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_以湖南湘潭槟榔为例

摘要：基于文献与田野资料，通过对湘潭槟榔社会文化意义的阐释，发现槟榔在当地存在的形式与合理性，即其在角色转换中对人们各种需要的满足。

关键词：槟榔湘潭成瘾性消费品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中涉及消费品的作品甚多，对成瘾性消费品的专门研究则较鲜见，文思理《甜与权力》即属这一类目下的经典之作。

为对此类研究加以补充，本文着眼于成瘾性消费品中槟榔这一类别，并以在湘潭前后持续半年的田野材料和大量中英文献作为基础，对槟榔进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阐释，以说明此类成瘾性消费品之于当地人的意义与作用。

一、引论：为什么吃槟榔
戴蒙德（Jared Diamond ）的进化生物学为槟榔嚼食的研究提供了人类学的视角，他曾论证为何人们要去消费包括酒精、烟草在内损人健康的成瘾性物品。

他谈到两个部分，首先，不管是展示社会地位、财富，还是暗示个体能够承担相应的危险，艺术与化学物的滥用都是为表现个体优越性而服务；其次，人类滥用化学物弊大于利，这往往会导致适应不良（比如吸烟者的亲吻气味不堪，酗酒者性能力降低，这些对吸引异性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槟榔是否损人健康还未像香烟与酒精一样得到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且槟榔在许多地区的食用常伴以蒌叶、烟草、石灰、香料等配料，食槟榔者也常有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单独食用槟榔是否致癌未能得到流行病数据的充分支持［1］，此外，Gode 的文献综述中曾总结出槟榔的一些消极属性，其营养价值却未被纳入考虑［2］。

湘潭人对槟榔有害健康的认知亦停留在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
———以湖南湘潭槟榔为例
周大鸣李静玮232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
“可能会导致口腔癌”，但政府不曾明言禁止槟榔的食用，槟榔之害的结尾也往往需打上一个问号。

一项来自台湾的研究显示，在对于槟榔的期待中，首当其冲的是“假定的身体/情感刺激”（Presumed physical/emotional reward），它包括研究对象对自身情绪的描述，比如“保持精力充沛”“保暖”等等。

第二大因素为“假定的负面影响”（Presumed negative on sequences of areca-quid use），包括对于身体的损害如“患上口腔癌”，经历社会地位的降低“惹人讨厌”等。

第三个因素为“社会利益”，好比一个人在社会上寻求认同，或是“促进其发展人际关系”等［3］。

这仅是被科学研究抽象出来的字符，当将这些字符的外延扩大，问及嚼食槟榔的具体原因，湘潭人往往会以充满情感的方式谈到它的味道，一切显得简单明了：人们习惯并喜欢槟榔的味道，它能给人们带来愉悦的神经刺激，让口腔获得充实的运动，使呼吸充满甘美的滋味并给人际交往牵线搭桥。

可这也只是槟榔进入湘潭这个情境的部分原因，在广阔的内陆地区，食槟榔并不成为民众生活的组成因素，许多人也不以为槟榔味道好。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槟榔在湘潭当地被赋予的意义并非一目了然，它牵扯到一个庞大的社会文化情境。

二、成瘾性消费品与槟榔
与许多食物的共同属性不同，槟榔不仅不能解除饥饿，反有消食的功用，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如兴奋剂一般带给人神经上的刺激，这是其作为成瘾性食品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槟榔可与茶、咖啡、糖等物归为瘾品的原因。

西敏司曾指出，这类食品并非满足人类温饱之必需，但能使人因服食而精力充沛，并为获得用以购买这类食品的金钱努力工作。

在其研究中，他所展现的糖的消费轨辙与槟榔相似，即从上层阶级的奢侈品逐渐推演为各阶级共享的食物。

由于成瘾性食品适度的刺激性和一定程度上对健康的有利，它们虽不能拥有稻米小麦般可贵的主食地位，但也不像同属成瘾性消费品的鸦片那般为人们所深恶痛绝。

从台北、海南到湘潭，槟榔的地位一直富有争议，一方面，其消食解腻，辟除瘟疫的作用广为人知；另一方面，对于槟榔损害口腔健康甚至导致口腔癌的讨论也在持续进行。

233
民俗研究2011.3
嚼食槟榔有着悠久的历史，越南清化省的遗址曾发掘出31个原始人的牙齿，分析表明，早在青铜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食用槟榔（Oxenham et al.，2001）。

