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宁波小港李氏的变迁

略论宁波小港李氏的变迁
唐燮军;佟少卿
【摘要】传贤不传子、分家不分产、重视教育,既是小港李氏在其成长为工商世家的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三大传统,又进一步促成了该家族向科技文化世家的成功转型,从而为当代家族企业的持续良性运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期刊名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卷),期】2018(031)003
【总页数】5页(P16-20)
【关键词】小港李氏;传贤不传子;分家不分产;重视教育
【作者】唐燮军;佟少卿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
享有“近代中国实业缩影”之美誉的小港李氏，无疑是宁波商业世家当仁不让的卓越代表。

本文不揣谫陋，拟在追寻小港李氏百年辉煌之迹的基础上，勉力剖析该家族成功转型为科技文化世家的内在机制。

嘉兴人沈曾植（1850-1922）在所撰《皇清诰授荣禄大夫李君（梅塘）墓志铭》中，称小港李氏是一个有着近800年悠久历史且文武兼备的名门望族，[1]251 而重订于1936年的《镇海港口李氏支谱》，既将名不见经传的唐代光州刺史李杞尊
为小港李氏的始祖，又谓该家族乃外来移民户，始则为避朱温篡唐自立之乱而由洛阳迁居福建，尔后在北宋初年又从福建迁到奉化，最终定居于镇海小港的小浃口；李弼安（1795-1871）、李也亭（1808-1868）兄弟俩，就是李氏家族在宁波的
第27代孙。

不过，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不足为据，因为订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傍山带江楼乾坤房分书》，就曾明言“吾先世来自奉化，历元明以
逮国朝，累叶隐德弗耀”。

[2]297
小港李氏有迹可寻的信史，始自清嘉道之际。

彼时，本就贫寒的李氏，由于户主李锡勋的早卒，其处境更为艰难。

也正因为迫于生计，年方15的李也亭，毅然只身入沪，踏上了艰辛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创业之路。

道光初年的上海，虽然尚未成长为远东第一都市，却也已然取代宁波，成为国内南北货物中转的枢纽港。

初来乍到的李也亭，如同他的众多宁波老乡，挣扎于社会底层，在黄浦江边的“曹德大糟坊”充当学徒，其工作主要是向停泊在油码头的沙船水手售卖热酒。

头脑活络的他，在耳濡目染间，逐渐了解到沙船贸易的内情，最终在他19岁那年，经不住某位船老大的多次鼓动而辞职、跳槽。

[3]
就在李也亭转行的那一年（道光六年/1826），清廷鉴于运河淤塞、漕粮受阻，决定试办海运漕粮，因此规定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各地的粮船均需到上海交兑，然后再通过沙船由海路运抵天津、直沽；而为吸引船主承办漕运，清廷还出台了非常优惠的政策：一是承运漕粮的沙船，每运1石，官府贴水脚银4钱，另
补8升“耗米”；二是承运漕粮的沙船无需满载，特余二成舱位交由船商装载私货，并予以免税；三是沙船将漕粮运抵天津后，可北至奉天贩运豆麦。

与此相应的是，船主为刺激水手的工作热情，又将从官府获得的二成舱位中的部分空间无偿让渡给水手，允许后者附带货物并支配其贩卖收入。

[2]2 也惟其如此，李也亭在转
行后不久，就从中淘到了第一桶金，进而在老乡赵立诚的帮助下，购置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沙船，从而完成了其人生道路上最为关键的一次角色转换。

因为出身贫寒的关系，李也亭格外珍惜得之不易的财富，因而并未像大多数船主那样做甩手掌柜，而是依旧不知疲倦地将南方的木料、药材、粮食、糖棉、杂货贩运至北方，又将北国的大豆、豆油、豆饼、花生转卖于南方，其利润也因为他凡事皆亲力亲为而分外可观，其名下沙船数量也渐次增加到十余艘，成立了他的船运公司“久大沙船号”。

与此同时，随着货运业务的急剧壮大，李也亭又通过融资，购买了位于十六铺上游的一块滩地，将之辟为“久大码头”，由此形成了一条龙的航运体系。

咸丰三年（1853），清军和太平军战事频仍之秋，李也亭受命经办苏、松、常粮
道与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

面对这一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李也亭不但亲自随船押运，而且与慈城人费纶志、盛植琯集资白银七万两，从英国商人那里购买了一艘配有枪炮的“宝顺号”轮船加以护航，[4] 最终做成了这笔高风险却又高回报的买卖。

