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乡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

2021年第2期第61卷
（总290期）No.22021Vol.61General No.290
革命与乡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
张
均摘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系根据丁玲在河北涿鹿等地的土改经历撰写而成。

由于自身作为“绅士阶
级的贰臣”的复杂性，丁玲对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劣绅的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此前、此后文学皆不能
及的精确与深刻，对以李子俊夫妇为代表的良绅近于悲剧化的叙述处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
反面人物叙述的另类实践，而将虚构的黑妮形象与“新人叙事学”予以反常规的匹配，更传达出知识分子面对
“乡绅之死”这一历史定局时介入现实的意图。

诸种努力，使丁玲的乡绅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记
述，也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丰富性。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革命；乡绅
DOI ：10.13471/ki.jsysusse.2021.02.008
“乡绅之死”是中国“短二十世纪”历史上令人哀伤的一幕。

1930年代以降，涉及此段悲剧的作品代代相续。

其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堪称杰作。

这表现在，较之《白鹿原》《生死疲劳》等文化原乡之作，《桑干河上》（以下皆简称）有着“时代目击者”的直接与深刻；较之同时代文本，《桑干河上》却又因作者身世而对这一阶层怀有隐秘的忧伤。

诸种因由，使《桑干河上》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类，而未必是“工
具化了的艺术”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译写”①。

实际上，《桑干河上》是丁玲在涿鹿、阜平、行唐等地参
加土地改革的结果，主要取材对象是涿鹿县温泉屯村。

该村丁玲纪念馆说明文字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大都取材于当时的温泉屯村。

”馆中还展示了十几位原型人物的照片。

当然，《桑干河上》所欲书写者，并不止于小小的温泉屯村，丁玲希望捕捉的，是时代剧变中的势与人以及挥之不去的历史悲情。

一、有关劣绅的“科学描写法”
近人之谓“乡绅”概念，系从“绅士”演变而来。

“绅”与“士”皆指科举制下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不过在朝为“绅”在野为“士”。

在此理解下，“乡绅”即指居于乡间从未为官或已退出官场的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

不过“到了晚清时期，乡绅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以团练为权力基础的土豪劣绅势力。

此后，直到
北伐战争前，基本上是土豪劣绅与传统士绅控制着中国的广大乡村地区”②。

《桑干河上》所写中小地主，
只有李子俊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生，与传统士绅较为接近，其他人物如许有武、陈武、钱文贵、江世荣等多属土豪劣绅范围。

*收稿日期：
2020—05—21作者简介：张均，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①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133页。

②李巨澜：《试论民国时期新乡绅阶层的形成及其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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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乡绅
不过，无论哪类乡绅，在1940年代都面临着“乡绅之死”的历史变局。

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这不仅指民国时期“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生产，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①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更主要指另外两层历史走向。

一是近代以来，农业中国势必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追赶，规模庞大的乡村地主经济已成障碍：
他们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这种封建所有制，和由此而来的地主对于农民人身的不完全的所有制，即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特权……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基本障碍。

因此，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对于整个地主阶级（当作代表一种占有关系即一种生产关系的阶级来说，而不是当作地主各个个人来说），必须加以彻底的消灭。

②
所谓“障碍”，既指乡绅阶层“截留”了国家主要的农业收入导致工业化无从展开，也指乡绅阶层普遍缺乏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意愿。

关于后者，韩丁在山西观察到：地主豪绅“没人会愿意在肥料、种子和工具上花钱”，他们要么“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要么购买“唯一可以投资”的对象——土地，而购买土地“只是授权买主按照通行的社会关系准则，去占有佃户菲薄收成中的一份，而绝不会增加产量”，这些都“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③。

二是在解放战争中，乡绅阶层作为广阔乡村“‘寡头的’或‘贵族的’阶层”④，同样势必成为被摧毁对象。

这是因为，面对国民党军事进攻，共产党必须从广阔乡村大规模征兵、征粮。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整体性地解决“掌握生产资料，土地和耕畜农具”并迫使农民“俨若附庸”⑤的乡绅阶层进而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

