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史中,有两个时期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代历史时期。

这两个时期,都恰逢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刻。

社会的剧烈变动,许多全新问题的提出,必然带来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社会思潮的形成和冲突,以致某种社会思潮逐渐取得主导的地位。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受到欧美、日本思想文化的冲击、影响,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产物。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状态,它的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千古未有之奇变”。

这种变化,并非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冲击的后果,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必然。

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复杂而深刻,表现为多层面的运动过程,各种内外、新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又使各个层面的发展不是同一趋势,而是呈现出多层面的立体交错运动的态势。

在这块社会土壤中滋生蔓长起来的社会思潮也就呈现出社会转型期的突出特征。

第一,主题突出,政治性和现实性较强。

就中国近代109年的历史来说,大多数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一是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而实现富国强兵。

这两个问题,从它的提出到人们设计种种不同的方案(当然也有反对的方案),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争论,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是个完整的过程。

要解决前一个问题,就必须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要实现后一个目标,则需要以民主、科学为思想武器,进行一系列近代改革与革命。

因此,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便是贯穿近代各个时期各种进步思潮的两大主题。

无论是革新与守旧的交锋,还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冲突,都与这两大主题息息相关。

由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涌现的社会思潮大都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倡“经世致用”,“以经术为治术”,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兴利去弊,强国御侮。

他们的主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向西方学习的方向。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思潮,将魏源的“师夷”主张付诸实践,“借法以自强”、“船炮工商”、“制械练兵”以求富,使中国向近代化发展。

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出现转折,早期维新派兴起,其标志是洪仁的《资政新篇》与冯桂芬的《校?庐抗议》,皆要求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诸方面,实行全面的变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疾呼救亡图存,保种保国;严复“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他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需要。

甲午战后,进化论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成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认为,要救国只有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带有超越现实的主观幻想,但从其整个活动看,却充满了求实精神。

面对现实、改造中国,始终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

民族的长期屈辱使中国人不得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为最高目的。

这一目的本身自然是高贵的,然而仅以富强为目的却使中国人走上了急功近利和专重物质成就的道路。

最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一段有名的话: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国故,毫不嫌迟。

从机关枪的意识出发,最多只能吸收西方的科技,而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和理念。

由于强调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家宣传民主民权也主要是从救亡图存出发的。

因而他们肯定民主价值的标尺不是人权,而是用来作为救国手段和治国方策。

他们的宣传不是强调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人性解放,而是强调国家独立解放和富强。

近代中国人对科学的追求也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有真正的兴趣,更没有注意到科学背后的文化凭藉。

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和为变革这个社会现实所需要的。

第二,名目繁杂,丰富性与激变性并存。

社会思潮是一种动态的意识现象,具有“浪潮”的特征。

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潮涌,沿地表峰谷奔泻一样,作为一种意识潮流,自然也会有起有伏。

在已有的中国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研究倾向,即重视知识精英思想,忽视下层民众思想;重视“先进”思想,忽视“落后”思想;重视进步思潮,忽视中间思潮和反动思潮;重视考察思想或思潮本身的演变,忽视对思想或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的深层剖析。

于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或思潮史大多成为精英人物的先进思想史,这就难以反映近代社会思潮的丰富内涵和真实面貌。

从社会与思潮的互动关系,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上层人物的相互影响,进步思潮与带有“中间”色彩的思潮、反动思潮之间的比较、竞争等层面来看,由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中国社会变化得非常迅疾,迫使中国社会在短短的百余年间就匆匆向前迈过西方社会几百年内所经历的历史途程,因而,时代催促志士仁人尽早地登上历史舞台,急切地
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尽快地呈现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百余年间,各种社会思潮纷呈泉涌,目不暇接,形成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奇观。

改良主义、立宪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名目繁多,匆促上阵;曾几何时,又仓皇退潮。

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纷至沓来,诸如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平民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等。

在同时并存和前后相继的各种思潮间,存在着激烈的交锋和斗争,如革命和立宪之争、共和与复辟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问题和主义之争、科学和玄学之争、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争等等。

在各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和长期斗争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教育、实业、科技)救国思潮、民主革命思潮和新文化思潮等,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而热烈的认同,成为历史的主流、时代的强音。

社会思潮在酝酿形成和涌动过程中,感性意识要素居主要地位。

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有逆流,有先进、有落后,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丰富、多姿多彩的历史图画,带有非常明显的紧迫性和超前性、过渡性和多变性特征。

比如,辛亥革命时期,曾同时出现超越和复古两种不同的思潮,而刘师培、何震等人却把超越和倒退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逐渐走上复古倒退的老路。

此后,既有新文化运动思潮,又有国粹思潮;既有联省自治思潮,又有国家主义思潮。

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思潮,作为辛亥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想逆流的对立物,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专制与迷信,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但是,与这种基本倾向相伴随的却有无政府主义主张、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式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偏颇。

且两者以极端的形式具有内在联系。

其实,这也是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规律之一。

因为在历史上,一种社会思潮的流行,由于它在一段时间内涌动迅猛,“包打天下”,因而与之相对立的思想情绪、心理倾向等,便被暂时地压抑和掩盖下来;当着这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放弃时,借助思维惯性的作用,人们往往易于走向其反面,因而与之相对立的理论、思想、心理等便像顿开闸门般地涌流出来。

