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对“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接受与反抗

中国思想界对“现代”与“后现代”
话语体系的接受与反抗
摘要：本文以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例，分析了中国思想界对“现代”与“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接受与反抗，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现代后现代批判学派经验学派
“传播”一词已经成为了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但是，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被使用的词汇，却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原生的概念。

我们在古汉语中甚至难以找到和它相对应的词语，它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

自从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译著引入中国以来，翻译者们对这一概念的定位，实际上是在不断探索中，逐渐清晰完善起来的。

按照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解释，communication的词源是拉丁文communis，含义不下几十种，包括“通信”、“对话”、“交流”、“交往”、“交通”、“参与”等。

由此看来communicate是指“普及于大众”、“传授”的动作。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不论是“普遍”还是“传授”，“传播”都含有明显的“双向”性的色彩。

然而，自从20世纪现代传播媒介广泛进入中国以来，在中文里与“传播”仅一字之差的“宣传”却常常变向被当成“传播”的同义语，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被广泛使用。

究其原因，不论是从语汇源流，还是从历史渊源来看，“宣传”一词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比“传播”更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基础。

汉语中，“宣传”二字合用最早见于《三国志・蜀志・马忠传》：“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加拜镇南大将军。

”虽然古汉语中的“宣传”与现代社会中的宣传行为其本质并不相同，但是这一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单向性，却隐含着新闻传播学在引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被有意无意误读的历史根源。

那么，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进程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传播学的被误读，它被误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而这种误读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话语方式有怎么样的关系?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将结合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发展史，通过剖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话语体系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革命文化”“现代性”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

并试图站在历史的角度说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我国风起云涌的年代里，为何根源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学派，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而从本质上旨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验学派，却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一隐一显的之间。

究竟与我国自1949年以后的现实意识形态有着怎样的关系，又与我国白90年代以来。

以“后现代”竞相标榜的学术风气有怎样的联系。

一、传播学的两大学派及其发展简史
20世纪30年代，随着大众媒体和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在美国和欧洲，几乎在同一时间，以美国的芝加大学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为核心，形成了两大传播学
研究的中心。

前者即在社会学界闻名遐迩的芝加哥学派，后者则是更为“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

两大学派不仅思想体系不同，并且研究范式迥异。

前者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政管理的研究目的，奠定了在当今美国传播学研究领域仍占据主流地位的定量研究和实用主义取向。

而后者则基于反启蒙运动和反现代性思潮，孕育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和批判主义精神。

起源于美国的经验学派也称传统学派。

与法兰克福学派在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都有所涉猎不同，大众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则更为关注与传播现象本身。

迄今为止不论从理论建设还是从研究方法上，起源于美国的经验学派，仍旧占据着世界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地位。

提到经验学派，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被美国传播学泰斗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以及被称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 sfeld)、卢因(KurtLewin)和霍夫兰(CarlHovland)。

其中拉斯韦尔是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是社会学家、卢因和霍夫兰都是心理学家。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个学派主要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出发，采用经验性的实证方法研究传播现象。

因而称为经验学派。

经验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有：传播过程模式研究、说服与态度改变研究、“传播流”研究、既有倾向理论、选择性接触理论，补偿理论、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理论等。

30年代以来，由于该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强调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得有限性，又被称为“有限效果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学派的功能主义取向受到了批判学派的激烈批评，其研究视角随之有所改变，并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等较为强调传媒影响力的理论。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自80年代电视普及以来，由格伯纳(Gerbner)等人主持“卫生署长报告”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旨在研究电视媒体对儿童暴力倾向影响的“培养分析”，该研究对电视媒体对儿童成长的“涵化作用”的剖析，以及它对电视媒体负面作用的强烈批判，更使该理论被称为“美国的批判学派”。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成果也并不能改变经验学派从根本上旨在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价值取向，因此，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学派，总是对经验学派在维护现存不平等制度的宏观层面抱有根本性的批判态度。

然而，经验学派对批判学派最致命的批评在于，前者认为后者的思想，根本就不属于传播学研究，而仅仅属于一种冠以社会科学之名的“伪科学”，并对批判学派的科学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

究其原因，还与批判学派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宏观社会批判取向不无关系。

与经验学派将关注点严格聚焦于传播效果研究本身不同，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则是一个包罗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等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学派。

其第一代的创始人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将文化传播现象与解释学联系了起来，使这种根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话语从经济基础扩展到了上层建筑的层面，并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和工业社会相联系，指出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统治者麻痹大众的精神鸦片。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多出身于犹太裔，并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

