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古代文学史二-名词解释

中国文学史（二）复习提纲一、名词解释：1.门阀士族为了压制贵族，造成绝对王权，先秦时期君主们都提拔了不少自由平民和低级贵族参加到官僚政府机构。

春秋、战国之际，“竹帛下庶人”，列国诸侯更是大力提拔“士”作为官僚机构的骨干，世卿自此而坠。

两汉的所谓布衣卿相，也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致身通显。

他们不但授徒讲学，门生弟子千万，形成一种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而且子孙往往绍继家学，也必然造成累世公卿的情况。

大家族在东汉时就已经逐渐出现了。

自东汉后期开始“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了。

曹魏初期，实行九品官人法，州郡大小中正皆由当地著姓士族担任，九品的定评，自然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于是官品的升降，大都凭借“世资”。

曹魏以后，世族势力更加发展。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世居高位，是士大夫的领袖。

所谓门阀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些特征的家族。

东汉时期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所以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门阀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阶层。

当政的外戚、宦官都要同他们联结、周旋。

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

汉末社会中的世家大族，魏晋时称为士族，影响很大，名士多出于这个阶层，或者在政治上与这个阶层结合在一起。

曹丕在尚未代汉称帝之前，采纳了九品中正制。

实行之初，士人品定之权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里，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评定品第高低，多少改变了东汉末年名士品评人伦、操纵选举的局面。

西晋时虽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择人才的作用，以致于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为巩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后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拥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东晋一朝，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

南朝宋武帝刘裕从东晋汲取教训，努力加强皇权，因而南朝世家大族虽然在社会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未变，但实际军政实权大为削弱，政治权力主要已不在他们手中。

侯景之乱使世家大族遭受沉重打击。

这是对南方门阀士族的一次沉重打击。

在陈朝，门阀制度已经没落到徒具躯壳了。

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

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

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

正始之音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的正始时期，指的是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这一时期。

其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各自网罗党羽，扩大势力，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残酷。

充满阴谋和篡夺的险恶斗争，恐怖政治的压力，加上老庄思想的影响，使正始诗歌的内容与风格呈现出与建安诗歌迥然不同的面貌。

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

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阮籍、嵇康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家之学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清谈之风始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

"正始之音"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

南北朝时，玄佛合理。

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永明体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

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故称永明体。

这是古体诗向近体律诗演变过程中一次关键性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代表作家有沈约、谢脁等人。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故后世定型的律诗也并不严格避忌八病。

（2）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

另外，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

永明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积极意义：（1）讲求诗歌韵律美，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滞重的弊病，转向清新流美畅达。

（2）新体诗篇幅有限，不容肆意铺排、使才逞词，故而明净、凝练之作渐多，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宫体诗以萧纲、徐摛、庾肩吾提倡宫体诗风。

宫体诗具有以下特点：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

凡是梁普通以后的诗符合以上特点的，都可以归入宫体诗的范围。

对宫体诗的评价：第一，在创作倾向上，宫体诗舍意问辞，因辞觅态。

第二，在风格上，风格单调，如出一手。

第三，在形式和技巧上，宫体诗巩固了永明以来格律、声韵的探索成果并有所发展。

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五言诗趋向短制，离五七绝定型不远。

第四，在内容上，贫乏肤浅是其致命弱点。

志怪小说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志怪小说按内容又可分为三类：一、地理博物，如《博物志》。

二、鬼神怪异，如《搜神记》。

三、佛法灵异，如《冤魂志》。

其中今存最为完整和最具文学价值者，当属干宝的《搜神记》。

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很大关系。

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就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秦汉以来关于神仙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此外，道教、佛教，在魏晋以后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也成为志怪小说的素材。

至于这些素材被搜集记录下来，则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

志怪小说的作者有的就是宗教徒。

志怪小说适应了宗教宣传的需要，也提供了闲谈的资料，因而贞观之治贞观，唐太宗年号（627——649）李世民以雄才大略统一全国，励精图治，从谏如流，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上官体上官仪的诗以绮靡婉媚著称，时人多效仿，称为“上官体”。

初唐的前五十年，是宫廷诗的时代。

“上官体”为这一时期的诗风代表。

所谓“上官体”，是指初唐前期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人所创作的“绮错婉媚”的诗。

上官仪的诗今存二十首，多为奉和应制之作，从齐梁的宫体诗到唐初的上官体，诗歌仍在狭小的宫廷生活圈子里徘徊；内容上的远离现实，必然又导致艺术上的片面追求形式美。

而在初唐前期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便是上官体。

上官仪曾把六朝以来的对仗技巧加以程式化，提出“六对”、“八对”等名目，却成为后人写作近体的一种规范，在律诗定型过程中多少起了一点促进作用。

初唐四杰唐代初期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文人。

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为唐诗带来新的风貌。

其中尤以王勃的成就最高。

初唐宫廷文人大多功成名就，志得意满，自然对绮错婉媚之风乐此不疲，不思变革。

这时，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杰”登上了文坛，他们怀着革新诗文的自觉意识，旗帜鲜明地反对“上官体”，希望用“高情壮思”、刚健骨气，来“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

由于长期蹭蹬下僚，他们的诗多写羁旅的苦辛，道路的艰阻，向往边塞立功，思索人生哲理，伤怀赠别，托物言志。

这就使得诗歌从了无生气、无病呻吟的宫廷诗风中挣脱出来，转向广阔的社会，由纤弱变为壮大。

四杰所代表的新的诗歌潮流，成为唐音的肇始。

沈宋体沈宋二人不仅将元兢的“换头术”肯定下来，付诸实践，奉之为“律”，而且通过自己在诗坛上的号召力，影响朝野，使当时文士纷纷仿效，遵守此“律”，乃至于在中宗神龙、景龙中蔚然成风，形成了“沈宋体”或“律体”。

律诗正是在人们对“沈宋体”的推崇、仿效中，最后定型和普及的。

兴象“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特有的美学境界，是汉魏与齐梁两个艺术传统辩证统一后所产生的新的艺术质素，也是唐诗在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兴象要求诗歌形象除了外形的鲜明生动，还需具备内在的兴味神韵，要能透过外表事象的描绘，导引和展示出内部蕴含丰富、包孕宏深的艺术境界，也即“兴在象外”。

所以，兴象不光要求抒情与写景的高度融合，还要求一个“形象的二重世界”，这就和一般的情景相生或情景交融有了区别。

盛唐诗人追求情景交融、兴在象外的诗歌意境，并且在意境的创造中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而这又是和初唐中后期众多诗人的艺术探索和追求分不开的。

盛唐之音总的说来，盛唐诗人大都具有宏伟的理想和抱负、蓬勃热烈的感情，他们的诗歌大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这也就是后人所称道的盛唐之音。

李白诗歌则是盛唐之音的典型代表。

杜甫在诗中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巨变，他既是盛唐之音的结束者，又是盛唐之音的重要特征，正是她浓烈、壮大、高扬的感情。

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共同构成了盛唐之音。

山水田园诗派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十分繁荣，作家作品很多，其中王维、孟浩然的创作最为杰出。

后人将这一具有大致创作倾向的作家列为一派，称之山水田园诗派。

中国唐代诗歌流派。

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

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

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

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澹泊的思想情绪，色彩雅淡，意境幽深，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

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乐府诗派以白居易和元稹为首，倡导新乐府的创作，要求“歌诗合为时而作，文章合为事而著”，揭露中唐社会政治的各种弊端，反映民生疾苦，在诗歌形式上只要求浅显平易通俗，他们的创作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