亚洲与亚洲人移民社区中，食用槟榔的情况较为普遍地存在，世界上大约有六亿人口的槟榔食用者，这一数字使得槟榔成为继烟草、酒精与咖啡饮料之后第四大最为普遍的消费习惯［4］。

槟榔的消费者们比之前三者显得更为集中，斯区克兰德（S.S.Strickland）的研究展示了世界范围内槟榔的食用情况，即南亚、东南亚、东非的沿海地带与西太平洋，其中心地带位于东南亚群岛。

亚洲大陆上对槟榔的食用可北溯至喜马拉雅山脉，并沿着海岸线一路往南延伸，这一区域包括美拉尼西亚东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阿拉伯半岛的沿海区域，好望角与马达加斯加岛，地理范围在东经68°至178°，南纬20°至北纬30°之间［5］，这些区域多为沿海及岛屿，尤以其产地为多。

世界范围内，槟榔的巨大需求主要来自人口众多的亚非地区，其在欧美人生活中的地位不甚明显。

戴维·考特莱特将这种有限的传播归因于昔日欧洲海外扩张势力促成的全球瘾品贸易，出于流通周期、文化偏见的考虑，欧洲人忽视或禁止栽种一些同样能起到刺激作用的植物，如槟榔、一种叫咖特（qat）的阿拉伯茶叶和被称为佩奥特（peyote）的印第安仙人掌［6］。

不过，随着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以及现代化包装与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槟榔已来到了移民输入地。

在英国、非洲、澳大利亚、美国等不以槟榔为传统食品的地方，也出现了槟榔的踪迹。

一项在美国里士满与维吉尼亚地区的研究中，调查者在2006年3月至5月间分别于五个地点购买到了槟榔食品，在离原产地路途遥远的当地，这些槟榔的价格并不昂贵，且能较为便利地在各处的杂货店购买到［7］。

在布罗代尔看来，任何文明都需要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人类于12世纪和13世纪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然后是茶、咖啡和烟草［8］。

这段简史暗喻着成瘾性消费品各自坎坷的千秋，安德森《中国食物》中曾探讨过酒、糖与茶叶，其中，茶历经奢侈品阶段后，名列“开门七件事”，并作为一种被认为富有中国气质的必需品得到高度发展。

西敏司笔下的17世纪，英国获得巴巴多斯、牙买加以及其他的出产糖的岛屿，在此基础上，非洲奴隶贸易得到扩展，葡萄牙所控制的洲际蔗糖贸易被打破，属于英国的广阔的内部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9］。

各种植物发酵的酒也相继加入，其中包括在17世纪由巴巴多斯的糖浆发酵而成
234
的朗姆酒和历史可追溯到公园前15世纪的葡萄酒。

尽管伊斯兰教义对葡萄酒的罪恶进行了谴责，但这无法阻拦葡萄的脚步，葡萄的栽培先后传入北印度、中国、墨西哥、秘鲁、智利、新西兰与澳洲等地，随着葡萄的成熟，欧洲殖民者的葡萄酒亦逐渐达成全球化的生产与消费［10］。

传统植物消费品之外，咖啡因、酒精等萃取成分的添加帮助更多种类的非天然饮品参与到成瘾性消费品的行列，各种酒类、饮料涌入市场。

对年轻人而言，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可口可乐，1903年，已改良成非酒精饮料的可口可乐去除了古柯成分，而代之以从茶叶等物中提取的咖啡因［11］。

在贸易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类消费品从一诞生开始，便纷纷服务于资本覆盖的每一个地区。

相比这些成瘾性消费品在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扩张，槟榔的缺憾之一在于种植地域的限制。

