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玉石之路

以笔者于１９８９年初正式提出“玉石之路”的构想，简单地描画了玉石之路东部地区示意图（注1），那时只是为了说明“玉石之路”本为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迹，便参酌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勾出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一条玉石之路，省却了夏、商周之玉石之路，给读者造成了一个历代王朝玉石之路都是一个版本的错觉，更遑论长达６０００年的史前时期玉石之路，亦未讲明史前还有若干支玉石之路，如珣玕琪玉路、瑶琨玉路、鬼国玉路以及球琳玉路等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玉石之路及其跨区域的玉石之路网络的存在。

嗣后，发现此“玉石之路”的说法存在上述欠缺，曾用“昆山玉路”来暂时矫正原“玉石之路的提法，但这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同时也认识到，“玉石之路”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涉及历史、考古、地质、矿物、交通运输、内外贸易等等许多专业，不是个人的微薄力量所能胜任的。

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１９８９年提出的“玉石之路”的构思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便需尽力加以补正。

重新检阅了已掌握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玉器情况，对原“玉石之路”的构想进行反思和研究，提出了补充意见，草成此文以修正和补充１９８９年发表的《玉石之路的探索》之失误和不足。

远古的人们在产玉的溪流和冲积扇采到了玉璞之后，将其搬运到住地或城塞加工成器。

久而久之，采玉、运玉不断地经常往返，便踏出了一条专门用于运玉的小道。

由于我国玉资源分布极广而又不平衡，玉产地往往与政治、文化中心相距甚远，最终形成的多条运输玉石的主次干线，并组成互为交错的网络，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历史上的“玉石之路”。

这种玉器起始是区域性的，相当于考古学的文化区域，经过几千年的沟通，由小道变成通途，竟成了几个文化区域通用的玉石干线，最终形成全国性的运输玉石和丝绸、珍宝等物资的运输线，它也是远古最早的的商路，打通区域阻隔，构成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由疏到密的“玉石之路”网络（见附表：史前一西周“玉石之路”示意图）。

这并非我们凭空臆想，而是一桩被人遗忘了的史实。

当今的任务则是，我们必须通过考证而得知往昔运输玉石的交通路线的本来面貌。

一、夷玉之路夷玉之路本名珣玕琪，其玉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它始于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距今８２００年。

距今６０００－５５００年的红山文化时期，夷玉的使用的频率增高。

目前根据地质调查，了解到夷玉主产地在今岫岩县细玉沟，诸夷部可能均取玉于此。

夷玉运输往北至今黑龙江省依安乌裕尔河大桥遗址；向东北至饶河小南山遗址；向西至克什克腾旗好鲁库遗址；向南至大连郭家村遗址。

从岫岩矿点至北、东北的直线距离约一二千公里，以出土的玉器地点为基点将其连接起来，便可勾勒出夷玉运输路线图。

夷玉的另一个产地即泰岱蕴藏“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的地方，疑其山东大汶口文化诸部落可能均取玉于斯，其直线距离约二三百公里。

淮夷采玉，诸如凌家滩文化部落用玉取自当地的玉矿，这就是“就地取材”。

举凡史前各部落取玉距离均较近，古人均称其为“就地取材”。

二、越玉之路越玉称为瑶琨，明清方志界定其产地为江苏省句容县之茅山，亦称为“茅山石”，其佳者被誉为“水石”。

近年根据地质调查，发现江苏溧阳县小梅岭自古以来便出玉，称为“梅岭玉”。

茅山、小梅岭可能是越玉的两个主产地。

各部取玉的距离不等，如句容丁沙地文化遗址即在茅山一峰宝华山下，其二溪环绕丁沙地，取玉当在二溪之沙滩或坡地。

良渚文化中心地区的余杭可能取玉于小梅岭，其直线距离不足２００公里。

上述夷、越两部有无跨区（玉文化板块）取玉目前尚无确证，笔者认为在两个玉文化板块接壤地带和邻近区域发生跨区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假如直接地跨区取玉有不便之处，两部之间还可能间接的交换方式取玉。

