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1)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摘要:当前,企业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而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企业家的作用、价值长期被遮蔽、漠视甚至扭曲。
我们对近代企业家这个群体的认识,充满了符号化、简单化,我们带着偏见去认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也就不可能真正继承他们强烈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可以说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但应该尊重那段历史中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因此研究近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缘由,无论是启迪现代企业家,还是纪念民国企业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或许我们现在的大多数人对民国时期的企业家没有什么概念，认为企业家就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具有巨大商业规模的精英，其实不然，企业家不仅是商业精英，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对整个社会的责任。
民国时期较为著名的企业家有张謇、荣德生、范旭东、卢作孚等等。
他们不仅把自己所创办的企业看的很重要，他们更把民族的兴旺、社会的危亡看成自己的生死。
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
“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
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既不与草木同腐”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
”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的做事，诚恳的待人。
”一、社会责任感，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
张謇是清末的状元，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经历了20多次的科举考试才中的状元，但是他深感官场的险恶，遂下决心兴办实业，要以实业来救国。
清末，中国人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像漂亮的布匹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得起。
张謇深感痛心，于是决定兴办纱厂，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
民国时期企业家和知识人的社会担当
民国时期企业家和知识人的社会担当日常生活有时构成了历史的最主要部分，但不能把日常生活单纯地理解为物质生活，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满矛盾，并不都是吃饭问题产生的。
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情感、认知，更多超越物质层面的需要、追求，可能比单纯的物质更加重要。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出来的两个全新的阶层，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在晚清到民国这一段是生活得很丰富的。
胡适在北大做校长最后时期焦头烂额，每天都被琐事缠绕，经常睡不好觉。
他一生中在北大最风光的时期，是抗日战争前做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时，他生活得何等的丰富，每个星期天是他家的开放日，任何人无论车夫、乞丐、学生、官员……都可以到胡适之先生家的客厅坐一坐、聊一聊。
星期天是他太太最生气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不属于他们自己家，而属于全中国。
在胡适看来，还有一件比教书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办《独立评论》，这本不赚钱的同人杂志牺牲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他既是主编又是校对，又要写文章。
比胡适活得有趣的是徐志摩，他只活了三十几岁，短暂的人生却丰富多彩。
他是诗人、翻译家、教授，但他的生活远比他这几种身份更丰富、有趣，他跟朋友们在一起从来不聊文学，不聊诗，只聊发夹、鸟的叫声等等，他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东西都有细微的趣味。
同时他们对社会承担责任，当民族危亡之际，胡适做过河卒子到美国借款，做大使，宣传抗日。
企业家也一样，如果企业家只知道赚钱会活得很累。
许多企业家都有自己另外一面的生活，跟企业毫无关系，荣德生"一生知己是梅花"，无锡太湖边上的梅园就是当年荣德生种的梅花，他日常生活的寄托是在废报纸上写毛笔字，一张纸上先写小字，再写中楷，再写大字，最后给佣人去换廉价的纸烟，真是做到了一点都不浪费。
他字也写得很好，画也不错，但从不送人，因为他认为不够文人标准。
他毕生的梦想是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
从小学、中学、职业技术学院，最后他创办了江南大学，他用高于其他学校的待遇聘请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这样的教授，还请了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一流教授。
民国企业的盛与衰
民国企业的盛与衰摘要：由当今的“民国热”追溯到民国时代，进而追溯那个的年代的我们所淡忘的人，想着他们对社会的不可或缺，回忆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介绍几个比较典型的企业家他们的各自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以及取得的社会成就，经历以及不同的企业成就中寻找他们取得这些成就的共同因素，找寻是怎样共同的成长基因促使他们在那个年代得到那样的辉煌关键字：民国时期，民国企业，盛与衰，因素影响，促进，阻碍如今是“企业家经济时代”，现在的企业家不胜枚举，如：牛根生、潘石屹、马云等等，他们都是现代的宠儿，但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涌现出了一个个伟大的企业家，我们能够记得有几个呢？如今有迹可寻的又有几个呢？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创办人“状元公”张謇，无锡梅园“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氏兄弟，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另外，“永久黄”的“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火柴大王”、“煤业大王”、“业大王”刘鸿生等等。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开创了那个时代的传奇，也是他们给了那个时代的辉煌，有一句关于幸福的话是这样说的：“家庭不幸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家庭幸福的原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把这句话引用到这代企业家身上我觉得也是相当正确的，他们在那个不一样的时代，那个其他人都因为不同原因失败的年代，他们成功的因素又有哪些？促使他们成长的基因又是哪些呢？“成败由天，毁誉由人，一生经济文章，都从实地做起；细行不矜，大德不逾，盖世功名事业，何堪浊浪淘来。