作为适应度较低的热带作物，槟榔遇到飓风与冰雪易导致减产乃至颗粒无收，加上这类消费没有得到殖民势力的偏爱，难于扩散到适宜种植的地域。

1969年，黎格特·梅耶烟草公司（Liggett and Meyers Tobacco Co.）制造了一种“小口槟榔”，不过收效并不理想［12］。

相反的例子来自于罂粟，事实证明，这种原产小亚细亚、印度和伊朗的植物拥有与其诱惑力相匹配的活力，从非洲最南端到地球北部，罂粟都能响应对鸦片的渴求随叫随到。

鸦片战争前，湖南一些地方曾出现罂粟种植的情况，但由于官方明令禁止，尚不成气候，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太平天
国时期，清政府面对贸易逆差，开始默许鸦片种植，由于土药厘税制的推动，
云贵川
图1槟榔消费区域示意图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
235
民俗研究2011.3
成为鸦片的重要产地，各地官员也纷纷鼓励罂粟种植［13］。

更强大的势力来自种植于热带和亚热带的甘蔗与温带和寒温带的甜菜，二者的联合不仅满足欧洲人病入膏肓的甜蜜情结，也使得发展中国家内平价的糖果成为可能。

另一个缺憾来自于槟榔食品的特质及其副作用。

第一次尝试嚼槟榔块的人常认为滋味并不好受，它不像糖与巧克力，能取悦每一个陌生人。

不过，相似的情形同样发生在烟草和烈酒上，因此这并非槟榔食品不被欧洲人看好的主要原因。

槟榔之所以受到欧洲资本冷落，或许在于其食用方式的麻烦。

试想只用糖浆便可以酿造朗姆酒，点燃烟草即能获得迷人的香气，在嚼食槟榔时，欧洲人却还需要弄到同属热带作物的蒌叶、有损口腔和牙齿的熟石灰，或者还可以按照印度的配方随手加一点烟草粉末，但那时，他们已经被弄得筋疲力尽。

咖特［14］也是这样一种令人头疼的成瘾性植物，它的叶子可用于嚼食与泡茶，但耐久性非常低，二战后，埃塞俄比亚等产地为避免其在运输途中过早腐坏，所采取的办法是用卡车将连夜采收的咖特叶送至机场，搭乘早班机去往目的地。

高昂的代价使得这种植物的商业性栽培一直限制在东非与阿拉伯半岛境内［15］。

三、奢侈品、药或者零食：湘潭槟榔的角色转换
（一）奢侈品
“糖在十六世纪以前是奢侈品；十七世纪以前，胡椒也是奢侈品；烧酒和最早的开胃酒在卡特琳·德·梅迪契时代，‘天鹅羽绒’软床或者俄国贵族的银酒杯在彼得大帝以前都是奢侈品；弗朗斯瓦一世于一五三八年向安特卫普一个金银餐具商订购的第一批平底盘子在十六世纪是奢侈品；最早的所谓意大利式的凹形盘子，一六五三年在马扎林枢机主教的财产清单上曾经登陆，也是奢侈品……”［16］以上所叙述的现象皆与各种商品从贵族到平民的普及有关，从物品本身富有的迷人特质与不断消耗的数量看来，成瘾性消费品的前景十分喜人。

比如前述的糖、葡萄酒与茶叶，又如巧克力，至于槟榔也是如此，但这并不代表奢侈标签的延续。

阿莫斯图在《食物的历史》中指出：有关食物的规定，对于划分和维护阶层界限和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等级制度以人种来排列，集中反映在与其他等级的人分享食物的种类上［17］，这
236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
句话恰好解释了《南史》中刘穆之求食槟榔而受到嘲笑的情形，富人凭借拥有的财富，先于穷人享用层出不穷的种种乐趣，同时在双方之间以食物划开一道界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界限逐渐为更加新奇与昂贵的食物所取代。

而今，巨大而精美的糖雕仅见于二百年以前的菜谱，赠送客人一斗的槟榔亦难于表达主人家的豪气，随着旧时意义的失去，其形式也不得不更替，以迎合以便捷美味为诉求的普罗大众。

现今，湘潭槟榔也有部分归属于奢侈品。

如前述各消费品对社会阶级的反映，而今街头槟榔的价格亦分三六九等，在建设中路建星广场一家休闲会所，笔者看到了专供高级消费场所的“金砖”牌槟榔，万宝图与金色锡箔的映衬下，其包装、设计、选料与加工显得比普通袋装槟榔要精致许多，35元一盒的价格更是昂贵不少（同份量的“究脑壳”约在10元到15元之间）。

