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沙关的故事

豆沙关的故事
“豆沙关”这一名称的由来，盐津流传着两种说法。

其一是蜀汉时期，诸葛亮南征途经此地，一个晚上就巧妙破解守关将领出的分捡混杂的豌豆与河沙的难题，故称此关为“豆沙关”以纪念他。

其二是元代的一位守此关的将领窦杓，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此关为“窦杓关”，后谐音为“豆沙关”。

这两种前后时间相差一千多年的说法都被记录在一张纸上，框在高速公路旁一座楼阁里，供人们遥想品鉴。

历史上的豆沙关是怎么样的，谁也说不清楚了。

而浩瀚的史册里，关于它的记载，也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

我们只能摸索着这些文字碎片，沿着一条道路的演变历程，去试探悠远的历史时空中豆沙关的脉动。

先秦：关于杜宇、僰人和李冰的传说
是谁在这里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有一种说法就是魂化杜鹃的古蜀王杜宇带着部族从千顷池（今昭通）迁徙北上入蜀，就是取道盐津，而豆沙关是必经之道。

可以想见的是，那时的盐津古木参天，荒草披靡，古朱提江带着湿重的瘴气穿过峡谷丛林，毒虫猛兽在两岸出没。

一路披荆斩棘，攀藤跃沟，历尽千辛万苦，当杜宇和他的部族过了今天大关的吉利镇，抵达豆沙关，陡然呈现在眼前的，是斧劈刀削般耸入云霄的断崖，滚滚朱提江水拍击着冰冷的崖壁，幽暗黑森的密林中，
野兽的叫声隐隐传来。

先前的一切艰难险阻，瞬间都轻了下来。

退是退不了了，唯有前行。

于是，大自然造化出的千寻断崖上，第一次留下了人类的足迹，每一个脚印，都艰难谨慎，颤颤巍巍。

而关于豆沙关似乎可以确信的历史发轫伊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据有关研究，春秋时期，濮人与楚人失和，在楚国的几番打击挤压下，濮人沿长江而上，直至朱提江（即今天的关河）流域，定居下来，并建立了僰侯国。

此后，濮人便被称为僰人。

今天，豆沙关河对岸的半崖上，还保留着僰人悬棺。

我们难以确证在那段遥远而缓慢的历史中，当春秋战国的群雄正轰轰烈烈地逐鹿中原夺霸争雄的时候，避居于此而等不及世家着半点笔墨的先民们是如何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前行。

直到公元前250年左右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里的沉寂。

据《华阳国志（卷三）》记载：“沫水出蒙山下……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

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

”又说：“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

”可以想见，烈火滚滚、水汽蒸腾中，一条南通滇国的道路在火光水汽中缓缓推进延伸。

豆沙关五尺古道的前身是否与李冰“积薪烧岩”开凿的古僰道同为一道，或者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得而知。

史料中，相比于修建都江堰让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变成富庶无忧的天府之国，不仅解除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后顾之忧，并世世代代荫庇濡养着中华民族，古僰道的凿通就显得渺小了。

而事实上，这条道路的开凿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带
来的现实意义，却贯穿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发展历程。

秦汉：从“略通五尺道”到“浮船牂牁江”
秦一统天下后，秦始皇将目光投向边远的西南这个部落遍地、诸夷并峙的地方。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

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这是“五尺道”第一次见诸史册。

“五尺”是秦国战车车轨之间的宽度。

战车虽然没来，秦王朝还是以“五尺道”的方式在这里烙下朝廷的意志。

常頞是如何“略通”五尺道的？《史记》没有再进一步的描写。

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约三十年前的李冰首开道路相比，有了路基，常頞的“略通”就简单多了，他只是率领士卒在李冰所开道路的基础上，把路拓宽到五尺。

自此，盐津，这个介于宜宾与昭通之间的峡谷地带，开启了其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咽喉巴蜀，锁钥南滇”的历程。

