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

摘要：人类同所有动物一样，都面临着适应自然环境的问题，这个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金沙江河谷傣族在长期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找、选择最佳生存环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长机制。这种文化生长机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金沙江河谷；傣族；稻渔文化；自然环境；互动与适应

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中资历最浅的生物，其生存仍受生态系统的制约。人类既然是大自然之子，也就永远割不断与自然界的联系，更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为了能够生存，人类首先要不断地适应自然。其次，要按照既定的目的改造自然，使自然适应人类的需要。因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同时，作为客体的自然也不断地反作用于人类，于是形成人类与自然协调统一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互动与适应。

斯图尔德在考察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后，提出文化——生态适应的理论，他说：“文化变迁可归纳为适应环境。这个适应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1〕人类的适应包括生物性适应和文化适应。人的生物性适应主要指人体与周围环境的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协调。法国著名生物学家让·沙林曾作过深刻的阐述：“每一身体或生理特征，或者由于隔绝、或者由于气温、或者由于潮湿，或者由于干旱，而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逐渐发生了变异，这样的变异并非人类所独有，其他动物也是这样。极地动物通常是白色的，例如白熊、雪袅、旅鼠；但赤道地区，在阴暗的森林里，主要是黑色或深色。这就是适应环境，使自己比较能与四周浑为一体——就是环境进行色素筛选的结果。人类的种种特征亦复如此。”〔2〕(P8 1～82)人的文化适应则是改变生活方式达成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和谐。

金沙江河谷傣族是一个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他们世世代代沿江倚山而居，长期与自然环境互动适应，创造了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稻渔文化，这是在强大的环境压力下其传统文化同自然环境互动与适应的产物。

一、历史迁徙、分布与自然环境

的互动与适应

傣族渊源于古百越，主要生活在东南沿海及两广地区。《汉书·地理志》云：“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曰南，皆粤分也。”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古代越人都居住在海拔较低的湿热地区，一般是滨河而居。《淮南子·原道训》：“（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汉书·严助传》淮南王刘安奏书有云：“越非有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地深昧而多水险。”即使是分布在云贵高原的越人，他们仍遵循古老的习惯，选择湿热的河谷或平坝地区而居。《水经注》卷36《若

水》：“永昌郡有澜沧水……澜沧水出金沙，越人收以为黄金。” 可见，永昌郡越人居住在澜沧江边。直至后世，凡是百越系统的民族（如百夷）的居住习惯仍是如此，如元李京《云南志略》卷：“金齿百夷……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

金沙江河谷的傣族有部分是古代越郡内越人的后裔，元明清时期又有部分

傣族从景东等地迁入金沙江河谷，与原来的土著融合，繁衍成为今天金沙江沿岸的傣族。〔3〕永仁县永兴乡傣族老人认为“起祖景东”，由于战乱迁入金沙江河谷，迁徙的路线大致是景东——华坪——大姚——永仁——元谋、武定。〔4〕四川攀枝花市的傣族是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征讨月鲁帖木儿之乱，从云南景东暗瓦迁移的。〔5〕(P87)四川会理新安等地的傣族传说，他们是近两三百年间从云南景东等地逃荒来的。〔6〕此外，从南诏时期，就有傣族不断迁入

金沙江河谷。如唐至德元年（756年），南诏与吐蕃攻州，刀哀先辈随征，留

华竹（今元谋）地，建华竹部，为部落酋长，其子孙世袭官位至明代吾必奎时。〔7〕《明末滇南记略》“必奎作叛”条云：“乃调……景东土司刀勋等，各带健兵于楚雄会师扑剿。”〔8 〕(P696)亦有傣族流散于楚雄金沙江一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段氏（大理）时，海东地广人稀，又炎热生瘴疠，乃于景东府移此白夷以实之。”即使到达金沙江河谷后，也在其境内不断往返迁徙。如武定县东坡、田心的部分傣族，约明万历年间从四川米易迁入；东坡乡东甸、白马口的傣族清初自元谋迁入。〔9〕(P135)

傣族起源于低海拔的湿热的江河湖滨，属于典型的江河文化，从而形成了适应于低热环境的生活习惯，以致后来因各种原因迁徙，都要向南而不是向北迁徙，寻找与祖先居住类似的地理环境，以适应其生存。离开了湿热的地理环境，傣族要么消亡，要么只能融入其他民族之中。金沙江河谷地带正是适宜于傣族生存，因而历史上傣族在此往返迁徙、繁衍、发展，并确立了一个人与自然的空间秩序，以满足生存的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金沙江河谷傣族的居住地不仅是低湿热之地，而且多为临河台地及山谷平缓地，距江河两三百米。这里位于北纬25°附近，海拔约1100米，气候炎热，年平均气温为21℃左右，年降水量约1200～1900毫米，干湿季分明，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宜于水稻种植，这也使得傣族古老的稻作技术得以延续传承。因此，金沙江河谷傣族作为古老的稻渔民族，选择适宜本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是第一位的，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在任何情况下，傣族只会选择湿热的地理环境，这是人种对地理环境的选择与适应。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才能谈及民族的繁衍生存及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衣食住行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与适应