”这是钱昌照给张謇的挽联！这副挽联真可谓写出了张謇的一生的成就，是他用一生来努力实现的成就！张謇中国实业家、教育家。
清光绪状元。
1895年在南通开始创办大生纱厂。
后又举办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等企业，并投资苏省铁路公司、大生轮船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企业。
并先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红传习所等。
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
卢作孚的社会担当实业救国
卢作孚的社会担当实业救国摘要：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当今商业界的热门话题，然而，何谓责任，如何承担，却往往虚空得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队伍迅速地成长壮大。
当前，企业家作为一个越来越独立、有力量的团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就开始突出和被关注。
、企业家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我们在评价当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参照的对象往往是横向的国外企业家，这是由于我们中国过去缺乏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异域？还是过去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被我们遗忘？所以，研究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卢作孚实业救国企业精神社会担当引言卢作孚（1893－1952年），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
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民生轮船公司（现民生集团的前身）的创办者。
他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
从自学成才始，到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多有建树。
他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成功。
他一生俭朴勤奋，公而忘私，服务社会和人群。
他崇尚务实和科学精神。
有《卢作孚集》传世，是重庆人乃至中国人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最有价值的心智和实践的结晶之一。
一、创业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
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
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
论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
论民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摘要：在那段能过一天就一天的乱世变局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晚清政府腐败的环境下，或军阀动乱的状况下，或列强横行国土的时势下，依然抱着一种“实业救国”的理想而耗尽一生的精力。
这群人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受人尊敬的阶层。
傅国涌认为他们是“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一群以实业报国为终生理想的大商人，铸就了现代工商业的传统和灵魂。
”关键字：民国；民营企业家；社会责任以前在思考“一个国家崛起”的问题时，很少会想到商业史。
所以对商人阶层缺乏了解。
自从这学期选修了“民国企业家创业史”这门课后，开阔了眼界，对这个动荡的年代也有利新的认识。
民国乱世，企业家们空有济世理想，却很难着手实现，于是他们就放下抱负，专注于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
于是，就出现了像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等一批“实业救国”的企业家。
一、“状元企业家”——张謇张謇（1853-1926）：我国民族企业家的精神领袖，民营企业家的一代教父。
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肯定都会懂得张謇的“状元办厂”事迹。
但是未必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状元办厂”在当时的意义和其对我国民营企业家所产生的巨大启蒙精神。
饱读诗书的张謇在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
但不久的中日甲午战却改变了这个刚刚高中，满怀治国之道的年轻人的命运。
1896年（光绪22年）张謇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
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他创办的大生纱厂也对当时的民营企业起着带头作用。
大生通过股东大会，分析其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早期中国股份制企业成长发展的状况；对实行的“官利”分配制度进行了探讨，认为“官利”制度的实行，受当时整个社会高利贷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张謇还有一个创世之举，那就是他致力于家乡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很多利润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业上。
将近20年下来，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
1920年，一位访问者描写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
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淞沪抗战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民族意识融合
民族意识与社会责任：淞沪抗战中的企业社会责任与民族意识融合淞沪抗战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企业在抗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
在这段艰难时期，企业社会责任和民族意识的融合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在淞沪抗战中，许多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抗战号召，不仅全面参与生产建设，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持，还积极开展救援工作，为淞沪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多家烟草企业主动停产，将厂房、职工、设备一并捐赠给当时的中央大学，帮助其转型为抗战指挥中心，提供战争物资，虽然烟草企业的停产对其经济利益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他们依然义不容辞的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冶金、煤炭等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抗战号召，采取了各种措施支持淞沪战场。
例如，武汉钢铁公司主动调整生产计划，为淞沪战场提供了大量钢材，支持了国防建设。
