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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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的分析作者:***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4期
摘要: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与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网络社会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采用SPSS 23.0对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进行筛选与分析,得出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受教育程度、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与邻居熟悉程度以及年龄是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因素的结论。
关键词:老年人;互联网;Logistic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4-0049-05
一、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以互联网为核心和载体的新媒体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中国也迈入了以信息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经济时代。
2017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7.7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了7.53亿。
2019年6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8.5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了8.47亿。
虽然年轻网民的比例仍然占据网民的主导地位,但老年网民的比例呈现上升趋
势,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据统计,2010年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占总体老年人的5.1%,2018年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占总体老年人的比例上升到16.97%。
由此可見,网络社会中容纳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数据显示,老年人最常使用互联网看影视剧、看新闻、聊天。
互联网开拓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模式,推动老年人的生活娱乐方式向多元化发展,可以说互联网极大的影响并改变着老年人的生活方式。
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了解这些因素有利于将更多的老年人容纳进互联网,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二、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与发展,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老年群体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并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相应研究。
众多学者认为互联网对老年人有着积极作用。
Shapira等人设计了有关互联网使用的实验,将使用网络浏览网页、收发邮件等的实验组老年人与仅参与缝纫、绘画等典型老年人活动的对照组老年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能够使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感降低,并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1]。
学者Meischke发现,如果老年人能够利用网络了解与健康相关的知识,这对他们健康水平的提升十分显著[2]。
我国学者谢祥龙发现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预测其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水平。
由此可见,老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可以从中获益。
研究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因素,引导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不无价值[3]。
对于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因素,已有学者做过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
张硕与陈功基于对北京朝阳区的调查发现,通常视力较好、年龄较低、教育水平较高并且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使用新媒体最积极[4]。
郭晓芳认为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人愿意学习互联网这样的新鲜事物以减少与年轻人之间的知识鸿沟、摆脱媒介歧视。
家庭与社会方面的支持也是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因素[5]。
刘炜认为如果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能够得到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例如老年人的亲戚朋友营造了一个大家都在使用网络的氛围或者存在对老年人群进行辅导的机构,那么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社会化网络服务[6]。
而王秀红等人则认为老年人的主观学习意向决定着中老年人是否会使用互联网,并且与其子女是否会教授老年人教授并无太大关系。
但是在家庭的支持特征中,老年人学习使用互联网受到子女的帮助与鼓励的正向积极作用,子女的关爱会提升父母的优越感和幸福感,推动老年人接对新事物的接受。
而不接触互联网的老年人会因为消极的心理状态与身体健康的下降而更不愿意学习互联网的相关知识[7]。
皋琴等人认为,目前市面上多数互联网的电子设备都是以年轻人的需求为主而设计的,没有考虑老年群体的特殊性,忽略了老年人对于接收网络信息的需求。
因为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的听觉、视觉、运动神经能力和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均有所下降,这些都会影响老年人对于电子设备的接受[8]。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赋值
1.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连续性、综合性的学术调查项目,我国于2003年便开始进行这一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5年的调查以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新疆、西藏、海口和港澳台地区除外)为调查对象,包括478个村、居委会,以多阶段分层抽样为调查方法,并回收有效问卷10968份。
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以60周岁的年龄起点为标准,即凡是年满60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属于老年人。
因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老年群体,故本文将CGSS2015的数据进行筛选,只留下老年人的信息,同时,在整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根据CGSS2015中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分别筛选出以下几类变量: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身心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主观幸福感),社会交往情况(社交/串门的频繁程度、与邻居的熟悉程度),文化娱乐情况(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
2.变量赋值
(二)数据分析
1.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因素的单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在对CGSS2015的数据进行分析、筛选后,采用SPSS 23.0统计软件分别对12个自变量进行单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给定显著水平0.05。
分析结果为:性别(P=0)、年龄(P=0)、受教育程度(P=0)、身体健康状况(P=0)、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P=0)、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P=0)、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P=0)、社交的频繁程度(P=0.852)、主观幸福感(P=0.137)、家庭经济水平(P=0)、婚姻状况(P=0)、与邻居熟悉程度
(P=0)。
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婚姻状况、与邻居熟悉程度可能是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因素。
但是考虑到自变量仍然比较多,10个因素之间又有存在线性关系的可能,因此接下来先10个因素进兴共线性诊断再进行多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2.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1)共线性检验
表2即为对10个显著因素进行的共线性诊断结果。
共线性情况由容差与膨胀因子判断,若容差
(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详见表3。
根据表3中的Sig可以看出,影响陪读家长就业情况的显著因素有8个: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婚姻状况、与邻居熟悉程度。
进一步由SPSS 23.0得到8个变量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等如表4所示。
因此,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为
通过表4中的B和Exp(B)可以看出:年龄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年龄低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年龄高的0.528倍;受教育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受教育程度低的1.389倍;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受教育程度低的1.151倍;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低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高的0.843倍;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低的1.307倍;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低的1.674倍;婚姻状况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婚姻状况差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婚姻状况好的0.92倍;与邻居熟悉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与邻居熟悉程度低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与邻居熟悉程度高0.744倍;即八者按影响大小排序为: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X7)、受教育程度(X3)、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X6)、身体健康状况(X4)、婚姻状况(X11)、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X5)、与邻居熟悉程度(X12)、年龄(X11)。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考察了老年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特征、身心健康状况特征、文化娱乐特征、社会交往特征并得出了相关影响因素,对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老年群体的人口学特征而言,在老年群体中,年龄越高,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就越低,低龄老人是老年群体中使用互联网的主力军;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而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并不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
第二,就老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收入水平并不会影响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
第三,就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状况而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都会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其
中,身体越健康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大,越容易感到沮丧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小。
第四,就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而言,与邻居越熟悉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低。
第五,就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状况而言,老年人逛街购物、参加文化活动越频繁,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调查数据,故主要分析了老年人个体方面的特征对其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对于家庭因素、外界的社会因素等并未考虑在内,因而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考虑不够全面。
同时,本文仅分析了2015年的数据,因此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年份上的变化并没有从本文中体现出来。
这些问题都是分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关键,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拥有更加全面的数据,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全面深入地分析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以期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从互联网中获益,能够不断进步,更加幸福、充实且方便的生活。
——————————
参考文献:
〔1〕N. Shapira,A. Barak,I. Gal.Promoting older adults’ well-being through Internet training and use[J].Aging & Mental Health,2007,11(5):477-484.