该品牌的创始人黄先生还打算在时机成熟后推出68元一盒和108一盒的槟榔，当然其内容与形式要更为华丽。

尽管价格与街头的槟榔相比有些离谱，这种槟榔依然受到一些消费者的追捧。

这些人有相对高的收入，喜爱嚼食槟榔并不介意在它身上加大投入，因为人们都希望成为富者、强者与优先者，高价格的槟榔能显示食用者自身的高贵，使他们从心理上获得满足。

即便购买者并不食用，高价格的槟榔当做礼物也能显得体面。

正如莫斯在《礼物》中论及，这样的礼物包含了双重信息，首先是送礼者的产品与劳动信息，其次还有自我的某些成分，包括送礼者的生命和时间［18］。

后者在选择礼物的过程中更凸显人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姑娘在收到昂贵的电子产品时表情还不如收到廉价情书时开心。

高价槟榔传达给受礼者这样的信息：“嘿，我了解你，知道你爱吃槟榔”，以及“我知道你爱吃槟榔，看看我给你带来了怎样不一般的槟榔”。

高价槟榔的流通达成了双方关系的加固，但这更多的存在于登门拜访、感谢等情境中，处于财富金字塔中各阶层的槟榔消费者依然更偏好普罗大众的品牌或专门店。

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年轻人固然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槟榔食品抱以兴趣，正如一项印度南部社区的研究显示，年龄小于30岁的槟榔消费者在面对传统槟榔块和商品袋装槟榔块时，对后者有较为普遍的偏爱。

前述年龄的原因之外，商家在推出商品时以年轻人为主的市场定位亦可视作这一现象的另一推动力［19］。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变化失去兴趣的他们往往会像自己的长辈一般，开
237
民俗研究2011.3
始钟情于一种或者几种能勾起他们回忆的槟榔。

就像湘潭人潮涌动的街头，衣着时尚的青少年热衷于发现最近有什么新口味的槟榔上市，而颤颤巍巍的老人则常对那些包装精美的品牌槟榔视而不见，继而蹒跚走向远处摆着一个个盆装槟榔的简陋铺面。

（二）药物
奢侈品仅为槟榔的一张脸孔，如人们在湘潭的食槟榔起源故事中可见，槟榔唤起人兴奋的一面被完整地忽略，取而代之的身份是治疗瘟疫的药材。

在此我们可看到成瘾性消费品中普遍存在的另一个特点，即借人类想象与机缘巧合而托生的种种实用价值。

烟草可以止痛、杀菌、除虫、杀死虱子和寄生虫；糖被用来治疗低烧，缓解肺症，促进消化和防止嘴唇干裂；鸦片用于治疗头晕、目眩、耳聋等症状，至于槟榔则有杀虫与消食之功效，李时珍有记，槟榔主治“消榖，逐水，除痰澼，杀三虫，去伏尸，治寸白”［20］。

在古印度与古中国，槟榔早已作为人与动物的驱虫剂而被使用。

因其对于驱除条虫与蛔虫的卓越疗效，当槟榔记入英国药典时，它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重视。

不过，人类对槟榔发生兴趣的起初或许并不在此，尹恩·盖特莱曾在其论著中谈到对第一位吸食烟草者的假设：一位祖先正大步跨过他刚刚燃烧掉的森林的灰烬，忽然，他被绊倒了，一头栽进了冒烟燃烧着的烟草丛中，虽然他因此而受伤，但却也从烟雾中获得了镇静，并从此养成吸食烟草的习惯［21］。

相同的情境假设也可以放在槟榔故事的起初，一位思路开阔的祖先抱着尝尝看的念头首先品尝了槟榔树上掉落的槟榔，他觉得精神由此受到振奋，而后他或者他的后人们在不断地尝试中又发现，以组合其他食材的方式咀嚼这种植物，所获取的味觉感受要更好些。

且不论假设背后是否存在更多的巧合与其他可能，于温饱为先的原始居民而言，植物的味道总是比其疗效先一步到来。

（三）零食
在笔者的田野中，槟榔提神醒脑的作用对女性与未成年人而言，相对没有于男性与体力劳动者来得重要，相反，这一消费群体吃槟榔的目的在于消食、解馋或者干脆将其与花生瓜子等同，所以在选择的时候，他们常刻意避开刺激性较强的槟榔成品，个头小甚至未成熟的槟榔也因此成为其青睐的对象。