煤炭企业也大力组织生产，保证了淞沪地区的能源供应，支持了战场的胜利。
这些企业通过传承民族良好传统，坚持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的使命，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社会责任，为国家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淞沪抗战中，许多企业还积极投身于救援工作，成为了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的体现。
例如，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出资组建了一支700人的救护队，为战士提供了医疗救护和后勤服务。
上海橡胶厂也组织了“诺亚方舟”船队，把撤退的难民从上海接回家乡。
这些企业主动付出，守护了社会和谐与民族安危。
他们坚信企业发展的基础在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民族的安全与发展是企业之本，秉承着社会责任和民族意识，成功将企业责任与社会责任有机融合，为国家和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今社会，企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和社会变革，企业不仅仅要注重自身的经济效益和市场地位，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秉承民族意识，做出积极的贡献。
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要求企业尽可能地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同时也要求企业积极维护社会信任和社会公正，为社会提供更大的价值和更好的服务。
民国时期的商业模式创新
民国时期的商业模式创新在民国时期，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变革的时期，商业模式的创新成为了商界精英们的重要议题。
在这个时期，许多商人和企业家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带动经济的发展。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论述民国时期的商业模式创新。
一、市场定位的创新在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许多商人开始注意到市场细分的重要性，通过深入了解顾客需求，精确定位市场。
例如，爱华面粉公司创新地开发出符合顾客口味的各式面产品，并通过广告宣传使其产品得到市场认可。
这种市场定位的创新为企业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二、营销渠道的创新在民国时期，商人们开始探索新的营销渠道，以更好地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例如，刘氏香烟公司在当时率先尝试了通过电影院放映时的商业广告，成功地将香烟产品推向市场。
这种创新的营销渠道不仅有效地提高了销售量，还为商家带来了额外的收益。
三、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在民国时期，一些企业家开始尝试新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例如，礼泰公司率先引进美国的科学管理理念，实行工业化生产，大量使用机器设备来替代传统的手工操作，从而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这种管理模式的创新不仅为企业降低了成本，还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四、产品研发的创新民国时期的商业模式创新还体现在产品研发方面。
许多商人通过引进外国技术或自主创新，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例如，农垦公司在当时率先引进了新型水稻种植技术，通过改良品种和提高产量，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供应，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金融模式的创新在民国时期，商业模式的创新还体现在金融领域。
一些商人开始尝试创新的金融模式，如实行信用销售和分期付款。
这种创新的金融模式大大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刺激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销售机会。
六、社会责任的创新民国时期的商业模式创新还包括对社会责任的关注。
一些商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回馈社会。
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看近代汉商的公益文化精神以1930年代裕大华纺织集团的社会参与活动为中心
2019.4罗萍沈晓岑摘要:1930年代裕大华纺织集团在以武汉地区为总部实现跨区域扩张的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维护社会正义与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做出了积极贡献。
期间,裕大华企业家展现出了胸怀大义、勇于担当、务实理性、合作包容的公益文化精神。
这种精神,既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利民的本质特性相一致,又融入了具有丰富个性特点的汉商人文风貌与裕大华企业家的见识风骨;既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武汉历史文化底蕴的滋养,又透射出经济理性与社会责任融合相生的时代讯息。
以此为背景,裕大华在稳步实现企业重要发展的同时,树立了作为武汉地区工商界领军者的良好的汉商大企业形象。
关键词:裕大华;汉商;社会责任;公益文化精神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与近代汉商的公益文化精神———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17D025)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 （2019）04-0103-06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看近代汉商的公益文化精神历史近些年,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近代民族企业责任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对近代不同地域民族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多样性表现,仍探讨不足,至于近代武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及其中蕴蓄的汉商文化精神,相关研究更甚少论及。
①与此同时,近几年由武汉学兴起而引发的学界对汉商文化的热议②,却又明显缺乏实证的分析。
这种情况与汉商企业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显得十分不相称。
近代中国民族企业诞生于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的特殊时代背景下。
其时,从国家、社会到企业,从社会精英到普罗大众,对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尚处于初始阶段。
不过,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多难兴邦的时代旋律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压力等,共同推动我国民族企业不同程度参与到了社会责任建设中,及至上世纪30年代形成了我国企业发展史上社会责任建设的第一次浪潮。