〔2〕Hendrika Meischke,Mickey Eisenberg,Sharon Rowe, Anthony Cagle. Do older adults use the Internet for information on heart attacks?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seniors in King County,Washington[J]. Heart & Lung - The Journal of Acute and Critical Care,2004,34(1).
〔3〕謝祥龙.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特点及其与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4〕张硕,陈功.中国城市老年人新媒体使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3,28(04):64-72.
〔5〕郭晓芳.“银色浪潮”下的网络媒体[J].新闻爱好者,2011,(17):34-35.
〔6〕刘炜.基于扩展TTF和UTAUT模型的老年用户社会化网络服务采纳行为研究[J].软科学,2015,29(03):120-124.
2.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1)共线性检验
表2即为对10个显著因素进行的共线性诊断结果。
共线性情况由容差与膨胀因子判断,若容差
(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详见表3。
根据表3中的Sig可以看出,影响陪读家长就业情况的显著因素有8个: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婚姻状况、与邻居熟悉程度。
进一步由SPSS 23.0得到8个变量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等如表4所示。
因此,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为
通过表4中的B和Exp(B)可以看出:年龄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年龄低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年龄高的0.528倍;受教育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受教育程度低的1.389倍;身体健康状况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受教育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受教育程度低的1.151倍;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低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高的0.843倍;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低的1.307倍;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正相关,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高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低的1.674倍;婚姻状况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婚姻状况差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婚姻状况好的0.92倍;与邻居熟悉程度与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呈负相关,与邻居熟悉程度低对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是与邻居熟悉程度高0.744倍;即八者按影响大小排序为:参加文化活动的频繁程度(X7)、受教育程度(X3)、逛街购物的频繁程度(X6)、身体健康状况(X4)、婚姻状况(X11)、心情沮丧的频繁程度(X5)、与邻居熟悉程度(X12)、年龄(X11)。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考察了老年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特征、身心健康状况特征、文化娱乐特征、社会交往特征并得出了相关影响因素,对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老年群体的人口学特征而言,在老年群体中,年龄越高,使用互联网的概率就越低,低龄老人是老年群体中使用互联网的主力军;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而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并不存在性别上的显著差异。
第二,就老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收入水平并不會影响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
第三,就老年群体身心健康状况而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都会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其
中,身体越健康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大,越容易感到沮丧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小。
第四,就老年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而言,与邻居越熟悉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低。
第五,就老年人的文化娱乐状况而言,老年人逛街购物、参加文化活动越频繁,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调查数据,故主要分析了老年人个体方面的特征对其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对于家庭因素、外界的社会因素等并未考虑在内,因而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考虑不够全面。
同时,本文仅分析了2015年的数据,因此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在年份上的变化并没有从本文中体现出来。
这些问题都是分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关键,期待未来的研究能够拥有更加全面的数据,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全面深入地分析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以期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从互联网中获益,能够不断进步,更加幸福、充实且方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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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N. Shapira,A. Barak,I. Gal.Promoting older adults’ well-being through Internet training and use[J].Aging & Mental Health,2007,11(5):477-484.
〔2〕Hendrika Meischke,Mickey Eisenberg,Sharon Rowe, Anthony Cagle. Do older adults use the Internet for information on heart attacks? Results from a survey of seniors in King County,Washington[J]. Heart & Lung - The Journal of Acute and Critical Care,2004,34(1).
〔3〕谢祥龙.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特点及其与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4〕张硕,陈功.中国城市老年人新媒体使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调查[J].南方人口,2013,28(04):64-72.
〔5〕郭晓芳.“银色浪潮”下的网络媒体[J].新闻爱好者,2011,(17):34-35.
〔6〕刘炜.基于扩展TTF和UTAUT模型的老年用户社会化网络服务采纳行为研究[J].软科学,2015,29(03):1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