商家为了迎合客户要
238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
求，在制作过程中加入更多糖，并使用各种他们能够想象的食材如芝麻、葡萄干、奶油等作为配料以吸引这类消费者。

槟榔的零食化在其他地区也可见到，如马来西亚、台湾等地都有槟榔蜜饯，是由肉质肥厚的槟榔鲜果切成条状或片状制成，而今这种蜜饯亦可见于国内市面。

自婴儿时期开始，湘潭人就有可能接触到槟榔的味道。

一些有食槟榔习惯的妇女将槟榔的纤维撕下放进幼儿的口中，幼儿努力吮吸的同时，也开始了这一生的槟榔之旅。

这或许要归咎于那些小槟榔的甜味，在《甜与权力》中，西敏司亦曾描述过婴儿偏爱吮吸涂有蜜糖的母亲乳头。

加入糖分的槟榔无异于两种诱惑的叠加，不过，从普遍意义而言，正如全世界儿童对甜味而非槟榔或咖啡的沉溺，他们更喜爱糖的味道而不是槟榔。

这些孩子吃槟榔的原因多与家人及友邻有关，父母在添置年货的时候也不介意给孩子买一些作为零食的小槟榔。

只是，随着幼童年龄的成长及其性别与社会意识最终觉醒，一切都变得与原来不太一样。

吃小槟榔的情况在女性和老年人中间亦不罕见，但原因大为不同。

吃小槟榔的老人中，有一些甚至十分怀念年轻时嚼食“究脑壳”的情景，然而现在他们的牙齿已经松动，与其说他们将肉质相对松软的小槟榔视为上佳之选，倒不如权宜之计来的准确。

除了不适应槟榔带来的刺激，女性消费者对于这种食品的顾忌还与她们的形象有关。

一部分女人担心自己的牙齿变黑，咬肌肥大，她们也将吃槟榔作为淑女形象的反面典型，因为一边咀嚼，一边吐出槟榔渣的样子太像个男人，这使得她们作为女性的模样显得过于粗鲁。

在湘潭街头也可见到嚼食槟榔的女性，她们身上常有一点男性气质，或者本身是体力劳动者。

四、比较：世界地图中的湘潭槟榔
（一）槟榔食法之异同
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嚼食槟榔的研究中，人们所食用的槟榔由蒌叶、槟榔子、石灰组成，且通常伴以烟草的使用，以此种方式嚼食的槟榔又称为槟榔块，即槟榔及其添加物混合而成的嚼块。

不同地域上，槟榔块添加物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如在印度，食用槟榔一般会添加烟草同嚼，斯里兰卡居民嚼槟榔时添加烟草的大约占人
239
民俗研究2011.3
数的一半，而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国，人们嚼槟榔时并不加入烟草成分。

印度南部嚼槟榔不使用烟草的人也时常可见，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不加烟草而嚼食更利于自身的健康［22］。

蒌叶是各成分中较为普遍的一种，通常认为其记载是自公元前504年而始，即在斯里兰卡一份以巴利语写就的大事记中，一位公主将蒌叶赠送给自己的保姆（Krenger，1942），它还常常出现在印度的宗教与社会活动中。

儿茶也是印度槟榔块的成分之一，马来西亚人用从树枝与叶子中提取的黑儿茶作为其替代品。

通常认为，这种混合嚼食的习俗是自印度产生并向东传播到东南亚与美拉尼西亚，后来随着印度人口的迁徙去往世界各地。

在全球食槟榔范围内，该方式在成型后便没有经历大的转变，因此，即便是将槟榔赋予各种生食方式的台湾人，在参观湘潭槟榔加工厂时依然惊讶不已，泡制发糖的制作方式改变了槟榔的口感，部分产品中作为配料的葡萄干、芝麻甚至酒精等也与台湾相去甚远。

额外的例子亦能在印度的阿萨姆地区找到，当地食用一种名为“taamool”的槟榔，其制法为将新鲜、成熟的槟榔与叶子放在一个小洞中，将表面盖上稻草待其发酵，经过四个月时间，发酵后的槟榔感染上真菌，便可以食用［23］。