这使得他跻身于上海沙船业巨擘的行列，从此摆脱了周转资金短缺的长期困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也亭一方面开始涉足金融业，与时任上海南北钱业会馆总董的赵立诚合伙，投资开设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另一方面又着力推进产业经营的多元化，始则购入与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竹巷两码头及周边的地皮，继而开办慎记北号、万源糟坊、永大蛋作，甚至在宁波创办甬泰北号、同元当铺和元泰当铺。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拼搏和苦心经营，一个以沙船转运贸易为主业，兼营仓储、钱庄、百货零售的实业王国，至此悄然成型。

[5]
但对小港李氏来说，由李也亭发家致富而来的，并不仅仅是居住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家族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当同治七年（1868）李也亭病
逝时，他留给小港李氏最可宝贵的遗产，也并非规模庞大的产业，而是打破常规，为家族企业的未来发展确立了“传能不传长”的接班人制度。

在小港李氏的第二代传人中，李濂水（1842-1912）热衷于科举功名，而李雨田（1848-1912）迹近于纨绔子弟；李梅塘（1841-1900），身为李也亭独子，原
本最有可能继承他父亲的衣钵，却体格孱弱，而且性格冲动，显然不宜经商；相比较而言，李听涛（1834-1909）混迹商场多年，办事稳重，备受李也亭的器重，
被委以执掌“久大”企业的重任。

李听涛接手“久大”之时，正是西方列强加大经济侵略之秋；在旗昌轮船公司（美商）、太古轮船公司（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英商）、东方轮船公司（法商）以机器为动力的洋轮的强力冲击下，上海老式的沙船业举步维艰，其沙船数量从鼎盛时期的二三千艘，骤减到不足五百艘。

面对不期而至的空前危机，李听涛勉力应对：一是收缩船队规模，将从中回笼的部分资金用于扩建“久大”码头、发展仓储业，分别修建了“老栈房”和“外栈房”；二是改变战略发展方向，重点投资钱庄业，并为此：调整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的空间分布；聘请钱业才俊郑郎斋、袁联清等人分别担任各庄的经理；正式加入北市钱业会馆，建立汇钱划账制度。

[2]10-11
虽然李听涛在接手“久大”后确曾呕心沥血，却终究因为过于保守，非但未能引领“久大”更上层楼，当他1894年退休时，小港李氏的家族企业除地产外，余皆严重衰落。

[2]280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李听涛缺乏领袖群伦的气魄与能力，小港李
氏家族在李也亭病逝仅仅七年后，就于光绪元年（1875）正月一分为二：“以大
宗为乾房，小宗为坤房，赀产什器，悉析而为二：乾房得其一，源与仲弟濂、季弟禹甸共之；坤房得其一，则从弟一人是承。

”[2]297 自玆以降，乾、坤两房之间
虽然未尝断绝联系，却也从此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其中的乾房，在1894年李听涛退休时，根据“传能不传长”的惯例，选定其侄李咏裳（1871-1954）做接班人。

李咏裳的成长经历与李听涛如出一辙，自从16岁那年开始在“久大沙船号”当学徒，24岁接任“久大”经理，这八年间（1876-1894）几乎啥都干过，他为人处世也同样思虑周密、作风稳健。

但与李
听涛有所不同的是，李咏裳大概因为自幼成长于京城的关系，其眼界要比李听涛开
阔得多，经营理念更远在李听涛之上。

也正得益于李咏裳的运筹帷幄，“乾房”各项产业突飞猛进，并有如下突出表现：一是在1905年“实业救国”热潮兴起之后，李咏裳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拓展钱庄业务，使得小港李氏成为清末执上海滩钱业之牛耳的九大家族之一，进而与时俱进，相继参与创办了正华商业银行、恒利银行、中华劝工银行这三家现代金融机构；二是将小港李氏赖以发迹的“久大沙船号”，重新注册登记为“新记营运股份有限公司”，推行新式的股份制管理模式，此举不但使得其家族企业焕然一新，而且开启了小港李氏从传统商户向近代资本家转变的进程；三是进军房地产业，先后成立“天丰”“地丰”“元丰”“黄丰”4家地产公司，并为此在上海租界修建了国人第一条马路。

此外，李咏裳还创办了上海华商电气公司、大达轮埠公司等企业。

[2]26-31然而，尽管“乾房”在李咏裳的领导
下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较诸同期李云书（1867-1935）掌管下的“坤房”的进步，仍有不小的差距。

李云书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截然不同于乃父李梅塘，转而近似于李咏裳。

他16岁到上海当学徒，也是从基层做起。

不过，比李咏裳年长4岁的他，不仅社交能力更强、知名度更高，且已然褪尽旧式商人的色彩。

这位享誉上海滩的“投资大王”，万事皆敢为人先，既广泛投资于轮船、铁路、银行、保险、丝织等当时最时髦的行业，也曾投资开垦辽西大凌河牧场的万余亩荒地，甚至跑到位于黑龙江畔的呼玛地区，创办大型机械化农场。