近代实业家在历史转型中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近代实业家在历史转型中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傅国涌答《民商》记者陈义欢《民商》：您曾经对历史人物做过主角和配角的比较。
辛亥革命，军队和革命党人是不是主角，实业家阶层是不是历史中的配角呢？您觉得实业家阶层在清末民初的这一历史转型期有没有扮演好自己应该负有的历史角色？傅国涌：我所说的主角、配角，是从人物而不是从某一个社会阶层或群体来理解，其实也不是从角色，而是从角色意识切入。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主角意识畸形发达。
秦始皇时代，项羽、刘邦等底层人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是也”，都是要过像秦始皇那样的日子。
这就是主角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都在主角意识之下展开。
辛亥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比如康有为就有超强的主角意识，不愿接纳孙中山，跟他合作；陈其美与陶成章、光复会与同盟会都要争革命的主角地位。
像黄兴这样，有比较好的配角意识，很少见。
中国人缺乏配角意识，更缺乏群角意识，主角意识畸形发达，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当中最坏的一个东西。
相对而言，实业家阶层在历史转型中扮演了比较好的角色，担负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比如在上海光复过程中，企业家阶层，包括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朱葆三、虞洽卿这些人，立宪派和革命派那时候已经合流，他们成为主要的支柱力量。
当时，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党人一筹莫展。
可以说，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担负起了当时的主要责任。
具有全国影响的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和汤寿潜，一个办工厂，一个修铁路，原来他们是支持君主立宪的，在历史转型的关头，他们最后都认同了共和，他们的转向意味着大清王朝失去了可以依赖的重要社会力量。
在全国许多省份，企业家阶层在转型当中多数都站到了革命一边。
南京临时政府的经费，也是张謇等实业家帮着筹集的。
实业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们扮演的角色是恰当的，他们既没有去抢主角的风光，而且民国能够以和谈、妥协告终，以少流血、少牺牲生命的代价达到共和的目标，这和实业家的参与、背后的斡旋运作是有很大关系的。
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摘要】：民国企业家们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长卷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工商业，以民族工业为经济基础，以帮助社会为企业目的，实践“实业救国”。
与此同时，他们还致力于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建设自己的家乡。
他们努力办好企业，坚持“以人为本”，运用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创造了中国工商业的辉煌成就。
因此研究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对激励现代企业家和纪念民国企业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天下兴亡，企业有责，民族兴衰，企业有责，国家强盛，企业有责。
民国企业家们在初办实业时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在如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心中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家的兴亡，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血，积极投身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去。
他们不仅看重自己的企业，更多的是对整个社会责任的承担。
张謇的“南通模式”，卢作孚的“宜昌大撤退”等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值得现代企业家学习。
一、实践实业救国20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廷卖国政策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
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实践自己的思想观念、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民国企业家们纷纷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一）、以民族工业为经济基础1．张謇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
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
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
他主张“实业救国”，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他认清了当时社会经济从根本上是以工业生产推动的事实，以纺织业为基础开展创业。
浅述对民国企业家的认识
浅述对民国企业家的认识【摘要】：1912年-1949年，为中国大陆的民国时期。
这是一个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大时代。
国祚传延、历史嬗变，固然少不了处于顶端并且众人瞩目的大人物，也许“历史是由人民大众书写的”这道理不是每个普通人都知晓，但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客观上都为中国这部大历史，写上了自己的一笔。
清末民初，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东西方文明的强烈碰撞中，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等一大批新型商人崛起。
这些新型商人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中有下海官员，有草根老板，有外资买办，也有爱国海归。
令人惊讶的是，身处乱世的这些大商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生长，相反，这些人都有宽广的人文情怀。
“悵廖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冒昧用这首诗词形容他们，形容他们的意气风发，形容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形容他们伟大而激愤人心的事业，形容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形容他们的丰富学识，形容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形容他们留给后人触动人心的激情！下面请容许我根据老师所讲浅谈一下对这些触动人心民国企业家的认识。
【关键词】:民国企业家认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借此形容民国企业家的丰富学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认识的地方。
单从学历上看，这批人中有状元，有举人，有留学生，也有自学成才者，像卢作孚、荣氏兄弟充其量算是小学毕业；范旭东一个纯正的留学生。
