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DOl：10.3969/j.issn.1671-7155.2024.01.No.1，2024General No.133
2024年第1期总第133期
·马克思主义研究·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明确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P2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价值追求进行了整体性
构建，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观点。

因此，“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又是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守正创新。

1863年，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德国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领导人拉萨尔主张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批判了拉萨尔的错误改良路线，贝贝尔等先进工人先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于1867年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迫于形势变化，拉萨尔派接受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合并，共同组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起草了《德国工人党纲领》（也称《哥达纲领》）为新的纲领。

然而，由于爱森纳赫派领导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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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少成（1978—），男，湖北仙桃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黄婷（1989—），女，湖北宜昌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通讯作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摘 要〕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描绘了未来社会劳动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发展过程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理想状态，为当前我国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明了未来社会实现全体人民整体性富裕、渐进性富裕、全面性富裕的制度保障、物质前提和精神动力，为当代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与实践路径。

〔关 键 词〕《哥达纲领批判》；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按需分配；人民民主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24）01-0005-06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黄少成，黄 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收稿日期：2023-12-23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融入思政课研究”（项目编号：21YJA710012）；湖北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重大项目“‘抗疫’大思政课研究”（项目编号：202123536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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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素养的缺失以及妥协的态度，新的纲领实则只是形式上的合并，通篇充斥着拉萨尔的错误观点和策略。

为此，马克思于1875年4月底至5月抱病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对拉萨尔的《德国工人党纲领》进行了严厉批评，并立足唯物史观阐述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

尽管《批判》中没有直接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概念，但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这篇“极其糟糕、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中的论述及观点，涵盖了当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本质、特征等内容，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行动指南和实践路径。

一、《批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过程中，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发展过程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享有的理想追求，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1.劳动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
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开篇就强调“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2]（P357）。

事实上，拉萨尔的上述观点表面上深得民心，实则脱离了资本主义现实的生产条件，隔离了劳动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物质条件对人类劳动约束力这一核心要义。

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故作文章，企图混淆价值的源泉和使用价值即财富的源泉，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

为此，《批判》中，马克思立足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生产实际出发，对拉萨尔“劳动决定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并强调“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称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2]（P357）。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只有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才会成为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物质条件仅仅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显然，工人阶级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不具备“相应的资料”，不能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更谈不上成为社会财富的第一源泉。

事实上，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揭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框架下，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分离情况下即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丰富，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生活贫困的残酷现实。

当然，马克思在阐述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同时，还进一步论述了“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2]（P357）。

马克思认为，要生产社会财富，除了劳动之外，还一样需要自然界。

也就是说，财富的源泉除了劳动之外还一样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质，自然界和劳动一样都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其中，自然界是财富的第一源泉，劳动是财富的第二源泉。

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劳动者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条件，只有劳动者具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资料并开展社会劳动，才能将自然界变成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

在根本意义上，马克思指明了未来社会只有把劳动资料提升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财产，从而实现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一切社会财富，这无疑指向了未来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劳动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的理想追求。

2.发展过程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
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歪曲了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并借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大肆宣扬“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认为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自然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和工人工资降低，而废除“铁的工资规律”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工人的贫困问题。

拉萨尔的上述观点抽象地把工人的贫困归结于人口自然增长带来劳动力商品市场供过于求，而受商品价值规律的影响工人劳动力价格降低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

实际上，拉萨尔的上述观点掩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非劳动者剥削劳动者劳动的事实。

为此，《批判》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2]（P370），从而揭示了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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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之处。

同时，马克思还立足资本主义生产实际重新界定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指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并强调只有劳动力才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实质上是工人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

当然，马克思在重新界定劳动和劳动力概念的同时，还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认为，只有工人为非劳动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自己的生活而劳动”[2]（P370）。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剥削劳动者劳动的现实越残酷，劳动者越贫困而非劳动者日益富足，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剥削导致社会财富差异逐渐拉大的残酷现实。

为此，马克思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分析指出，未来社会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主义工资制度，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协作，彻底消除社会成员间剥削他人劳动的现象，尊重一切社会成员，进而缩小全体社会成员间贫富差距并逐步走向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富裕。

这一论述无疑指向了未来全体社会成员推进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

3.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享有
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因为劳动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多数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才导致了“不正义”现象的出现。

因此，拉萨尔极力主张“不折不扣分配”的原则，从而实现一切社会成员“公平分配”、享受“平等权利”的发展目标。

也就是说，拉萨尔鼓吹只要废除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就可以消除“不正义”现象，从而实现工人的自身解放和全面发展。

但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宣扬的“分配决定论”表面上顺应了工人阶级的期待，实则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颠倒了资本主义生产环节中生产与分配间的关系，夸大了分配对社会财富差异的影响。

拉萨尔只是简单地把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归结于分配，实则回避了“不正义”分配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为此，在《批判》中，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拉萨尔的“分配论”，指出拉萨尔抽象地谈“不折不扣的”公平分配毫无意义，并强调“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2]（P365），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现象是生产条件本身的结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结合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强调即使在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从社会领回的也不可能是“不折不扣”的，相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是他给予社会的。

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3]（P438）。

当然，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成员“分配什么”的同时，还科学回答了未来社会总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他指出未来社会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程度分阶段实行不同的分配原则。

具体来讲，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共预设了包括“第一个阶段”和“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两种形态，并强调在未来社会“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而在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

实质上，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从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辩证关系角度，阐述了在未来劳动本身成为一种需要的美好社会，“按需分配”实现了事实上平等分配的阶段，所有社会成员“按需分配”一切体力和智力发展所需资料的理想状态。

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按劳分配”与资本主义社会“按资分配”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无疑指向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理想追求。