俄罗斯与日本考古学家均指出，环贝加尔湖地区新石器时期及青铜时代早期的玉器文化与古代中国和满韩文化已有了广泛交流，并“表明这些黑龙江省的玉类似乎也可以推定其可能是取自贝加尔湖的软玉”。

（注2）今贝加尔湖位于《禹贡》冀州的鬼国之北部，可能出现了东夷向鬼国取玉的活动，出现了跨区取玉的交易，其直线距离约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公里。

三、史前玉文化亚板块的“玉石之路”网络至距今４５００－４２００年，夷玉、越玉两文化板块相继衰落，夷文化亚板块中继少昊（大汶口文化）玉文化的海岱龙山玉文化崛起，其玉产地即泰岱地区，其玉材即那里所产之“怪石”。

例如山东日照两城镇、五莲丹土、临朐朱封及腾县里庄等龙山文化群体可能均取玉于此，与大汶口玉文化相同，也是近距离采玉。

华夏陶寺玉文化亚板块无玉矿资源，其采玉必须跨界到相邻的玉材产地，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玉料，当然也不排除以武力掠夺。

鬼国玉文化亚板块玉矿位于东萨彦岭及外兴安岭维季姆河或西邻之矿点，其直线距离约１０００－２５００公里。

齐家玉文化亚板块玉名“球琳”，（注3）其玉料昆仑山玉资源最为丰富，分布极广，由西北至东南向延伸，长1500余公里，今有４３处玉矿（注4），其东端南折，即今青海格尔木玉矿及青海祁连转刺沟玉矿、甘肃临洮榆中之交的玉石山，这些地方均出产玉石。

另外，天山北坡玛那斯县也有碧玉矿藏。

其土著玉文化见于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那里所出玉器均为小件的斧、铲等形的饰品。

其后的齐家文化受到良渚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玉料来源于甘肃临洮与榆中交界之玉石山、青海祁连及格尔木，也不排除来自和田及且末、若羌等阿尔金山之玉。

我所目睹过的齐家玉器确有和田和甘肃玉石山玉，近年又看到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玉器却与甘肃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有所不同，疑其为取自本地的玉矿或从甘肃兰州经青海从芒崖经山口到达若羌，再往且末、和田，其直线距离也不足３０００公里，也算得上远距离运输，很可能是昆山玉路的最早的也是最西端的一段。

当前的要害问题是对一些目验鉴定为和田玉的各式玉器必须逐件进行检测，用科技手段来检验目验是否正确。

荆蛮石家河玉文化亚板块的玉产地，从古文献记载和现代地质调查证明，湖北、湖南两省均无玉矿，其玉器用材应向邻区寻找，距离瑶琨产地溧阳小梅岭的茅山直线距离约千余公里。

《禹贡》梁州即四川和陕西、甘肃南部等区域，此地产（美玉名）。

四川璀产玉矿点为汶川的龙溪，今称“龙溪玉”，质量不佳，有“菜玉”和“米汤玉”之称，距石家河玉文化亚板块也不过１０００多公里。

以上史前玉文化板块各有自己的产玉点，也必有运输玉料的通道，很可能是一条“小道”，既有就地取材也有远途取玉的两种小道。

各玉文化板块出土玉器地点也相当多，仅以东夷玉文化板块内赤峰市及东北三省为例，据统计，主要的玉器出土地点就有４７处，其先后序列已经梳理，但对其玉材搬运、交换等问题尚未给予注意，不过可以估计，该玉文化板块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暂时的、松散的玉材交流的线路及稀疏的网络，以联系东西、贯通南北、互通有无，促进其发展与繁荣。

这种“玉石之路”的路线网络情况普遍存在于史前各玉文化板块。

四、夏之“玉石之路”——“和田玉贡路”中国历史进入夏代，便结束了多元政体，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万众所归的中心，四面八方的酋邦、方国都要向其都邑进贡地方特产。

《禹贡·九州》记载了扬、雍、梁三州的贡玉的品种、名称、及其贡玉路线，也就是三州的贡玉之路。

当然，《禹贡》成书于战国，不可避免地带有编纂人及其所处时代的烙印，我们的态度是：凡经得起现代矿物学、考古学及文献学的检验能相对应的则可置信；还不能得到证实者也不必急于否定，可容继续探讨。