台湾槟榔中较为普遍的添加成分有前述的蒌叶、槟榔子和石灰，还有荖花（un-riped fruit of Piper Linn）、荖藤（Piper betle linn），有的还添加儿茶素（catechu）作为香料。

市面上做好的槟榔大致可分为两类：白灰槟榔，即将荖叶涂上石灰，包着槟榔食用，又称“包叶”槟榔；红灰槟榔的制法为，先将槟榔剖半，中间加上红灰［24］及荖花食用。

此外，还有“叶仔”、“荖藤仔”、“双子星”等不同叫法的槟榔。

追溯湘潭槟榔的历史，也可看见蒌叶与石灰的存在，现今的槟榔配方中同样有石灰的成分，即作为卤水成分之一协助槟榔的长时间浸泡。

槟榔自生食过渡到加工后干食的改变，如同阿莫斯图对牡蛎浇上柠檬汁的阐释，是通往本身的特点和口味变化之变化。

南亚各国市场上流通着两种以槟榔为主料的袋装食品“gutka”和“pan masala”，“gutka”是一种干燥而相对不容易腐坏的槟榔食品，主料为槟榔子、熟石灰、儿茶、调味料和烟草末，同样的配方，不含烟草末的食品则为“pan masala”。

两种槟榔食品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市场，其防腐包装与罐头设计使其能够储存更长久并方便其携带［25］。

另外，还有与湘潭干果制法相近，将槟榔烘干后撒上
240
成瘾消费品的多重身份
调料的“Supari”，混合了槟榔、烟草、熟石灰、苜蓿叶与樟脑的“Mainpuri”，加入烟草与熟石灰的“Mawa”等［26］。

如槟榔工业化带给湘潭的改变，“gutka”和“pan masala”也迅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城镇的成年人中流行开来，乡村中嚼食槟榔的人口亦在此风潮的带动下不断攀升，这两种食品还不断出口至亚洲人移民的地域。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gutka”和“pan masala”在印度市场上的流通额达到数亿美元。

槟榔作为食品而食用的情况也普遍存在于食俗起源地以及槟榔食品的输出地，除前述的蜜饯，英国还出现了颇具西方色彩的巧克力“gutka”，其作用与湘潭在制作槟榔时加入糖分的效果相似，且体现出槟榔制作本身在自南亚到大不列颠的路上身不由己的变迁［27］。

槟榔块的制作配方林林总总，不同地域的嚼食方式也多有不同，如在印度北部邦乡村的部分地区，人们习惯把槟榔塞在嘴里长达几个小时甚至整晚，台湾与海南人在嚼食槟榔时总要先吐掉最初咀嚼生成的红水，湘潭人较少吐槟榔汁的情况，但在吃槟榔前，常要把槟榔中心黑色的芯子抠掉［28］。

（二）嚼槟榔人群
摆脱贵族专享的记号后，槟榔逐渐依循历史上许多奢侈品的路线，向大众靠拢。

来自异地的槟榔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并沿袭至今，就中国大陆而言，并非普遍现象，尽管全国各地县志中都曾有过槟榔的记载，但终究或囿于上层阶级，或随时间推移消散。

而今，有嚼槟榔习惯的湘潭人约占总人口30%，聂晓文调查的1305名湘潭市中小学生中，有836名报告曾有过嚼槟榔的行为，尝试率达64.1%，偶尔嚼食与规律性嚼食者分别占30.6%与8.4%［29］。

湖南地区有嚼槟榔习惯的城市不止湘潭，2006年尹晓敏在长沙的调查显示，嚼食槟榔者占总数的25.3%，其中男性36.6%，女性6.4%，20—30岁年龄段的嚼食率高达44%［30］。

有研究显示，台湾高中生中规律性嚼食槟榔者在16%左右，在另一项以嘉义市400名初中生为样本的调查中，11.75%的人曾经尝试嚼槟榔，其中8人每天都要嚼，这个数据与湘潭市的中小学生尝试嚼槟率相比明显较低［31］。

根据台湾国民健康局2007至2009年的调查，台湾有嚼食槟榔习惯的人以男性、35至49岁、已婚者、技术性劳力工作者居多，这些人开始尝试嚼槟榔的年龄通常在12岁到15岁之间。

此外，健康危险因子监测调查显示，18岁以上男性嚼槟榔率，近3年来呈现下降趋势，2007、
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