于是，作为“翻转”“中国的低层机构”⑥的最有效方法，土地改革就被提升到战争战略高度，何况，“耕者有其田”原本就是革命核心诉求。

于是“乡绅之死”即成定局，而《桑干河上》赖以为本事来源的华北土改，即是此定局的上演。

丁玲以文学方式准确呈现了此种大势。

这突出表现在对钱文贵、江世荣等乡绅的刻画上。

丁玲回忆：“（从）材料上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如“强奸妇女、杀人”的民愤极大的陈武，所以丁玲一度对自己说“写一个恶霸地主吧！”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占人妻女的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最易激起读者反感，最便于在正、反面人物之间“制造界限”，“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道德或邪恶等做出界定”⑧。

不过，此种写法实是将乡绅推到“他者”位置，通过抹杀其自我逻辑而构制某种“负面假象”。

对此他者化反面人物叙述，丁玲不大欣赏，更不愿用浅俗道德批判遮蔽中国乡村更为深刻的真实。

她说：“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

”“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的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

”⑨因此，尽管《桑干河上》也将陈武实录进了小说，但只是一笔带过，最终作为典型出现的钱文贵、江世荣等乡绅，虽有逼租、贪污、讹人钱财等错误，但并非“衣冠禽
①［美］黄树民著，素兰、纳日碧力戈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85—186页。

③［美］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36—37页。

④［美］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314页。

⑤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长安村经济调查报告》，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23、15页。

⑥［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

⑦⑨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61—162页。

⑧［美］道格拉斯·凯尔纳著，丁宁译：《媒体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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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也无极端反伦理行为。

这是有意为之的选择。

遗憾的是，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将钱文贵与黄世仁
等混为一谈，这不免是对丁玲不愿“取媚群众”的努力视而不见。

那么，钱文贵等又是怎样的乡绅呢？钱文贵为“八大尖”之首，不过其统治地位的获得比较特别：“连
保长们他都认识，称兄道弟。

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又有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
搞的，连暖水屯的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

”（《桑干河上》，第11页，华南人民出版
社，1951年。

以下皆同）这一特点，可谓“谋财害命不用刀”（《桑干河上》，第387页）。

究之史实，这近于
对其原型韩文贵的实录。

据知情人透露，“钱文贵（按：指韩文贵）不是恶霸地主”，他“确实有个儿子去当
兵”，“他的坏不是表面上有多坏，我把谁打死了，我没有”，“你有啥事求我，求我我就坑你，包括他的本
家，包括李仲祥”，“我让你当保长，我去你家吃你喝你，就把你腾得你穷了我富了。

他地不多，但是他在
外头做生意”①，“（他）见识的人多，交际面也广，确实像小说中描写的，是个‘摇着羽毛扇’、‘二诸葛’似的
人物，‘干了不少坏事’”②。

此外，小说内外钱文贵的土改经历也类似：遭到批斗，土地被按政策重新分
配，本人在土改中未遭镇压。

可以说，《桑干河上》的确具有强烈的实录特征。

不过，丁玲的目的当然不在于实录华北某村庄某一普通的乡绅，她的抱负更在于映射现代中国“乡
绅之死”的必然。

对读小说内外，可知《桑干河上》在两个层面均符合民国乡绅的普遍事实。

其一，以权势经营为中心的人生逻辑。

对于钱文贵的发迹之道，冯雪峰曾以“通到国民党反动政权
去的蔓藤的根”③去理解，万直纯则解释为“农村宗法关系”的结果。

无论哪种解释，指涉的都是传统乡绅
的人生目标及行为模式。

对此，翟学伟认为：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三样东西是人们最想得到的：有权、有势、有钱。

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三样东西人人都想得到，而非中国人才想……（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安排在于如何通过一样获得另外两样，或通过两样获得另外一样……于是这三者很容易互相包容，导致在中国生成的相关概念就是“权势”或“势力”或“有钱有势”等。

④
钱文贵孜孜营造“权势”的方法，即在于中国社会代代相延、于今犹盛的“关系学”。

《桑干河上》未充
分描写他如何与县级官员建立关系，但对他在暖水屯与各方势力营建关系的方法则颇有涉及：“儿子变
成了八路军，又找了一个村治安员做女婿。

村干部有的是他的朋友，谁敢碰他一根毛？”（《桑干河上》，第12页）他既善谄上，亦善凌下。

血缘、地缘也好，政局也好，都是他谋求权势、地位和利益的方便“法门”。

他无固定原则，他蔑视农民也拉拢农民，与其他乡绅合作也构陷他们，靠近国民党也贴近共产党。

在这
诸种“变”中，不变的是其对“有钱有势”如火如荼的追求。

其二，政权内卷化背景下“赢利经纪人”的崛起与乡村危机。

钱文贵、江世荣等对“权势”的经营，其
实是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折射。

此即庄孔韶所言地方乡族组织中“新绅”对“旧绅”的取代：“旧绅一般只
以土地、遗产为业，而新绅不仅有外来利润，而且与地方政要、军人集团、商业网发展了直接的联系，从而
反过来加强自身在宗族和乡村社区中的力量。