但是他们都没有拘谨自己的学识，他们在不断地学习，不断的进步，让自己成为一个知识丰富的人。
张謇（1853-1926）：我国民族企业家的精神领袖，民营企业家的一代教父。
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肯定都会懂得张謇的“状元办厂”事迹。
但是未必有很多人知道这个“状元办厂”在当时的意义和其对我国民营企业家所产生的巨大启蒙精神。
从近代商人的社会活动谈现代商人的社会责任
浅谈从近代商人的社会活动谈现代商人的社会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不可以或缺的商人，无论是近代的还是现代的，更要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而且，责任是更加的沉重！商人是是社会的一员，无法脱离社会这个大环境而生存，所以，其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从商人的产生到现在，形成了一系列的商人职业道德，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活动使得商人意识钟产生了由道德引导的社会责任。
考究近代商人的社会活动，乃至整个商人历史的发展情况，无数的实例和铁证都表明了一点，大多数努力的去实现社会责任的商人都可以达到双赢的局面。
一个企业无疑不可忽略的是发展自己的企业形象，商人在履行自己社会责任的同时，可以提升自己的企业形象和声誉，这样子就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潜在价值，有利于企业以后的经营和发展。
相反，往往忽略了自己的责任而不对社会做出相应贡献的商人，往往不能把企业带的更加长远。
所以，商人去履行社会活动，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商人本身，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现代商人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了？这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从近代商人的社会活动和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本身的发展来考虑，现代商人，应担负了不可推脱的一些社会责任。
系国家兴亡繁荣于一生。
关心国家的安危是每个人不可推脱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商人，不同于其他社会个人和团体，应该在自己的经营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以国家安危，繁荣富强为首，担起为国家做贡献的责任。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晚清的著名的企业家，张謇，可以说是中国实业救国的第一人。
他抛弃状元的荣誉和带来的纱帽加身，毅然投身商海中，用自己的行商之路现实自己的救国之路；郑观应，著名的企业家，辞去在洋行优裕的工作条件的职位，不惜降低职位，投身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为中国企业抵御外国企业垄断出了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范旭东曾经说过：“我们为国家的危亡而办企业。
”。
近代一个个的企业家，用他们的行动去敲醒了整个商界：关心国家的兴亡，是他们不可推脱的社会责任。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企业的两大困境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企业的两大困境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日益深入，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应运而生。
从它诞生时起，就受到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市场竞争的不断增强，劳资矛盾的日益突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两大困境。
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强民国时期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与清末相比有极大的不同。
从国际方面看，清末中国虽丧失关税自主权，使洋货可以大量输入，但在二十世纪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市场尚未达到饱和，企业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以增加产值与降低成本，并不担忧产品的销路问题，因而对中国的大量商品倾销并未形成。
管理学者称此时期为“生产向导时代”（《中国的经营理念》，曾仕强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1页）。
至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所感受到的也只是资本过剩，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
故企业所侧重的是财务规划与调度，亦即进入所谓的“财务导向”时代（同前书）。
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企业注意力转而投向如何开拓市场，于是“市场导向”的时代正式宣告来临。
中国因无关税保护，遂即成为列强倾销过剩产品的主要对象，所承受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远非过去任何时期所可比拟。
对于民族企业，清政府虽没有像官督商办企业那样给予很多政策优惠和特权保护，但也给予了有力支持。
如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因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而获得政府的积极扶植。
大生纱厂的经营策略之一是“土产土销”，即以通州附近所产棉花为原料，纺成纱后再回销给附近农村织户，以确保原料及产品市场的稳定，此为大生纱厂初期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若没有地方当局竭力阻挠华商朱畴几度欲在崇明、海门设厂，则张謇的土生土销策略，必然得面临一番挑战。
传承岂止在家族：卢作孚的家怀
传承岂⽌在家族:卢作孚的家怀2019-10-30⽢德安，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复杂性家族企业演化理论》等著作他没有把财富传承给⼦⼥，⽽是在新中国成⽴之初，第⼀个探索公私合营发展民营企业的新路径，虽然失败，但其家族精神财富传承却是⼗分成功的书⽣创业只为国卢作孚，民⽣公司创始⼈。
1893年，卢作孚出⽣于⼀个⼩商贩家庭，虽仅⼩学毕业，但⾃幼好学，⾃学成才。
长⼤后的卢作孚不满当时国弱民穷，⼀⼼救国。
他先后当过⼩学教师、记者、编辑，最终从教育救国转向实业救国。
当时，在长江主⼲线上，以英商太古、怡和，⽇商⽇清，美商捷江为⾸的外国轮船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航⾏特权的庇护，垄断着川江航运。
卢作孚的民⽣公司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提出“化零为整”的发展战略，即将零散的华轮⼩公司整合到⼀起，加强管理，提⾼服务质量，赢得家乡⽗⽼对民族企业的依赖与⽀持，不断拓展市场空间。
此后，美商的捷江公司5艘⼤轮船在竞争中被民⽣公司接收；⽇商的⽇清公司抵挡不住民⽣的发展，⼏经挣扎，难以为继；⽽英国的太古、怡和公司最后只得将主⼒航轮撤往宜昌以下航线。
1935年，民⽣公司的轮船由1930年的3艘增加到40艘，总吨位由230吨增加到16884吨―运⼒增加了72倍！1949年，民⽣公司的员⼯发展到9000余⼈，江海船舶148艘，在长江沿线和中国沿海各港⼝、台湾、⾹港、东南亚、美国、加拿⼤等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机构，拥有发电⼚、港⼝、造船⼚、银⾏、保险、纺织、煤矿、钢铁等60余项实业，成为当时中国最⼤和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