五尺道成为内地入滇的大通道，也成为后来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连接的，不仅仅只是内地到云南乃至到南亚、东南亚的空间上的距离，更是从古至今文化交融传承的时间距离。

想要万岁的秦始皇，在其五十岁的年头上死了；想万世的秦王朝，在其王朝建立十多年后的秦二世任上灭亡了。

在时间面前，人类对不朽的渴望显得那么脆弱。

秦王朝没了，而五尺道还在，秦始皇不会想到，他铺开的路，会成为大汉中兴、延展版图的通道。

清代诗人陈熙晋有一首《之溪棹歌》诗写道：“尤物移人付酒怀，荔枝滩上瘴烟开。

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习部来。

”历史的演绎总避不了一些偶然的机缘巧合，被大汉王朝关闭了数十年的南丝绸之路的大门，竟是因了这种叫做枸酱的植物果实而再次开启。

经“文景之治”，及至汉武，国家“财阜有余，士马强盛”，大汉王朝开疆拓土，北征匈奴、南伐夷越成为重要国政方针。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时为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令的唐蒙将汉朝出师南越的意图告知南越时，受到南越人用蜀地的枸酱款待，因打听枸酱来历而偶然得知自夜郎（今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顺牂牁江而下可绕至南越后方的捷径。

于是，唐蒙上书武帝：“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诚以汉之彊，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

”其时，汉朝刚征服东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同意了唐蒙的主张，并封其为中郎将。

唐蒙率领一千汉军和一万民夫，进入夜郎。

古朱提江畔，第一次驰来中央王朝的浩荡军队。

滚滚马蹄声在峡谷中回荡，如皇帝的一纸诏书，向这块土地宣告着帝王的意志和朝廷的浩浩皇恩。

古老的盐津先民在惶恐不安中走出丛林，随着大汉王朝的军队踏上通向南中的五尺道。

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是夜郎再次归于汉朝版图，置犍为郡。

而五尺道在空间上再一次得到延伸，向南至建宁（今曲靖），直抵牂牁江（今贵州境内）。

道路的延伸，带来的是汉王朝版图的拓展和文明的进一步传播。

在这条官道上，中原文明与西南文明碰撞交融，并不断发展
和丰富，积淀为独特的朱提文明。

隋唐：战争与和平
作为关隘和通道，豆沙关和五尺道军事意义上的重要性是随着王朝版图的拓展不断被凸显出来的。

到了隋唐，豆沙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开始体现出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云南著名文史学者梅绍农先生经豆沙关，写了一首《豆沙关袁滋题名歌》，最后四句说：“豆沙关上云悠悠，题名字字有千秋。

千秋文物应常在，留与祖国护神州。

”诗中说的“千秋文物”，指的就是豆沙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袁滋摩崖石刻”。

石刻内容为：“大唐贞元十年九月廿日，云南宣慰史（第一行）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第二行）、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第三行）、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第四行）蒙异牟寻为南诏。

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第五行）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第六行）马，开路置驿。

故刊石纪之（第七行）。

袁滋题（第八行）。

”这方记录的是大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袁滋一行奉诏册封南诏一事。

而豆沙关、五尺道，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前所未有地凸显出其政治及军事上的战略价值。

据樊绰《云南志》载，隋开皇五年（585年）十月二十五日，朝廷派法曹黄荣带领始州、益州石匠，“凿石开石门道”。

黄荣所开石门道，就是秦开五尺道。

《舆地纪胜》中说“唐蒙所开即唐代之石门古道也”。

《云南志》又说：“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
入地中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

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半壁架空欹危虚险，其安梁石孔，即隋朝所凿也。

”这是对豆沙关的直接描写的最早文字。

隋文帝杨坚派黄荣“凿石开石门道”所为者何，《云南志》中有一句记载说“盖史万岁南征出于此也”。

据史料记载，隋朝初年，南宁州（今云南曲靖）羌族首领爨翫叛服靡常。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二月，隋文帝命史万岁为行军总管，南征爨翫，转战千余里，爨翫被迫请降，归顺朝廷。