”⑤此种新绅，实即带有“赢利经纪人”特征的劣绅。

民国以
来，随着乡绅阶层的武化与劣化，各类新土豪劣绅逐渐成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新型中介。

较之旧绅可能
会有的文化守护诉求，新绅在赋税征收、差伕派遣、民事诉讼等方面都更近于“经纪人”（brokerage）：“国
家的财政税收在增加，但征收赋税的效益在递减，大量赋税落入赢利性经纪手中。

从而，民国历届政权
①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

②何吉贤、鲁太光：《“桑干河上”走访记》，《中国经济》2009年第10期。

③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330页。

④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⑤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43页。

革命与乡绅
皆落入了‘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陷阱。

”①钱文贵等所精通的，正在此道。

他包揽词讼，从中渔利。

江世荣则靠当甲长白手起家，他“藉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藉八路军来勒索”，最后“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桑干河上》，第51—52页）。

可以说，有这样的赢利经纪人的普遍存在，中国乡村很难不陷入社会危机。

以上两层刻画，自然没有渲染乡绅如何在佛堂强暴农家少女的故事那样深入人心，但无疑更能切中民国乡村的社会危机。

因此，冯雪峰明确肯定“正是钱文贵，才是地主阶级几千年来的统治权力的缩影”，作者“对于农村有深刻的观察与分析”②。

在此背后，则是非他者化的反面人物讲述方法：“作者既没有把他丑角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非常的穷凶极恶。

作者只是依照这一类型的恶霸地主原有的实际情况来处理。

”③对此，可称为正剧化叙述，其特点有二：（1）他者化叙述在形貌、道德上习用“妖魔化—野兽化”之法，正剧化叙述则不过分丑化，而将“见什么写什么”的“科学的描写法”④、如实呈现反面人物“自己的道德”奉为圭臬；（2）他者化叙述褫夺反面人物的自我逻辑，将之处理为正面人物“倒置的自我表象”，根据正面人物表现的需要构制反面人物（此种方法用安·杜西尔的话说就是“他者不是按其自身的形象被复制，而是按我们的形象去复制”⑤），正剧化叙述则尽量呈现反面人物“自己的意志”，将之叙述成那种“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高尔基语）。

因此，他者化叙述实以通俗文学为底，而正剧化方法则属于“严格的现实主义”。

较之《白毛女》等，《桑干河上》尽管不“取媚”大众，却更有力地通过呈现“欺压乡邻的乡村精英变成了其所在村社的破坏性力量”⑥而逼真地展示了“乡绅之死”的必然。

当然，对此由“科学的描写法”而呈现的必然，研究者可能会以《白鹿原》为据作出否定判断。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既不追求“有权有势”，更不刻意经营关系，而是恪守“学为好人”的圣人训诫，堪称“身板最硬”的高尚“正绅”。

白嘉轩所印证的，恰恰是乡绅之不应“死”和不能“死”。

那么，何者更为可信？黑格尔的说法或可作为答案：“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其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普遍的目的，如像仁心，或者高尚的爱国心。

但是这些德性和这些普遍的东西，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⑦。

高尚、端正的白嘉轩在民国乡绅中即“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可令人追怀，但不可信，钱文贵可恶，然而可信。

二、革命所倾覆的事物
应该说，经过“《野百合花》事件”且不具备社会学家视野的丁玲，未将钱文贵等写成“暖水屯的黄世仁”，而是以原型为基础、如实再现华北乡村的“新绅”和“劣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么，丁玲何以能如此呢？除了对华北土改过程的参与与目击之外，与她的家世经验也有莫大关系。

对此，丁玲自述道：“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

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

”⑧丁玲所由出身的安福蒋家是清代“湘北、湘西遐迩闻名的大地主家族”，“拥有田地约60万亩，遍布今临澧、澧县、石门、桃源、常
①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②③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330，329—330页。