此外，卢作孚还启动北川铁路建设。
这条铁路于1927年8⽉启动，1935年3⽉全线通车，为四川的第⼀条铁路，不但使此间的煤矿开采进⼊了新时代，并成为当时北碚的⼀⼤景观。
1930年，卢作孚创办三峡染织⼯⼚，出任董事长，这也是四川第⼀个机械织布⼚。
作为企业家的卢作孚有着极强的民族危机感。
他念念不忘的是西⽅世界已经⾛上了⼯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还停滞在农业社会。
试论江南制造局与近代中国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sup----sup-
目的，产品基本上不受价值规律支配，管理缺乏经济核算，周转资金不是来自工厂自身的经营收
9 1 但亦有不同的意见出现：“ 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既对 ‘ 自造军火’ 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必 入。
将影响制造局的生产过程” ，“ 从长远说，还是要把自造与购买作价格上的比较的：那就是造价 高于购买是不能长时间坚持下去自造的” ，“ 从劳动力商品化、价值规律对军用工业作用及军用产
4 1 8 6 8年，第一艘轮船 “ 惠吉” 号出厂。 圣慈允准” 。1
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是当时设备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工厂，而且是一个机器母厂。研究江南制造 局所担负的企业社会责任，一是要考察它是否能生产合格的产品，服务社会；二是要考察它对促 进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江南制造总局产品分为两类：军用和民用。其军用部分，可视为总局 对清政府担负的 “ 国家责任” ，因其经费来自政府；其民用部分可视为其担负的企业社会责任之 一。“ 从所有那些机械结构情况看，专用于军用生产的车间设备占的比例很少，绝大多数车间设
⑥ 利制、报效制和官利制三种形式。 如果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观念并未得到学界一致肯定，
即使是在经济学界内部亦有争论，则将其应用于晚清企业的研究须更当审慎。在探讨处于萌芽时 期的晚清企业社会责任时，除探讨企业自身的经济行为之外，还应关注其围绕经济行为而展开的 社会活动。围绕企业自身的经济行为展开探讨是所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观念，只有从企业 出发，才能逐步引申到其他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既然企业社会责任为多学科共同关注，其依据 学科特点各有侧重，历史学自然亦应有自己的特点。曾有学者概括性指出各学科之间关于企业社 会责任研究的特点：经济学界一般从产权理论出发，论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然后以此角 度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利润最大化的冲突；管理学界则主要从如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管理，从而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社会声誉，增 强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度；社会学界主要是放在企业捐赠和企业公益上；法学界从法学的角度分析
民国时期社会诚信机制及其当代启示
民国时期社会诚信机制及其当代启示【摘要】民国时期社会动荡频繁，诸多因素带来社会诚信危机。
信用调查事业的开展凸显了民国时期政府对诚信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民众对诚信机制的期待。
以工商界、金融界为主掀起了信用调查的浪潮，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社会信用行为。
这里，普遍的社会信用意识及完善的信用制度是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给我国当下的诚信机制建构以一定的启迪。
【关键词】信用调查；诚信机制；民国社会；社会转型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段，各种社会问题纷繁复杂。
其中，信用调查事业的开展凸显了民国时期政府对诚信问题之关注，也表明民众对诚信机制的期待。
也正由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频繁，民众传统价值观念逐渐瓦解，诸多因素形成了一种公共道德沦丧、社会诚信危机的局面，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为此，以工商界、金融界为主掀起了信用调查的浪潮，且建立相应的制度，规范社会的失信行为。
可以说，普遍的社会信用意识及完善的信用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
当下，我们正在探讨社会诚信机制问题。
不妨从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一点启示。
一、调查兴起：民国诚信问题的滋生诚信，意为“真实无欺”，英文中“Good Faith”，直译为善意。
它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道德品质基础和正当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古代，诚信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孔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孟子日：“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因此，诚信准则理应得到人们的遵循，世代相承。
然而，在特定的时代或者某些时候，“诚信”被部分人所抛弃，且这种观念逐渐蔓延开去，由此引起社会的诚信危机，时局动荡的民国时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时。
信用调查工作的兴起正是源于诚信问题的滋生，与诚信危机是分不开的。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都不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基础。
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孕育成长的，并且随着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而变迁的。
民国社会所处的时代。
是一个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到社会化的大生产。
高中历史之教学教研 近代上海商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素材
近代上海商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可以被视作上海历史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亦象征着中国经济近代化翻开新的一页。
由此开始，商会不仅成为政府和工商界的重要沟通平台，而且使工商业的行业自律以及各业之间的合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自上海开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商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到民国初年，商会既是中国社会里重要的法人社团，同时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与外国人谈判的需要催生了中国人自己的商会在重商主义氛围下，清政府到1900年之后开始认识到中外商约谈判的重要性.当时,外国政府在对华谈判时常与本国商会高度合作,而中国则缺乏此种官商沟通机制。
