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炳麟也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的那篇沁人肺腑的政论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于批判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谬论，启发人们的民族民主革命意识，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章炳麟（1869～1936年），字枚叔，号太炎，一名章绛，出身于浙江余杭县东乡
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自小受到外祖父海盐朱有虔的民族意识教育，仰慕明末王夫之、
顾炎武等人的爱国主义思想。

从十七、八岁起，开始研读四史、《文选》、《说文解字》、
《九经义疏》、《尔雅义疏》等书，“一意治经，文必法古”。

但由于从经史典籍中缅怀
祖先业绩，更感到清朝的腐朽。

到二十三岁那年，离乡到杭州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主持
的“诂经精舍”求学，前后达七年之久。

因读《东华录》、《明季稗史》诸书，备悉清
朝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残酷迫害，于是“绝意仕进”。

从此涉猎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
的社会政治学说，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思想上渐次趋向
革新。

这几年，在俞樾的严格教导下，开始掌握踏踏实实的治学方法，信奉井钻研古
文经传，为以后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这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章太炎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他崇仰康有为出言恣
肆，当康发动“公车上书”陈请变法时，章太炎“诧为奇士”。

1895年，康有为创办
“强学会”，募人赞助，章即从杭州寄银16元作会费请求入会。

1897年春，又应梁启
超之聘，任《时务报》撰述，先后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
亟宜保护》等文。

后来又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过《客帝论》。

这些文章虽
然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有所揭露与批判，其着眼点则是“以革政挽革命”，为统治者设计
章炳麟
种种“救世良方”。

在此前后。

他还不时在上海各报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

1898
年，他以“布衣”身份上书李鸿章，企求李能“转旋逆流”，振兴中国。

随后又应聘充
任张之洞幕僚，在武昌办《正学报》，鼓吹革新，幻想借助张之洞所撰鼓吹孔孟之道，效忠清室的《劝学篇》，和顶撞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被迫离开湖北。

戊戌变法失败，章太炎因参与编辑《时务报》为清政府所通缉，避祸台湾。

这说明，在1900年以前章太炎的思想和活动并没有超越改良主义的范围。

后来，他公开与改良主义诀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为曾与唐才常往来的牵连，和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时“言论恣肆”，章太炎遭清廷和苏抚一再出示通缉。

1902年春，他再次流亡日本。

在横滨，经秦力山介绍与孙中山又一次会晤，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接待，于中和堂“奏军乐，延义从百余人会饮，酬酢极欢。

”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帮助下，章太炎逐渐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两人还就典章制度和土地赋税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章日本留居三个月，随即返日上海，与蔡元培等一起兴办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

这期间，为纠正过去宣扬的改良主义观点，他写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两文，并重新刊行《訄书》。

1903年5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大造革命舆论。

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公开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持君主立宪，恶意攻击和诋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康文发表后，保皇党大加吹捧，广为宣传，印成小册子，题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在华侨中大量散发，影响极坏。

为了揭穿康有为的阴谋伎俩，打退保皇派的猖狂进攻，章太炎针锋相对地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驳论文章，于1903年6月刊印为小册子发行，旋经章士钊节录，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同年6月29日（阴历闰五月初五日）《苏报》上发表，对康有为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入的批驳。

文章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康有为保皇的卑鄙目的，指出康有为所以“舞词弄札，眩惑天下”，完全是为了自己“一时之富贵”。

接着便就康提出的种族（实为民族，下同）问题，革命与立宪问题，外国干涉问题一一加以批驳。

关于革命与立宪问题，康有为顽固坚持：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

因为中国民智未开，“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具备革命资格。

同时，“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

而且，即或革命成功，也会造成内乱，引起外人干涉。

在康有为看来，革命是洪水猛兽，可怕可骇。

至于立宪，则可以避免流血，致国家于富强，“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

”因为“皇上圣明”，且“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所以，只等那拉氏一死，光绪复辟，一切都可解决。

针对康有为“皇上圣明”的谬论，章太炎厉声呵斥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仇”。

试问，如果光绪真的“圣仁英武”，为什么“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办，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历史上真正有才能的皇帝如秦始皇，能取太后、嫪毐、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湉何以不能也？”章太炎指出，现在皇帝已是虚名，连自身都难保，康氏还谈什么立宪。

至于所谓“天命”，那就更象西汉末年王莽渐台被围还在那里胡诌什么“天生德子予，汉兵其如予何”一样，无非是自己欺骗自己。

从批判康有为的天命论出发，章太炎还正确地指出：“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并且进而论证了革命与立宪的难易问题，认为，二者相校，“革命犹易，立宪批准”。

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上要有有才能的君主，下要有人民的拥护。

现在人民普遍痛恨清政府，而光绪又是一个窝囊废，“天下信其最绌矣”。

所以两个条件均不具备。

至于革命，人民是“合意”的，有才能的革命领袖是从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当华盛顿、拿破仑没没无闻的时候，天下有谁知道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呢？所以，两者比较，还是革命比立宪容易。

章太炎又指出：所谓立宪政治的上、下议院之设立，根本不能解决人民的无权问题。

因为在清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下议院的决议，上议院可以否决，而“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

”而广大人民都是无份的，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议权”呢？
难道中国真的是“民智未开”，不可革命，只可立宪吗？章太炎回答道：否。

“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他举例说，明末李自成起义，开始只是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并没有明确的革命观念。

但随着斗争的发展，“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从义和团到景廷宾起义也是这样，先是“扶清灭洋”，后来才提出“扫清灭洋”，也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自立军起事，“深信英人，密约漏情，乃卒为其所卖”。

现在广西的会党，接受前人的教训，“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

”这就说明，经过一次“竞争”，后者必胜过前者。

可以肯定，将来必然还有超过广西会党的人民斗争。

所以，他充满信心地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惧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

“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

”
对于革命要流血的问题，章太炎认为：为革命流血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在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

既然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旝变也。

”这就是必要的“流血”。

近观日本立宪之始，也还是经过了这种“血战”的。

既然立宪都是“流血成河，死人如麻”，那么，革命流血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至于革命会遭到外国干涉的问题，章太炎理直气壮地回答：“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

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

”问题是革命者敢于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在“献血举义”之时决不能因此而“少沮”。

正当“新学发见”、“人心奋厉”、革命刚刚“萌芽”之际，康有为就急急忙忙跳出来，“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这不是别有用心吗？同时，章太炎认为，与外国打交道，“运帧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特别要注意“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

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对于反清与反帝的关系问题，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不打倒清朝反动统治，而想要中国“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

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

”因为，在他看来，“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

如果不用“大彗”扫除了“故家污俗”，是不可能求得祖国的独立和自存的。

就是这样，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深重压迫下，挺身而出，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挑战，直斥皇帝为小丑，公开倡言反清革命，这自然要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并且使统治者感到极大的震恐。

反动官员们一则说：“章炳麟等大逆不道，世所不容”。

再则说：“至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

……查律载：不利于国，谋危社稷，为反；不利于君，谋危宗庙，为大逆。

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充分表明了反动统治者愤恨而又惶惶不安的窘困情态，而且也反映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及其序文等作品在政治上的威力。

……从1901年到1906年，这是章太炎一生中积极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时期，他以纸笔为武器，与专制帝王、传统思想进行了勇猛的斗争，留下了“所向披靡，令人神往”的篇章，因而在国内外知识界赢得了广泛的推重和声誉。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勤奋的文字宣传工作，已经初步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扩大了革命舆论阵地，传播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各地革命小团体以至同盟会的先后成立，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选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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