④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时事新报》1922年9月21日。

⑤［美］安·杜西尔：《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⑥［美］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80页。

⑦［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⑧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00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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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中心在临澧”①。

丁玲自己在1931年演讲中也说，“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我）住在二百多间的门院里，忧郁地”②。

如此庞大的家族以及各房各支起落沉浮的众生相，为丁玲了解现代中国乡绅阶层的生态提供了不可复制的背景。

因此，丁玲对于民国乡绅在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劣化描写，有着后世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陈忠实、张炜等）悬空想象而无法达到的现实感。

而这，保证了《桑干河上》对非恶霸型乡绅予以正剧化处理的可能与深度。

不过，家世经验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对“乡绅之死”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而且也给《桑干河上》带来了况味复杂的内容。

尽管丁玲早早走上了“绅士阶级的贰臣”的革命道路，但她之于乡绅阶层的感情恐怕不是“革命”二字可以简括的。

物伤其类，人之常情，何况乡绅阶层内部尚有大量良绅存在。

《桑干河上》对良绅的隐蔽刻画及悲悯化处理，包含了对革命复杂性的有意识记录与潜在反思，折射出丁玲不可多得的政治敏锐性，是当代文学弥足珍贵的内容。

从目前资料看，顾涌是小说内外唯一同名的人物。

不过小说中顾涌被写成误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其原型则是拥地较多的地主。

据当地农民刘振回忆：“（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

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算是地主。

”③所以如此改动，源于丁玲土改期间在另一村庄所见景象的刺激：一个富裕中农献地后被邀请讲话，他“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④。

这直接导致了顾涌这一形象的产生。

实际上，在民国乡绅中，有相当部分是普通自耕农经累代辛苦劳动、“勤劳革命”而上升为中小地主的，与巨绅之家往往官绅兼营、“黑白通吃”迥然相异，与劣绅包揽词讼、中饱私囊也很不相同。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丁玲对他们可能遭受的不公正命运有深切的关注。

事实上，土改期间，温泉屯村青年主任顾长龙（小说中易名顾顺）曾找到丁玲表示要主动献地：
丁玲有些吃惊。

顾长龙虽然家境较为富裕，可土改一开始已经献出了几亩果园，拿出了半个家当。

今天，他不顾家庭经济状况，要求再献地又是为了什么？是群众对党的土地政策没有完全理解，还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丁玲心里有些不安。

“顾长龙，你把自家那点地全献出来，母子怎么过？”⑤
最终，丁玲劝阻了此事，但心中却留下阴影，于是在小说中她将现实中并无关系的顾涌、顾长龙改写为父子关系，并将其身份统一为富裕中农。

推其目的，当在于可以“合法”地表达对此类乡绅人物的同情，并给作品引入其他同时代文本不曾纳入的视角。

不过，最能见出丁玲之于“乡绅之死”历史定局的悲悯情绪的，还是对于李子俊夫妇的刻画。

李子俊原型是温泉屯村破落地主李仲祥，据其子李培林回忆，土改期间丁玲“就住在我们老院，老院在我们西屋”⑥。

丁玲何以选择房东李仲祥进入小说，原因在于对这一阶层不可逆转的命运的直接遭遇：
土改工作还未开始，胆小怕事的中年人（按：指李仲祥）便寝食难安，好像一场灭顶之灾就要来临。

丁玲发现这一情况后，心平气和地找他谈话，讲党的土改政策，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并明确地告诉他，斩尽杀绝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只要不与人民为敌，共产党是会给出路的。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多次谈话，终于使李仲祥——这个地主阶级的一员，对土地改革运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①龙泽巨：《丁玲家世纪略》，《湖南党史月刊》1989年第10期。

②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01页。

③《开国大土改：3亿农民分田立命》，http：///news/20090804/1274138.shtml。

④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讲话》，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第160—161页。

⑤谷新声：《贫苦农民的开枷人丁玲》，涿鹿县政协编：《情注桑干河》（内部资料），2004年，第29页。

⑥《暴风骤雨：元宝村土改纪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2年12月12日。

革命与乡绅
主动献出了8亩果园和土地。

①
此外也有关于家世的忧伤记忆：丁玲父亲与李仲祥非常相似，他们都是有才而无用、懦弱而败家的乡绅子弟。

李仲祥是温泉屯正规师范毕业生，丁玲父亲蒋保黔则“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②，此后还留学日本。