因此,当1902年盛宣怀奉命来上海与外国人谈判时,首先想到的是赶紧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商会.因为如果没有商会，政府对各个行业的状况缺乏了解，对外谈判中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于国、于商均不利.于是,盛宣怀到上海不久，便大力劝导各业绅董迅速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这便是中国最早成立的近代商会。
1903年，清政府派员对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进行考察，肯定商会的价值，并打破前规成立商部.商部一成立，就将劝导各地成立商会列为首要之事。
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成为全国各地组建商会时的学习榜样。
这种官商沟通的新平台随后几年迅速从上海扩展到全国，甚至连边陲之县城、基层工商集镇也开始出现商会组织。
商会成立虽然有官方倡导的背景，但无论是经费筹措，还是内部管理，基本上是商人自治性质,政府立于监督地位。
维持这些机构需要经费,因此类似于晚清大型企业创办时的”官督商办”，商会则采取”官倡商办”.对于政府来说,有了商会,官员与商人打交道变得更便利，交易成本也更节省。
早期成立商会,显然还与经济民族主义有关。
当时的报道曾反复强调国人在商战中要防止局势被洋商操纵在手,商人应该协力抵制。
在这一问题上，官商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一届商业会议公所总理是严信厚，与盛宣怀非常熟悉.他曾经讲过,成立商业会议公所,就是要把商界的声音集中起来、沟通上下，让政府在对外谈判中知道商界的一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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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摘要】：民国企业家们在中国近代史的历史长卷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国难当头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他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工商业，以民族工业为经济基础，以帮助社会为企业目的，实践“实业救国”。
与此同时，他们还致力于公益事业，兴办学校，举办慈善事业，建设自己的家乡。
他们努力办好企业，坚持“以人为本”，运用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创造了中国工商业的辉煌成就。
因此研究民国时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对激励现代企业家和纪念民国企业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天下兴亡，企业有责，民族兴衰，企业有责，国家强盛，企业有责。
民国企业家们在初办实业时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在如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他们心中考虑的更多的是国家的兴亡，他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血，积极投身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去。
他们不仅看重自己的企业，更多的是对整个社会责任的承担。
张謇的“南通模式”，卢作孚的“宜昌大撤退”等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值得现代企业家学习。
一、实践实业救国20世纪初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初步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廷卖国政策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空前严重。
帝国主义的猖狂的殖民掠夺，激起广大人民爱国救亡的义愤，资产阶级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实践自己的思想观念、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民国企业家们纷纷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一）、以民族工业为经济基础1．张謇张謇经商的动机，与赚钱无关。
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远还去过朝鲜，当状元时已年过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轻狂。
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
他主张“实业救国”，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他认清了当时社会经济从根本上是以工业生产推动的事实，以纺织业为基础开展创业。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当时中国的原棉、矿产资源为洋人所用，不但经济上损失很大，而且经济命脉掌握在西方列强手中，中国的民族独立就会相当艰难。
2.范旭东范旭东幼年丧父，靠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是他幼小的心灵种种下了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
他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共度应用化学，看到日本的快速发展，以强凌弱，在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他跟家痛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向往祖国富强，立下“工业救国”的志向并身体力行。
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
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中国重工业之父”。
（二）、以帮助社会以企业目的民国企业家一开始办企业是为了对抗外国资本的经济入侵，但等到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那种最初的“激情’’就演变成担负，他们开始对社会责任的全面考虑。
而这种责任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持续的，通盘的计划。
张謇在通海是这样，卢作孚在重庆也是一心系着整个社会。
1924年前后，卢作孚深感到军阀混战的时势，纷乱的政治不可以凭依，开始考虑找一项有关国计民生、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转向以经济为中心，萌生了创办实业的念头，想把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结合起来。
1925年，他离开成都通俗教育馆之前，已和朋友具体讨论过办航业的办法。
他认为“航业是一切事业之母”，“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诗句启发这位四川之子选择了交通运输业。
在整个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民生公司为报效国家，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30~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400元。
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
