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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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
作者:邓研华
来源:《行政与法》2011年第06期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

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对中国的政治模式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无疑也是存在的。

“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政治也必然带有传统的特色,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就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而去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此建立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政治模式也是不可复制的。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治模式;中国式民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1)06-0012-04
收稿日期:2011-02-20
作者简介:邓研华(1975—),男,湖南邵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日渐增多。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是在务实基础上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克等认为,“中国模式”总的特征是“威权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这是一个不断试验的进程而不是一个预设的蓝图,其基本原则是务实主义和渐进改革,即“实事求是”或“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

同时,国内外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升温,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而应关注的是:如果“中国模式”存在的话,不管我们称它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它的政治形态应该或者会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另一方面,如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中国崛起论”的文化版,它的物质前提是中国改革30多年来经济上的成功,但要进一步追问“中国模式”的政治指向和价值指向,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

实际上,正如郑永年所言:“如果不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模式正是由中国的政治模式促成的”。

[1]
中国政治的历史考察
从传统上来看,一方面,中国政治制度的架构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也就是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泾渭分明。

少数握有权柄的精英与无权无势的民众之间的这种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传统中国政治的一个明显特征。

与此相应的是全社会的权威等级结构,它构造了尊卑关系的复杂网络”。

[2](p26)同时,“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天下’,民众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也没有公共意识。

在‘天下’的意识中,天道之下就是天下,天下远比国家重要得多,神圣得多”。

[3](p192)“中国传统社会最经久的遗产是儒家价值体系所创造的社会责任模式。

儒家学说极为强调的是知晓每一层社会关系中恰当的行为举止,也就是相互的责任……儒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概念,不重视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作为政治思想的目标。

儒学认为,高明的治理需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道德指引来维持和谐的关系。

因此,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和谐,而不是竞争。

此外,由于每个人在享有治理良好而祥和的社会成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个人与集体利益在理论上没有根本性冲突。

西方用以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假设,在中国传统中完全不存在”。

[4](p16-17)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传统既不认同也不追求民主。

“在中国,几乎没有民主传统,同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又被置于国家主权之下。

因此,政府实际上只对自己负责,遵循的也只是某些道德标准。

这体现在支配政治行为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忠诚、可靠以及坚定’。

而所有这些价值取向其实都是儒家思想在起作用”。

[5](p176)然而,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中国政治治理的方法日趋科学,正在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

[6]“中国也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

它从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

[7](p29)中国治理改革给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了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也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本身在结构和功能上做出重大调整。

而且,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有效、更透明、更具活力的政治体制”。

[8](p205)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制度建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要求,这不仅造成了国家政治的有效性和民众的政治信任及政治认同的流失,也影响到了社会稳定。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中国式民主在路上
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有经济改革而少有政治改革,他们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出路是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他们采用西方政治学通用的一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郑永年则认为:“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

他进一步论述说:“如果光从‘民主化’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

[9](p3)中国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毕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肯定受到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

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

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

”[10](p23)
我们都知道,民主不应是抽象的概念,不能脱离历史和文化,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环境,民主不但不会奏效,甚至还会带来灾难。

民主必须自己慢慢成长,而不应是强加的。

要评价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不应把民主置于其他标准之上。

民主应放在恰当的历史和发展大环境中来考量。

“在中国,任何民主政治制度都必须体现中国人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传统价值观和信仰。

换句话说,民主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点”。

[11](p179)法国汉学家魏柳南在论述中国的民主时也说:“如果有人挑剔中国还没有做到自由的民主政治,我要申辩的是,这仅仅是因为她特殊的历史背景。

与之相反,苏联倒是彻底学习了‘自由民主’,但是给他带来的只有快速解体。

中国则抛弃了这些‘政治集团’的条条框框,也不照搬西方社会的体制,她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和历史背景及传统相关的体制,这种体制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是激励发展的催化剂”。

[12](p44)因此,我们“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

[13](p476)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状态已明显改变,政治权力配置正在不断优化,中国社会正在实现由高度集中管理向民主治理的转变。

“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还面临很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各方面也没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从经验方面来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

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民主理论远远落后于民主的实践”。

[14](p94)“中国正以渐进的方式实现着政治体制的变革,鼓励公民在党的领导下更多地参与地方政治生活,以应对近来的灾难给某些阶层所带来的冲击。

改革进程无疑是缓慢的,但却是民主的雏形,在消除不安定因素的同时,改革必将使地方生活更加透明”。

[15](p139)
民主化改革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是一场在政府主导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过程,而是政府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积极推动的结果”。

[16]当然,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并不完全排斥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做法和经验,而是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能简单的照搬。

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把中国的民主形式归纳为纵向民主,他认为:“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拥有众多优点。

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使得长期计划不会被任期所打断,也不会受到任期思维和计划不断更迭的影响。

这种模式还可以使得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社会寄生虫的数量,把更多的资金用在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社会福利的大框架由中央所提供,但是也为更贴近核心问题的地方政府和机构留出了自下而上参与、从而解决问题的空间。

”[17](p179)
因此,对中国而言,应当而且必须以一种理性化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绝对不是其他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拷贝和翻版,更不是对其他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模仿。