流亡期间的经历，对他们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流亡美国的大部分成员在陌生的商业化环境中感到格格不入，这种边缘化的状态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特殊的影
响。

然而，这个时期也同样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他们从反思德国法西斯为何能够掌权，到转而批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其根源的启蒙运动。

这些学者虽然身处相对安全的美国，但是他们却从美国当时已经极为发达的文化工业中同样看到了极权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影子，并开创了其大众文化批判的传统。

20世纪50年代以后，应联邦德国政府之邀，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回到德国。

自此，“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词正式出现在学术场域。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达到鼎盛时期。

然而，从总体上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却常常带有严重的书斋气息。

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境遇来看，作为一个特殊的反思现代性的学术群体，他们既反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极其失望，这种两难的境地，使得他们只能退守书斋，将其锋芒指向大众文化和历史传统。

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精神领袖相继谢世之后，其第二代继承人哈贝马斯(Habermas)才终于将该学派的思想发展到学术界以外的社会实，践领域。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将学术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大众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之上，那么，其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则将理论的重点转向了社会的建设上。

其关于“公共领域”的提法对现代社会以及传播领域研究至今具有深远影响。

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提出，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描述存在着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他提出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大众传媒应该在民主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的理想目标。

尽管有学者怀疑“公共领域”这种“不同个体在同一地点，平等面对面的谈话模式”是否适用于当今时代的大众媒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哈贝马斯的规范分析，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重批判，轻建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迄今为止，不论是在学术建设领域，还是在社会发展，尤其是欧洲的社会改革领域中，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的思想，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吊诡的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大规模的新闻传播学引进工作起，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具有浓厚“后现代”性质的欧洲批判学派的思想，始终未能获得像北美经验学派一样的社会地位，究其原因，还应从批判学派与20世纪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史观”的关系，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说起。

二、新闻传播学的引进中国过程及批判学派的失踪
其实，当我们深入探索批判学派引进中国的过程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在大众传播学引进中国的初期，批判学派不仅没有失踪，传播学界反而给予了大量的精力去翻译并介绍批判学派的研究成果。

在传播学引进的初期，正值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专业期刊《国际新闻界》上曾经翻译了大量批判学派学者的研究，例如，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全书连载、巴格迪坎《媒介的垄断》的多章摘译、赫伯特，甘斯的《决定什么是新闻》部分章节、戴维・阿什德《传播媒介统治权》等。

其中，伦敦传播与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怀特《大众传播与文化向一个新模式过渡》对“文化研究”做了非常清晰全面的梳理。

文中重点介绍了雷蒙德・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和詹姆斯・凯瑞的主要理论。

英国学者尼・甘纳姆的《传播媒介与公众社体》“公众社体”现在译为“公共领域”也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这也是中国大陆
传播学界第一篇介绍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文章。

除了这些译文以外，在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提交了国内较早讨论批判学派的论文，使当时学界耳目一新。

由此可见，仅从新闻传播学的引进过程来看，在传播学传人中国之初。

批判学派并没有消失，而是占据了大量篇幅去引进介绍。

然而，为什么直到今天，在传播学研究者的记忆中，仍然只能见到经验学派在当时被广为传播的影子，而批判学派的踪迹却一直模糊不清呢?究其原因，恐怕要从新闻传播学的传播主体，即研究者的心理层面探寻原因。

三、批判学派在引进过程中失踪的社会心理基础
纵观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该学科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历史并不晚于社会学或人类学。

然而，被引人中国的时间却远远晚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如果从大规模翻译介绍西方新闻传播学著作开始算起，其起始时间恰恰在刚刚结束了极左思潮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

当时的人们已经厌倦了以阶级斗争为主，将一切历史涂抹成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因此，自然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学派产生了相当程度的疲倦。

有学者曾回忆20多年前传播学被引人中国大陆之初，他第一次看到旨在介绍传播学经验学派的《传播学(简介)》小册时的心情，“捧读之下，新奇不已，仿佛发现一片别有洞天的领域，什么‘两级传播’、‘意见领袖’、‘五w模式’等等，跟大学时学的新闻学简直太不一样了。

”与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有意回避意识形态不同，批判学派理论中政治化的批判，在中国当时急于摆脱革命史叙事的语境下显得极为不合时宜。

