料，乐队，歌手，伴舞女郎，监场大婶，等等。客人中十之七八是中国人，自是开怀畅饮。却有一对外国老夫妇，桌上只有一杯啤酒别无旁物，你一口，我一口。

为什么拎出某年某月某日偶然的两件小事？因为每一件小事所蕴含的意味，既不代表10年前的，也不大可能深远到10年之后，它们就是当时当地的。

这两件小事可以让人联想起这样一些词：大都市，汽车支柱产业，游行（按规定需申请），法治，商家作秀，房地产，社区，业主，维权，太空俱乐部，外资，全球化，文化差异，消费，夜生活，人民币兑换……

所谓一沙一世界。

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ＶＣＤ到彩电，大家都想玩价格同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搅得同盟总走不长久。

1993年3月，在例行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有一个新鲜事，两会代表委员报到换餐券时不用交粮票了。这件事在当时没有引起大的注意，但却是废除实施了40年的粮食计划供应和购销体制的先兆。

凡计划与市场，最表面最具象的差别便是价格的形成，是长官说了算还是市场来决定。中国30多年的计划体制，培养了两三代的官员和百姓对恒定的计划价格的忠诚，以至改革开放后物价稍有上涨，便民声鼎沸，直达中央。最著名的便是1988年闯物价关，大家以往家扛盐扛肥皂的方式投了反对票，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物价本是经济问题，在中国长时期却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民以食为天，粮油价格又是重中之重。

及至经过1990年到1992年的经济低迷，物价大关已悄然越过，高层对物价问题依然极为谨慎。1992年3月18日，国务院郑重宣布，32年中中国第二次上调粮食售价，从4月1日起每500克粮食售价上调1角1分。

而此时，城镇居民早已不稀罕粮票了，早好几年拿粮票换鸡蛋换塑料盆了。粮票黑市价格也越来越低，1990年10月14日，北京粮票每500克0.27元，1992年3月14日只有0.06元了。

粮票终于“退休”了。政治使命完成后，经济才有发言权，价格才趋向真实。

随后，像所有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国家一样，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日渐下跌。

在北京，申请一部固定电话曾要交“初装费”5000元，而移动电话话费也高得离谱。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朱镕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电信价格，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

后来电信价格果然降了许多，电话卡三五折地卖。如果说这是因为电信职工听从朱总理的教导，莫如说是几个电信大亨竞争的结果。

其实大亨们并不想竞争，垄断好，既赚大钱又舒服。几年中，从平板玻璃到农用车，从ＶＣＤ到民航机票，大家都想玩价格联盟。只是市场经济就有这“缺德”的性格，唯利是图，挑拨离间，搅得这同盟总走不长久，全部鸟兽散。像过街老鼠，人们发声喊，还没动手，它就跑了。

有趣的是，一些官员也喜欢玩价格同盟，但他们造了新词，叫价格自律。这很婉转，但靠商家的觉悟能走多远？

关于价格还有一个新鲜事，叫听证会。只是听证会成了忆苦会，大家都讲自己如何辛苦如何贡献，反正价格降不下来。

倪润峰的硬心肠，主观是为自己，客观却是在越位、占位———一个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对彩电业的兼并重组之成就。

价格之所以能降下来，是因为市场中不同的利益主体竞争的结果。如果这些主体不那么明确不能自作主张怎么办？

浙江萧山商业大厦是一家大型国有综合性服务企业，1993年1月8日总经理李杨龙兴冲冲从美国考察回来，发现自己的大厦已被婆婆萧山市政府卖掉。企业自主权（承包期未满）与政府所有权哪个大？

这实在是个复杂的问题。在国企，书记一般禀承上级指示，厂长则多为企业谋事，因此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形势下，高层关于书记厂长之间的关系就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厂长（经理）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书记厂长一肩挑，等等。

而在1993年，高层要落实的是国企14项自主权，当时叫“松绑”，要把企业从鸟笼子里放出来。其他的说法，如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混合体，那是后来理论提高之后的词儿。

企业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1998年4月9日，秦皇岛市铸锅厂厂长黄世中和书记方印文突然被上级免职，惹怒了这个集体小厂的工人。他们关上大门，不让老厂长走，也不让新厂长来，结果上级紧急决定厂领导不变。

倪润峰是长虹集团的老总，曾发起了一次次彩电降价大战。长虹集团是国有企业，早先还是军工企业，如果长虹的上级想撤倪润峰，那是合理合法的。长虹成为上市公司，那是后话。

撤掉倪润峰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上级都喜欢长虹的降价大战。手心手背都是心头肉，哪一个儿女落难都让当爹的心痛。而倪润峰的硬心肠，主观是为自己，客观却是在越位、占位———一个企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完成行政命令难以完成的对彩电业的兼并重组之成就。就是倪润峰不上，也会有别人上，后面还有ＷＴＯ督着。

今天大家用上廉价的彩电，应该记住倪润峰。

拼搏之后，有些老总会心理不平衡，前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就是一位。

早在1980年代，于志安就提出企业产权这一敏感问题，认为企业可以不属于国家。1994年底，长动集团在菲律宾注册了长动菲律宾公司，于志安任董事长。按西方法律，于就是长动菲律宾公司老板。1995年于志安出走菲律宾，想真个做老板了。后经中方努力，流失出去的65万美元的国有资产被追回。

另一个有了想法的是前红塔集团老总褚时健，他以贪污折合人民币1300多万元获罪。然而褚时健却获得广泛同情，褚的辩护律师马军也为褚喊冤：褚时健17年的总收入只占玉溪烟厂上缴利税的十万分之一。

国企老板（包括官员）59岁现象并不少见，且有犯事年龄下降趋势，这应该是现代企业制度优先解决的问题。虽说企业管理关键靠制度，但头儿也很重要，ＧＥ没有韦尔奇能成吗？联想失去柳传志会怎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孬一个将孬一窝，大家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