中国致力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并不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而是中国政治文化独特性和国情特殊性的客观使然。

正如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恩里克·凡胡尔所说的那样:“中国政治制度具有源自该国传统的强烈的民族特色,
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中国’。

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与领导人的表现密不可分,制定改革政策的邓小平等人的作用决定了几个世纪以来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诸多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离开它们将无法理解中国的演变过程”。

[18]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

它不仅是原创型的文明,而且具有几千年的深厚积淀,还曾领世界政治文明两千年之风骚。

中国有理由也有能力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好的民主形式。

美国《时代周刊》当年曾经描述说,邓小平的改革方式,让共产党中国看起来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转弯。

但精于实践理性的中国人相信,只要这艘航空母舰不解体,这个弯再难转,也总是会转过来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而且中国当下也正在这样做的。

中国政治的未来:能否回归传统
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持续深入,经济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之际,“中国模式”也将逐步形成,中国政治将以何种形式发展呢?中国政治未来将走向何方呢?我们将以怎样的一种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的政治影响呢?这些问题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国内政治学家都十分关注。

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造成了理论滞后的难题。

21世纪的前20年被中国领导人看作是对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摸着石头过河”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是义无反顾地踏上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急需与“中国模式”相适应的理论。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纠缠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之中,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与此相关。

“中国人反传统是如此激进,以至于在历史上形成了某种文化传承的‘断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同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密切相关。

如果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是时间(历史)‘断裂’的结果,那么,可以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碰撞则是空间上的遭遇。

现在困扰中国学者的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即究竟能否找到某种制度上的保障,使传统文化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19]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是一种根。

“传统文化是民族内在的灵魂和血脉,是民族身份证明,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儿女和睦相处、携手发展的共同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20](p256)正如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写到:“我们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捍卫自己的文化特性……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

[21](p61-62)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只有当它符合这个国家的民情和国情,才可能正常运作,才能持续,才会有生命力,才会为最大多数的老百姓所接受。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没有中国特色的任何东西都很难在中国扎根或生存。

“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而去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人来实现的,因此,它必须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是儒家文化的思想、理论原则在新形势下的传承、发展和运用”。

[22](p
61)“中国模式既是基于现行的政治制度,也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23]那么,正在形成的中国政治模式究竟应该走向何处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概括说,“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想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近代以来已经在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生根的工业方式这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又避免二者的缺点。

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

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中国的政治形式因此应该是传统与现代二者有机的结合。

”[24](p394)郑永年在论述中国政治的特有传统时认为:“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

[25]而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则将其称为“贤能体制”。

美籍华裔学者方绍伟则把中国当前的政治看成为一种“德能政治”:“中国文化中互惠式德能政治使中国得以及时地走上‘经济优先’之路和确立任期机制。

任期限制和党内选举方面的革新,巧妙地保持了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相互依靠、以和为贵的国民心理,而与此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以个人为中心、自我依赖、竞争心强的文化心理的长处”。

[26](p184)“在中华文明自上而下的取向中,个人的自由往往让位于集体的利益。

从继位制的家族政治过渡到任期制的政党政治,一方面在统治机制中以更普遍的利益取代了统治家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个人自由的基础、自下而上的职位选拔机制和社会反馈机制。

”[27](p268)
由此看来,“中国存在的唯一模式就是从历史中重生;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机制,中国人要与现实抗争,就不得不从历史传统中寻找启迪和力量。

”[28](p162)“当领导人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自由和民主时,党反讽性地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出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以此来维持党对权力的控制。

近年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

”[29](p198)这就是所谓的德治,当然,德治必须在现代背景下建立起来。

它的传统意义已不再适应现代要求,而必须以现代性、合理性、先进性为基础。

那么,德治的现代背景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德治的现代背景就在于中国的法治实践。

德治“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法治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30]
“中国模式”不是完成的、封闭的模式,而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也许没有人能预测中国新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什么,毕竟它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坚持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保证总体目标的同时也会灵活变通,以应对任何动荡情况的出现。

前进的路上没有路标,但是却充满机遇。

总的来说,正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就是在“以人为本”方针的指导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逐步降低政府专权,发展带有传统特色的中国式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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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牟春野)
ThePoliticalInterpretationofChinaModel
DengYanhua
Abstract:Withthesustainingandhigh-speed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especiallyitsoutstandingperformanceinglobalfinancialcrisis,themediaandtheacademicshomeandabroadarepayingcloseattentiontoChinamodel.ButmostofthescholarsareavoidingthepoliticalmodelofChinawhenstudyingChinamo
del.ButthepoliticaldevelopingmodelofChinadoexistundoubtedly.ThesuccessofChinamodelhascloseconnectionwithitshistoricalexperienceandtraditionalculture.OfcoursethepoliticsofChinainevitablyhastraditionalcharacteristics.AndsomebasicfactorsinChina'scivilizationdeterminesthatChinahasuniqueroad.ThepoliticaldevelopingmodelofChinacan'tlivewithout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It'salsounwisetoimitatethedevelopingmodelofwesterncountries.ThepoliticalmodelofChina,whichestablishedonthetraditionalcivilizationofChina,can'tbecopied.
Keywords:Chinamodel;politicalmodel;Chinesedemocracy;traditional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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