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二、致力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
（一）、兴办学校1.荣氏兄弟他们知道人才是事业的基础，人才的盛衰关系到国运的隆替，而中国人才不多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普及。
1906年，荣氏兄弟在无锡梁溪河畔的荣巷创办第一家公益小学，两年后，又办了第一所竞化女子小学。
从1906年到1915年的不足10年间公办了8所男女小学。
1919年，荣氏兄弟创办公益工商中（三）、建设家乡在卢作孚的社会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他在家乡重庆北碚的建设活动。
他在北碚相继开办了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促成洪济造冰厂利用水力，创办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嘉陵江日报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及其附属小学、各类民众学校等。
在抗战中，北碚聚集了近20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3000多位专家学者。
成为抗战中国区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
三、承担企业责任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习惯等。
民国企业家们积极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他们做到了维护员工权益、不断创新强大企业、遵循商德功德、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等等，下面将从三方面论述。
（一）、努力办好企业范旭东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
在此基础上，范旭东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又着手制碱工业，于1917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
碱厂开工之初，生产很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6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
为了进一步发展盐业，范旭东于1926年至1927年，又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
在永利碱厂略有盈余后，范旭东于1933年12月着手创办永利碱厂。
该厂于1934年7月在南京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动工，1937年2月5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抗战期间，范旭东继续在大后方创办实业。
1938年7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
同时，又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
在办厂过程中，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革新苏尔维制碱工艺，于1943年研究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
（二）、维护员工权益穆藕初一直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厂内实行科学管理，在狠抓纪律化、标准化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艺术化，以使工人不感到工作为痛苦，而是一种乐趣。
他在厂区里设俱乐部，办图书室，并提倡工人在工余时间要学习、看书，为此在自办的夜校里他还时常亲自给工人讲课。
在当时的一次讲话中，他说："鄙人之视众工人皆至尊重，以工人之精神为我业之资本，以待兄弟之心待工人，故幸不至于失工人心。
"“工厂是靠工人赚钞票的，工人是我们当老板的衣食父母，哪个老板对工人不好，就是不孝。
”，这句话出自新中国建国前的资本家刘鸿生之口。
今天，资本家又为数不少了，但能像刘鸿生这样对待员工的有多少？（三）、企业经营管理“火柴大王”刘鸿生并不满足于火柴市场上的成就，坚持“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经营理念。
1923年正式设立华商上海水泥厂，开始了水泥业的创业过程。
1926年，刘鸿生又购进章华毛纺厂，成了刘鸿生的滚滚财源之河。
1926年10月，刘鸿生的中华煤球厂试车竣工，从此开始生产煤球。
为了解决所属企业的保险业务，刘鸿生于1927年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等组织成立了大中华保险公司。
1931年，刘鸿生又投资于金融业，他用自己的主要房地产—企业大楼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抵押借款100万元作为资本，开办中国企业银行。
这一金融机构为他在其他企业的发展方面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据1926年的资料统计：在煤炭销售业13个单位投资137448元，在煤炭采掘业7个单位投资164004元，在码头仓储业3个单位投资1630475元，在水泥业1个单位投资665500元，在纺织业5个单位投资42784元，在其它工业9个单位投资76556元，在交通运输业4个单位投资19357元，在金融业8个单位投资141865元，在其它方面的7个项目投资26560元，总计在10个部门62个单位投资3156148元，平均每项投资50906元，以后刘鸿生又在搪瓷等部门投资，使刘鸿生企业集团形成了资本投向多元化。
四、结语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和良好秩序的道德础。
社会责任感缺失，不仅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也会影响企业、各种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们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主角，在社会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企业只有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才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企业家虽然各自背景迥异，但都是怀着“实业救国”的共同信念，在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同时努力传播爱国思想。
他们虽然是资本家，但无不怀着崇高的爱国精神担起了挽救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重担，承担起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今天，我们的民族工商业阶层人才辈出，有不少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家。
民国企业家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不仅要在这一代商人身上传承，更要不断地传承下去，为中国工商业的振兴富强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1]赵宗普.张謇与慈善事业之初探。
百度文库/view/a01c264cc850ad02de8041c6.html[2]张謇。
百度百科/view/62299.htm[3]民国企业家论张謇卢作孚。
豆丁网/p-561057408.html[4]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5]傅国涌.大商人。
中信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