二、《批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过程中，不仅阐发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还强调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需要立足发展实际，根据人民需求分阶段持续推进，最终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整体性富裕、渐进性富裕、全面性富裕，为当前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

1.全体人民整体性富裕的价值追求
在《批判》中，无论是对拉萨尔“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批判，还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设想，马克思始终站在全体社会成员的立场上，强调不能用“最狭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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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2]（P365），倡导各国无产阶级在开展共同斗争中实现“国际兄弟联合”。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运动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和世界性特征，为此，他呼吁无产阶级在组织开展人类解放的运动中，要始终遵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团结包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一切中间阶级，组成联盟共同对敌以便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事实上，“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也为当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指明了策略方向，提供了根本的价值遵循。

马克思在阐述人类解放运动遵循“国际主义原则”的同时，还指明了人类解放的逻辑历程：起点是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终点是每个人摆脱现有的“人”的关系，变革现有依附阶级对立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发挥和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描绘人类解放的逻辑中，始终站在“一切人”“所有人”“每个人”“一切社会成员”“人人”“社会全体成员”的立场上，强调“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且“人人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

由此可见，无论是人类解放运动的实现策略，还是对未来美好社会共同富裕主体的设定，马克思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让“所有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并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这与资本主义共同富裕在主体对象上存在本质区别，无疑指向了未来社会“全体人民”整体性富裕幸福的价值理想。

2.全体人民渐进性富裕的实现步骤
在《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共同富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奋斗目标，相反，马克思认为共同富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生活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即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渐进性特征，需要分阶段逐步实现。

为此，马克思将未来社会的奋斗目标预设为“旧社会的痕迹”的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两个阶段。

马克思认为，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第一阶段消灭了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公平”现象，铲除了资本剥削，统一用“劳动”同一尺度计量社会分配，坚持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同一原则并对所有劳动者一视同仁，这与“按资分配”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但现实生活中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家庭等各方面存在事实上的差异，还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等价交换”的权利。

因此，马克思认为第一阶段“按劳分配”无法用同一尺度衡量不同的劳动者，按劳分配无法立即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

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按劳分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为此，马克思在分析第一阶段“按劳分配”实现的平等和不平等之后，对“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世界”的高级阶段的特征进行了描绘。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第一阶段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和按劳动量计算所有劳动者的尺度，社会财富取得较大发展，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集体的劳动所得”还难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按需分配”。

为此，马克思分析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生产力极大发展，“集体所有的”社会总产品才具备“按需分配”的条件，社会成员才能享有每个人全面发展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料。

实质上，马克思“两个阶段”的划分论证了共同富裕实现的渐进性特征，也从侧面印证了全体人民渐进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

3.全体人民全面性富裕的奋斗目标
在《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完全是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富裕的问题。

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而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以及人民生活需求的变化，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全面性特征，需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为此，在《批判》中，马克思从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足两个层次，分析指出未来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一切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之后，“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P373）。

实质上，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表明共同富裕不仅包含了物质条件的富裕，还同样包含“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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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力”的充分发展。

其中，物质条件的富裕仅仅是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精神财富的富足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二者统一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始终。

总之，在《批判》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全体人民全面性富裕的概念，但他追求的是让每个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包括物质财富的全面满足、身与心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等各个方面，指向了未来社会全体人民全面性富裕的理想追求，与资本主义富裕生活在内涵上有本质区别。

三、《批判》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路径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谬论的同时，还指明了未来社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发展全体人民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充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为当代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践路径。

1.发展生产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前提
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拉萨尔认为应该“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2]（P363），显然，拉萨尔并未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实际。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际上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而生产是整个生产过程的逻辑起点，生产决定分配，生产的内容决定分配的内容。

如果仅仅从分配角度论证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而不从生产角度深度剖析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必然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共同富裕也将必然无法真正实现。

为此，《批判》中马克思基于社会现实展开了对未来社会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

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分配的只能是“集体的劳动所得”即社会总产品，而社会总产品的增加只能依靠一切社会成员共同协作、共同推动。

也就是说，只有发展无产阶级，包括少数资本家在内的一切社会成员现有的生产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能实现。

实际上，马克思的上述观点从生产与分配辩证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成员分配“集体的劳动所得”产生的巨大作用，进而从侧面论证了未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作用。

当然，马克思在强调发展生产力对实现共同富裕巨大作用的同时，还进一步强调了未来社会要发展的生产力是全体人民的生产力。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在于它“创造出以往一切社会制度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过去一百多年未创造的财富，但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仅仅是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力，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矛盾始终存在，因而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马克思强调的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主体指向在范畴上有本质区别。

马克思强调的是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生产力，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协作，这无疑为未来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前提。

2.人民民主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拉萨尔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鼓吹“自由国家”。

对此，马克思直截了当地反问道“这是什么东西”，并批判拉萨尔只看到“国家”是工人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工具，而忽视了导致工人阶级失去自由被迫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根源，从而有力地回击了拉萨尔“自由国家”的谬论。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拉萨尔颠倒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忽略了现成的社会是国家产生的基础，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路线。

为此，《批判》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剖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批判性地指出拉萨尔“不把现存社会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2]（P373）。

实际上，马克思上述观点提到的“现存社会”即生产关系，“现存国家”即现存国家的性质和形式，也即马克思肯定了生产关系对国家性质和形式的决定性作用。

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工人阶级光靠争取“自由民主国家”，而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无法实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的自由与民主，而只能实现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自由与民主。

在《批判》中，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关系与国家性质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还深入分析了未来社会国家制度的问题。

他认为，尽管未来社会不同阶段国家制度不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