隋末唐初，随着洱海地区的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因位于其他五诏之南，故称“南诏”）六个部族的崛起，豆沙关和五尺道的军事功能不断凸显并被逐渐强化。

在大唐王廷的扶持下，蒙舍诏先后征服了其他部族，统一了洱海地区，南诏变得强大起来。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借南诏王阁罗凤携妻拜谒之机，既“私人之妻”，又“多所征求”，还向朝廷“密奏其罪”，逼反阁罗凤。

第二年，战争全面爆发。

在杨国忠的一手操弄下，朝廷先后派遣鲜于仲通、李宓前往征伐，均以惨败告终。

尤其是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七万唐军，直抵南诏首都太和城，全军覆没，李宓身死。

据《新唐书》记载，“乃遣幕府崔佐时由石门趣云南，而南诏复通。

石门者，隋史万岁南征道也。

天宝中，鲜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闭。

”综合分析有限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推出鲜于仲通征南诏的某一次战
争就发生在今镇雄、彝良、大关、盐津一带。

这次战争，史称“天宝战争”。

天宝战争给大唐王朝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国库空虚，既将南诏推向吐蕃，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更为接踵而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天宝战争后，石门道为南诏所控，而石门关成了南诏北拒唐军的前沿关隘，五尺道不复往昔繁荣而转沉寂。

尽管南诏与大唐的对峙让盐津这个僻壤之地成为前沿关隘,而数年的战争更是给这里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滩头至豆沙关,盐津沿关河一带,迎来了史无前例的一次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繁荣的中原文化以战争这种特殊而在古代却又是主要的方式洇染着这里的山川河谷。

从某定程度上说，豆沙关和五尺道的功能变化，和中央王朝与西南部族的关系变化紧密相关。

四十年后，豆沙关迎来了其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命运转机。

南诏王异牟寻决定归唐。

据向达《蛮书校注》载，异牟寻派遣三路和使前往大唐，“一道出石门，从戎州入；一道出牂牁，从黔府路入；一道出夷獠，从安南入。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春，异牟寻与崔佐时在苍山盟誓。

六月，袁滋一行从长安出发，经过三个月栉风沐雨的艰难跋涉，于九月二十日抵达石门。

袁滋一行来到石门关时是什么情景，发生了什么事，史书没有记载。

但可以想象的是，袁滋一行抵达石门关时，戍守在关口上的是南诏的
士兵。

头顶，两崖夹出一线天光，深秋的烟雨纷纷扰扰；谷底朱提江激流奔涌，拍击着冰冷的岩石；身前，戍关的南诏士兵横枪荷戟，神色凛然。

站在石门关前，袁滋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

四十年前的天宝战争如在眼前：溃败的大唐军队死伤士卒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河，残兵剩卒的哀嚎在峡谷间回荡。

而遥远的北方长安，歌舞升平，酒池肉林，被杨国忠蒙在鼓里的玄宗皇帝，拥着“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玉环，耽于春宵，荒却早朝……继之而来的八年“安史之乱”和五年“奉天之难”，更是让曾盛极一时大唐帝国彻底走向衰弱……
过了石门关，也就走出了大唐帝国的疆域，进入到南诏的土地。

站在关前，或许，袁滋想到了三个月前当朝廷选派使臣时，众多大臣不愿出使，除“皆以西南遐远惮之”外，当还有另外一种置身夷方、未知生死的隐秘私情。

展望南诏，吉凶难料，生死未卜；回望长安，烟雨迷蒙，高山若堵。

一声长叹后，“工篆隶，有古法”的袁滋提起笔来，在大唐和南诏交界的石门关悬崖峭壁上留下了122个古拙苍劲的纪行文字。

岩间的草木年年枯荣代谢，天上的流云依旧来去舒卷，时间模糊了王朝背影，风雨剥蚀了古道石级，被史官们遗漏的袁滋摩崖石刻，与远在大理的南诏德化碑遥相呼应，共同昭示着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