金沙江河谷傣族因住地燥热，又多近河流，男女老幼均爱下河洗澡，衣着也比较清洁。道光《大姚县志》卷七“种人”云：“摆衣，性驯而怯，衣服与汉人相似，以箨为尖顶帽，耕作贸易与汉族同，惟衣尚白，妇人下衣尚红。”记载透露

两点信息：一是傣族服饰受汉文化影响较早，大姚巴拉等地傣族男子身上穿白褂，外套一件长大衫，大衫多有花纹，头上包一黑布套头，过去还有留长辫的，很像清末汉人的打扮；二是与炎热的自然环境相联系，傣族服饰比较清雅，既“白”又“红”，特别是男子服饰比较宽大、休闲。过去，一般青壮年男子上身着紧身对襟短衫，下着大裤管裤子。年轻女子穿右开襟衣紧袖短衫，下着筒裙，胸束小围腰。中年妇女则发束于顶，用青布或蓝布缠头。近50年来，傣族服饰与当地彝汉两族无异，唯妇女上衣为窄袖，但偏爱白色未变。

20世纪50年代前，金沙江河谷傣族男女均穿自种自纺的麻布，用自种的蓝靛染色。男子着白麻布对襟长袍，罩黑布马褂；女子上身偏襟中袖短袄，下身无褶筒裙。男女均足登三耳草鞋（人称石蚌鞋）。火草布堪称傣族妇女一绝。火草是一种野生草本植物，生长在高山上，须在秋天之前采拔，才牢实耐用。采回火草后，一种办法是趁鲜绿叶翠时将叶背上的白色纤维一条条撕下晒干；再一种办法是连叶连杆一同晒干后用棒锤打，将打碎的叶末扬去，余下纤维，但后者质地较差，纺线时也费劲。纺织不用纺车，妇女或下地干活的路上，或空闲之时，手都不停地捻线，将一二寸长的火草捻成一团团的线纱。织布用腰机，腰机由几根长约60厘米的木棍、一块扁平的窄木梭板和机架构成。织布时，先把经线两端均匀地固定在两个小木棍上，把经线一端的木棍拴在织布人的腰间，织布人坐在地上，把经线拉平拉紧，用细木棍穿分经线后再引入木板，将木板侧立后提起半数经线，再用一块梭板绕上纬线沿木板穿梭，然后用板拍紧纬线，如此往复交织。织出的布没有花纹图案，但由于是手工捻线较粗，布料厚实，重量也不轻，火草布多用于制作筒裙。由于金沙江河谷不产桑蚕，除麻自种之外主要交换于彝族、傈僳族，火草产生山野，以麻、火草做衣料，这与其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

傣族妇女服饰最有特色的要数大姚巴拉、高坪子一带的“蚂蚱衣。”“蚂蚱衣”多用淡红或淡蓝色布制成，除保留傣族紧身短袖的特色外，袖口处还用各色花布和丝线镶成不同的花纹图案，右开襟无纽扣。“蚂蚱衣”外挂一块绣花的方形布，称之“遮胸布”。由于蚂蚱衣是无纽扣的，胸前就只有靠遮胸布掩盖了。下着火草筒裙，腰系羊毛腰带（或用火草织成），背挂一对“荷包”，下垂3对飘带。这种服饰，既保留了傣族的特色，又将彝族的一些特色融汇其中，端庄大方，典雅秀丽。可见，傣族简洁、宽松、艳丽的服饰衣料、款式及穿戴均反映金沙江河谷的自然特点。

金沙江河谷傣族自古以稻米为主食，肉食以猪肉为主，辅以鸡、羊、鱼等，喜食酸、冷，饭菜制作较周围少数民族精细。一些树叶（如“帕公树”），经过精心调制，是难得的美味；经过几道工序做成干酸菜，是傣族必不可少的佳肴；还喜欢吃土蜂，金沙江支流河中的青苔。每有客至，除有肉食、酸菜和米酒外，常兼做花生凉粉待客。傣族无精种菜蔬的传统。直到50多年前，房产屋后虽有小块菜地，但忌用人粪尿，仅施用羊粪，到市场也不向汉族买菜（认为不卫生），仅用大米、红糖等与高山的彝、傈僳换取青菜、干萝卜丝等。一方面，这种饮食习惯同傣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稻米是傣族传统食物，特别是糯米每家都栽种，节日饮食或祭祀，均用糯米。亦常将糯料舂成糍粑，或酿成水酒，除自己食用外，亦是送礼或待客的佳品。傣族男子喜爱狩猎，狩到的猎物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