投资呼玛的失败，虽大伤元气，却也无损于他作为开发北大荒之先驱的这一历史地位。

在积极创建实业之余，李云书曾挟其雄厚财力和个人影响，大力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

譬如革命军光复上海所需的经费，就部分得自他的筹募；时当江浙联军攻打南京，他又亲任兵站总监，殚精竭虑地为前线供给军需。

[2]41-49
李云书对于“坤房”的兴盛，固然居功至伟，但“坤房”的兴盛，却终非他一人之功。

像李薇庄（1873-1913）、李徵五（1875-1933）等人，或在前清衙门和民
国政府历任显职，或因投身革命浪潮而享誉海内，[6] 他们虽对增丰家产无甚助益，但对扩大家族声望、抬升李氏政治地位，却贡献良多。

除此而外，也理当充分肯定联姻富商宦族（例如李徵五之妻乃前清武英殿大学士王文韶之女）对“坤房”日趋兴盛的积极意义。

正是这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坤房”的兴盛。

“富不过三代”既是经验之谈，更是前车之鉴。

千百年来，诸多有识之士为破除这一“魔咒”而煞费苦心地探求破解之道，重教兴学也由此被认为是有效对策。

假如回溯小港李氏的变迁，似乎不难发现：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其实早已内化为该家族的传统；因为早在李氏发迹之初，留在小港操持家务的李弼安，就已聘请县里有名的塾师，为他的子侄听涛、濂水、雨田、梅塘开蒙授课。

但与众不同的是，小港李氏的教育宗旨，在相当长时期内主要不是“学而优则仕”，“职业教育”才是其终极关怀。

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李氏族人，从小耳濡目染的是船号、钱庄等实业的工作流程、组织制度和管理经验。

当然，小港李氏并未固守“职业教育”这一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转而与时俱进地敦促子弟更新知识结构，甚至鼓励他们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管理理念。

在教育观念的这一转变过程中，李梅塘夫人张氏（1843-1918）无疑
发挥了至为关键的重要作用，有王国维《题镇海李太夫人八徽图》为据：“麻姑向东海，手种万树桑。

冠带遍一郡，童童浃浦旁。

”[2]188 也正是在她的鼓动和支
持下，在坤房第四代总计45人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多达29人，其中20人更是
曾经出洋留学的“海归”。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乾房总计25位“祖字辈”中，不但受过高等教育者寥寥无几，而且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也仅李祖椿一人而已。

[7]160-161
单就个体而言，学历低当然并不意味着能力差，譬如李祖华、李祖恒、李祖泰兄弟，这三位民族资本主义龙头企业（大德新机器榨油公司和新华薄荷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与经营者，他们的人生恐怕比大多数人更精彩，但从总体的发展状况来看，
乾房第四代就明显不如文化程度较高的坤房“祖字辈”，具体表现：一是部分坤房“祖字辈”譬如李祖恩，当他学成归国之时，正值留学生“行情看涨”之秋，遂因缘际会、步入仕途，始则荣任前清邮传部主事，尔后又顺势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历任库藏司司长、币制局参事、印刷局局长、特别关税会议参议等要职，从而成为清末民初中国财政界声名显赫的“小财神”；[1]74 二是部分坤房第四代成员以高学历为凭藉，进入到金融、保险这些当时比较吃香的行业，并涌现出诸如中国农民银行东北九省总经理李祖聃、美商OCCIDENTAL人寿保险公司中国总代理李祖法之类的行业翘楚；三是部分在实业界打拼的坤房“海归”，学以致用，打理出诸多颇具影响力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李祖永的上海大业印刷公司、李祖薰的上海天星化工厂、李祖范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李祖贤的六合贸易工程公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就在李氏家族主要因为众多知识型人才的加入而拓展出一片新天地的同时，坤房李薇庄的子女们，却对传统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譬如李祖夔，这位民国时期的首任上海县知事和大众火柴公司的董事长，他对收藏缂丝和田黄印章的兴趣，明显超过对政事、商务的关注。

而其胞妹李秋君，更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闺秀派”画家的典型代表和第一位荣获国际金奖的女画家，她与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交往，至今仍是广为传诵的艺坛佳话。