而与之恰恰相反，以美国经验学派为首的实证研究则因为高举“科学”、“事实”、“调查研究”等大旗，受到了刻意回避意识形态的研究者的追捧。

然而，这种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在制度结构与意识形态互相纠结，并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中国，有时反而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直到今天，传播学理论在某些人的潜意识里还不时被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隐含价值判断思想对立。

似乎传播学的存在本身与主流意识形态无所关涉，而传播学研究者在30年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由于无法清晰地界定自身的合法性，始终难以摆脱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被本土化”的尴尬。

例如，学术界也许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自然科学是否有“本土化”的问题，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其本土化的问题，却一直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热议的课题之一。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研究者发现，仅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受众研究”为例，在三十年来的受众研究领域中，西方的传播学并不是像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主导了中国本土的研究，而是“被整合进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

这反而造成了在传播学自身的传播中，占据显学地位的经验学派与我国社会体制的悖离，产生了研究目标的错位，而“失踪”了的批判学派却被狭隘地曲解成了大众文化，亦或是所谓“现代性”的批判武器。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大众媒体逐步走向市场化的今天，外部环境的改变使得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意义，并有意的在运用中，淡化其意识形态属性。

但与此同时，现实的情境是：对内，中国思想界甚至至
今都没有完成“现代性”启蒙过程；对外，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中，中国的宏观文化生态面对西方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时，又处于明显的失语状态。

批判学派的生存空间虽然出现了一些可能性，但依然缺乏明显的话语合法性。

因为从宏观社会环境上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真正完成，中国的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是否能够成为“后现代”思想的批判对象，都还存在疑问，以至于学界甚至可以对中国思想界是否真正存在过“后现代”提出质疑：
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标准意义上的“后现代”思潮，包括其表述方法、思维逻辑、师承关系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态度等等，都表现得犹疑不定，难以定位，以至于在笔者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大多数自我标示或被划归“后现代”之列的论者，其实最终均无法把真正“后现代”的原则贯彻到底，由此亦无法证明自己是个标准的“后现代主义者”。

以至于我始终怀疑中国是否真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后现代”思想派别。

在新闻传播学界内部，一些学者也对利用“后现代”的批判学派理论研究中国的文化传播现象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并认为要防止把批判理论直接用于对我国传播现状的分析：。

中国目前的大众传播存在许多问题，其运作的特点是“权力＋不规范的市场运作”，问题比纯粹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要复杂得多。

我们需要批判学派提供的一些思路、文化背景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

可以而且也需要对现实大众传播给予批判，但是不宜像批判学派批判他们本国的大众媒介那样，因为我国的大众媒介市场化程度并不高，如果给予强烈的否定，有可能扼杀了媒介未来的市场化发展。

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是借鉴批判学派，给予我国传媒不规范的市场行为以必要的分析，让媒介的工作人员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如何在市场导向与社会导向之间把握好平衡。

”
可以看出，曾经被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猛烈抨击的西方“文化工业”，在当下中国传媒研究的语境中，反而成为了公众用以对抗新闻宣传的策略而加以扶植和保护。

因此，是否一定要把市场启蒙与市场批判当成一个具有时间序列线性的过程加以理解，是否一定要把启蒙和批判当成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将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研究本土化过程中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

总之，透过新闻传播学引入中国这30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两大传播学派，在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历程中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

这种文化传播过程中非此即彼的现象，既与两大学派本身的特性有关，更与作为传播主体的中国学术界的社会心理状况有关。

如果说在80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存在着“追求自身定位”“重建自我认同”这一目的的话，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情况却恰恰相反：新闻传播学研究，一方面在学术界内，与大谈“后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又与飞速发展的传媒产业文不对题。

在中国传媒产业3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却迟迟跟不上时代，以至于本应属于传播学研究范围内的受众研究，在中国大陆地区，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由传媒经济学来完成的。

这从一方面说，是由于在新闻学传统中，对所谓“报人不上报”的客观性的崇尚，研究者本身主动回避主观性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传播学研究中，对科学性的追求，使研究者可以尽量避免意识形态。

其结果就造成了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研究主体对批判学派视而不见，而对经验学派趋之若鹜的现象。

然而，新闻传播学研究者这种对现实意识形态的有意逃避，以换得个人话语生存空间的做法，却恰恰表明了逃避者本身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结果，也就使得有意逃避“后现代”话语体系的研究者自身，成为了后现代理论的最佳注脚，“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扩张合理性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