夏代考古尚在探索之中，对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分期还能达成共识，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只能从作工上判断其出土玉器是否夏代所造。

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玉柄形器，其阳线作工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理应认同是继承了石家河文化玉器作工的夏代玉器。

凡是亲眼目睹过此白玉柄形器的老玉工和玉器研究家均异口同声地认定其玉材为“和田白玉”，笔者理解此“和田白玉”是专指于和田白玉河所出之子料，而不是广义的昆山白玉。

如果按照这种看法，下一步必然要承认“和田白玉”至迟于夏代已经被运送了中原地区，这与之前和田玉流入甘肃、宁夏的齐家文化遗址是不同的，和田玉的运达地点至少向东移了千余公里，终于闯入华夏第一王国的都邑。

这标志着在已有４０００余年历史的史前玉石之路（网络）的基础上，至此又出现了一条崭新的、在玉文化史和玉材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沟通中西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即可称作“华夏玉石之路”或“昆山玉路”、“和田玉路”。

如果考虑到这条贡路的作用是以向中央政权进贡玉石为主、以通商为辅的情况，也可称其为“玉石贡路”。

在此还必须说明夏代何以能够将和田玉引入到中原的问题：夏族居住于今甘肃、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以及东北部一带（注5），与昆仑相距并非太遥远，说不定其某部落的足迹已踏上昆仑，从白玉河采璞返回住地，或几经易手，最后由某一夏部落的有权势人物携至豫西，所以在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出土和田白玉柄形器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殷商“玉石之路”殷商先人出于东部地区，经过多次大转移，盘庚于公元前１３８８年迁都于殷（今安阳）。

１９７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殷武丁妃妇好墓，该墓出土了７５５件玉器，经目验鉴定，其中有一些玉器是用和田玉琢成的。

当时，我们也考虑到这些和田玉是通过什么途径到达殷都的问题，不论是采用何种办法获取和田玉，均须从遥远的昆仑山北坡运至殷都，这条运输线路也就是殷的“玉石之路”，也可以称为殷朝“昆山玉路”或“和田玉贡路”。

从妇好墓出土的７５５件玉器当中属王室玉者占多数，而王室玉的主要来源应为和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东夷与荆蛮以及诸方国之贡玉。

可以估计，殷王室玉的玉石来源是多元的，其玉石贡路也是起自五大玉产地，越过沙漠戈壁或草地山川阻隔到达殷都，故其玉石贡路之线路也已不是单一的，必定玉贡之路通向殷王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殷代几条玉石贡路之中，主要的还是“和田玉贡路”，这一点也是不能含糊的。

殷王室为了俘获奴隶、扩张领土和获得宝物而与周边的氏族部落进行战争，其中与鬼方（即土方，亦名熏鬻）的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如武丁高宗３２年伐鬼方，３４年王师克鬼方（注6），征鬼方的战争整整进行了３年。

这次战争目的之一即为掠夺玉石，当然这不是说殷军长驱直入逼近贝加尔湖产玉区去直接掠夺开采，便捷之法还是夺取鬼方手中的玉石。

前述妇好墓所出７５５件玉器，我们过去只热衷于鉴别有无和田玉，而未注意鬼玉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当然也还有一个妇好死年与伐鬼方的关系的问题，据卜辞记载，妇好曾征夷、土、羌等方国（注7），土方即鬼方，说明妇好生前确已伐鬼方。

妇好葬于武丁晚期（注7），武丁在位５９年（注8），由此推算妇好死年应在伐鬼方取胜的武丁３４年至武丁５９年的２５年间，其珣器（俄国考古学者称为“平玉”和武器类玉器中去寻找，或许会有所突破。

殷王室有可能通过“玉石之路”往东夷、百越、鬼方、羌方等区域和方国征玉，但均非直接进军和田采玉，都是从上述四个方国征取来的，故其玉贡之路均为间接的，近距的线路，这与史前玉路情况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