李祖夔兄妹对艺术的钟情，这一小港李氏家族前所未有的苗头，竟在不经意间，潜滋暗长为诸多“名字辈”养家糊口乃至安身立命之本，进而扩展为整个小港李氏家族新的增长点。

据统计，“名字辈”多达107位，其中乾房48人，坤房59人。

这一百余人，最早出生于1900年代（坤房的李名昆，1907年生），最晚出生于1970年代（乾房的李军，1970年生），其年龄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前四代。

对于大多数“名字辈”来说，其生存环境与生活处境皆因1949年的政权更迭而前后截然不同，无论是留守大陆抑或身处域外，无一例外地转化成为按劳取酬的工薪阶层。

尽管小港李氏家族及其百年辉煌业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自强不息的家族精神却并未因此而泯灭。

面对庞大家业的荡然无存与生活水平的巨大落差，大多数“名字辈”表现出良好的适应能力，进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拼搏奋斗、开拓创新，1968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核电专家李名立博士，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他自从到纽约爱迪生电力公司核工程处任职后，以其出类拔萃的工作能力被提拔为下属印第安角核电厂的总经理，这也是该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高管。

而在就职总经理期间，他所建议的有关延长燃料棒运转周期的方法，不但得到负责设计的西屋公司专家的认可，更成为美国核能发电的创举，至今仍被国际核电界奉为行业标准。

[2]104-108尤其可贵的是，在“祖字辈”中已见端倪的艺术造诣，到了“名字辈”这一
代更是大放异彩：李名强的钢琴演奏、李名鹰的电视纪录片制作、李爱维的中国画，以及李名觉的舞台设计和李名仪的建筑设计，都达到了各自业内的一流甚至超一流水平。

留存在后人脑海中的对小港李氏家族辉煌历史的记忆，也因为他们的才艺与成就而更趋清晰、丰满。

在宁波近代史上，曾经涌现出诸多或在政坛叱咤风云、或在商界呼风唤雨的豪门大族，但像小港李氏这样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商界领袖、实业巨子、各界精英且历经近200年未衰的工商世家，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至少极为罕见。

小港李氏的经久
不衰，既表明家族企业的长久传承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传说，也至少可为当代家族企业的持续良性运转提供三条弥足珍贵的成功经验。

其一，便是在选择接班人时，坚持“传贤不传子”的原则。

“传子不传贤”作为家族企业的通病，往往容易滋生出一系列问题，并突出地表现在：为争权夺利，经常发生父子反目、兄弟阋墙之事，进而导致家族企业难以正常运转；由于企业决策者都是家族成员，其成长经历、工作经验乃至发展思路往往雷同，这就使得家族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很难再有质的飞跃。

小港李氏之所以不曾遭遇此类弊病，其因就在于奠定家业基础的“发财太公”李也亭，敢于打破子承父业的常规，指定能
力更强的侄子李听涛为衣钵传人，这就使得“传贤不传子”成为小港李氏不成文的约定，从而有助于家族产业的有序、良性发展。

其二，明确产权归属，分家却不分产。

附录于《宁波小港李氏家族》的《傍山带江楼合同议据》云：
立合同议据者，其乾坤两房，自光绪元年分产各度，于今二十有八年矣。

……群从毕集，重申旧约，凡旧款所书之市舶、房租、号铺、坊肆，壹皆作为合股公产，原存资本，两房各有其半，乾房源与仲季是承；坤房则祐与同义七人共之。

赢则平分利益，亏则均摊赔耗，结款取息，各按定则办事。

用人事，聘经理，益由两房各举总理一人，主持大局要务。

念道之维艰，敦房从之式好，所以传世泽而保先业者，其在所乎！其在所乎！
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性质如何，也不管其成立时间长短，它的正常运转，总是建立在资金流顺畅的基础上。

小港李氏的分家不分产，或许只是基于亲情的考量，却在客观上确保了家族企业流动资金的相对充裕。

其三，重视对族人的教育、培养。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表明，在创业有成后，如何提高自身及后人的文化素养，是确保家族企业能否长久的重要内因。

如前所述，李氏家族不但早在发迹之初，就由留在小港操持家务的李弼安，延聘名师为其子弟开蒙授课，尔后又有李梅塘之妇张氏，基于她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不凡见识，鼓励并支持本门子弟游学海外，《镇海县新志备稿》卷下《列女传》载其事曰：
张氏，鄞人，……氏教其子孙以游学海外。

顾谓兵家、法家言皆不足学，宜学农工商矿理化医诸科，可利国济人。

诸孙秉遗训，多有学成回国者。

[8]939
凡此种种，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小港李氏族人尤其是坤房子弟的文化素养，而且为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众多后备人才，进而为这一百年家族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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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波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 宁波小港李氏家族[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3］徐兵. 家族钱庄的李家往事[J]. 金融博览，2014（7）：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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