李仲祥一无用处且嗜赌如命，“他祖上比他还有钱，在他手里已经败落了，把地都赌输了”，“他没败落前是最有钱的，他就是赌嘛，输好些地”③。

丁玲父亲同样“没有什么出息”④，“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⑤。

如此相像，使丁玲刻画这一人物时，很难不勾起对已逝父亲的记忆，“（这）使她在对这个地主形象的刻画中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预设’，使之有可能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⑥。

因此，小说如实再现了李仲祥“有钱无势”处处“给人耍”（《桑干河上》，181页）的软弱。

李培林回忆：“（我父亲）他当了一年村长的就是雇人”，“他当不了”，“就把家底花完了”⑦。

不过对于李仲祥作为良绅的善良，《桑干河上》予以删除。

凤凰卫视纪录片显示：村里人眼中的李仲祥等地主并不都是坏人，他们不但自己干活，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地主还会在戏台上施粥做善事，以至于在分配地主财物的时候，有些村民暗地里为李家打抱不平。

⑧
《桑干河上》也提及农民的“慈悲”：“要把李子俊的地拿了，他准得讨饭。

这个人连四两力气也没有”，有次“他到井边去挑了半挑水，一摇三晃，走到大门口迈不过门槛，就摔倒了”（《桑干河上》，第67页）。

如此描述的背后，其实已涉及对“乡绅之死”的悲剧性拷问：李仲祥/李子俊这类乡绅（包括“一滴汗一滴血赚来”土地的顾涌们）何罪之有？无非是拥有土地的“原罪”。

然而，这真的是“罪”么？李子俊说：“咱有几亩地么，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还不是祖先留下的？如今叫咱好受罪！”（《桑干河上》，第
191页）可以说，《桑干河上》以同时代作家不曾具备的勇气，提出了这一难以回答的世纪拷问。

当然，也并非完全不能回答。

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地资源矛盾再度逼近周期性爆发的临界点，当此之时，需目光远大、高效有力的政府通过和平土改、工业化等良策化解危机，然而蒋介石集团应对无方，兼之外患迫逼，终使中国社会陷入残酷的“自我调节”——无数辗转沟壑的下层民众铤而走险，统治集团残酷镇压，最后结果是新政权成立，人地资源问题被解决，但乡绅阶层整体却遭受“灭顶之灾”。

历史大势与个人命运的碰撞往往相当剧烈，文学不能逆转历史大势，但文学却可以哀悯、记录、叹息那些被时代的惊涛骇浪摔出轨道（甚至摔得粉碎）的生命。

《桑干河上》以难以掩饰的悲悯记录了李子俊、顾涌等无辜一族的真实声音，甚为可贵。

在有关李仲祥、顾涌等真实人物的本事改写中，丁玲提出了（但未回答）“罪”的拷问，而通过对李子俊老婆的塑造，进一步传达出了革命不能也不应掩杀的悲苦呼告。

对于小说中这位30来岁丰腴、美丽而好强的女人的原型，笔者在访问温泉屯村时一无所获。

年代久远，村人对这样一位地主女人到底是谁已感模糊。

不过秦林芳认为，这其间有丁玲母亲的投影。

李子俊女人对于自己遇人不淑以及不能控制的命运的反抗，的确非常接近丁母：“她们都是‘好强’之人，在逆境中对命运也都进行了抗争。

”⑨《桑干河上》也因此对李子俊女人内心的探察颇见深入。

虽然她被明确定位为反面人物（通过叙述者的讽刺语调予以确保），但她的“否定的美质”仍得以呈现。

她的眼睛“灵活清澈得像一汪水”自不必说，另有两层也
①谷新声：《贫苦农民的开枷人丁玲》，涿鹿县政协编：《情注桑干河》（内部资料），第30页。

②⑤丁玲：《遥远的故事》，《丁玲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1，260—261页。

③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

④丁玲：《我母亲的生平》，《丁玲全集》第6卷，第63页。

⑥秦林芳：《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⑦⑧《暴风骤雨：元宝村土改纪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2年12月12日。

⑨秦林芳：《在“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之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文精神》，《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