于是便有新的社会思潮发生,并把其与旧思潮对立的一些因素推向某种极端。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发展只能在两极对立中运动。

因为某种社会思潮消退之后,人们的认识并不总是表现为另一种社会思潮的形式。

其中,较为正确深刻全面的认识,则一般以一定科学理论学说体系的创立为其结晶。

历史表明,同思想运动相比,社会思潮就其整体而言,缺乏统一明确的思想指导原则和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及目标的自觉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它的思想内容包含较多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极端性。

第三,文化转型,传承性与融合性交替。

一般来说,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有三个机制:一是文化的纵向传递,即文化传统的承继性;二是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三是文化的主体创造即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再创造。

文化的横向传播即文化交流与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关系极大。

任何一种文化没有它种文化的冲击、碰撞、交汇和伴随而来的平等融合、交媾和再生,都不可能实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具有明显的屈辱、被动和非自觉性,正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西方文化的楔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

这就使中国文化步入近代时,蒙上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和正义理性的道德因素,同走向世界、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性。

如何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长期思考和争论的问题。

其间经历了非常曲折的道路,有着许多痛苦的经验,曾形成东西两种文化派别:一种是西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带有崇洋色彩;另一种是东方文化派,哲学思想上受了尼采唯意志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又倾向于封建复古。

至今,“崇洋”与“复古”仍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尚未根本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文化继承既具有客观性品格,又赋有主体自觉的特征。

中国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复杂的统一体,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传统的文化。

每个时期、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精彩的独立贡献,不能把某一时期或某一种思潮视为整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

通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文化。

它既有优秀的一面,又有落后陈腐的一面。

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前一个时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继承、吸收和创新。

传统和现代不是水火不容、绝对对立的。

黑格尔说得好:“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象,而是生命洋溢的。

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8页)以章太炎、刘思培为代表的国粹派,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基础,从民族、历史、地
域的有机联系形成文化传统观念,力图将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与破坏现存秩序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

他们通过清理传统文化固有的糟粕,拨除封建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歪曲,以恢复和维护传统文化的价值。

以梁漱溟、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怀着强烈而悲苦的民族危机意识和使命感,致力于传统文化之精神价值的弘扬、发掘和民族自我的重建。

钱穆先生最具中国情怀,他从史学的观点出发,并不把中国文化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相反地,中国文化是在长期历史中不断演进和发展而形成的。

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化理想的保存与实现,从文化传统中发掘出现代有关联的成份,作为发展科学与民主的基础。

孙中山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接受过来,发挥为民权思想,他肯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但对之加以改造,将“修身”的解释提到抛弃陋劣习气、进于文明生活、培养文化素质的高度;他称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传统道德规范,但在其中注入了许多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

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传教士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

汤因比曾云:“在西方文明的排山倒海的冲击之前,中国原是一个和谐而宁谧的人文世界,有高明的人生乐趣,有深刻的生命情操,也有弥漫的尘世乐趣。

虽也有一治一乱的循环,与反复扰襄的战争,然而却摇撼不了中国人文世界内在的积极性。

可是西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却在痛苦中趋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此挑战下,尚未表现出强有力的创造性回应。

”(《历史研究》,陈晓林译,台湾桂冠图片公司出版,图78说明文字)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因伴随侵略所带来的反感,又有以怀着对固有的信念和感情的抵拒,更也不能不睁开眼睛正视现实。

西方文化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所比较而逐渐反省、认识。

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比较,究其得失,寻其长短。

正是从比较中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改变现状,就必须学习西方,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加以吸收,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引进器物科技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以及批判封建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

一百多年间的历程,都没有离开中国的传统,是在不断会通融合中外文化的过程中来创建中国的新文化。

由于欧洲与中国间社会发展程序的拉大,文化交流也因之打破了平等均衡、长短互补的格局,而变成了倾斜的、中国单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由于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反侵略这种尖锐的政治背景,这时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向先进学习,而是为着寻求解决中国的政治危机,具有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政治性质。

但由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化,经济发展的很不平衡,以及文化本身杂糅着中西文化陈腐的东西,新文化的建设很不完善、很不成熟。

例如对文化的急功近利,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不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等,都影响了近代文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集中在: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同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冲突,纲常名教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

冲突的性质决不是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突,而是古老的东方与近代崛起的西方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全面的冲突。

中西文化的冲突必然导致融合与会通。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会通的最低层次,尽管本体不变,只是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技,要以中学包容西学,但它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甲午战争后,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趋势更为明显,要融中西文化成一国之学,这正如梁启超后来回顾的,欲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

从洪秀全、洪仁、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人的个人情况看,也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出中西文化融合的趋势。

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变化和发展(既有衰落消亡的一面,又有改造新兴的一面)、走向世界、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但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

文化体现了人类掌握自己,人类同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程度。

人类理性的高度决定着政治变革的成败和归宿。

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革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应当从文化和文化哲学中寻找。

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义哲学,本身就带有一种惰性力量,不是“力今以胜古”,往往是“好古而忽今”,所以,只重继承而轻创新,只重视外来文化的模仿和吸取,而忽视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变革和更新。

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的认识都失之偏颇,“保守派指责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而激进派则怨恨传统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其结果都是庸人自扰。

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化的合理因子,如能及时地善加诱发,未始不能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主张毁弃传统,这更是浅薄的。

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新文化建设才会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