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礼学思想研究【最新哲学类】

摘 要
《管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管子》虽然不是研究“礼学”的专著，但却蕴涵着丰富的礼学思想。

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礼学思想是其灵魂和核心。

研究、继承、发扬礼学思想，挖掘、吸取和借鉴其中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养料，是正确处理人伦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需要，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要求。

本文在吸取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管子》礼学思想为对象，探索梳理其思想渊源，深入分析其产生的根据，系统阐述其丰富内涵和理论特质，揭示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旨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个人道德品质的养成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管子》礼学和谐社会道德养成
Abstract
Guanz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cient book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ough Guanzi is not a monograph on “Ritual”, it contains plenty of ritual thoughts. Chinese culture is a kind of ethical culture with man as its center, and ritual thoughts as its soul and core. To research,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ritual thoughts and to dig, absorb and learn from its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spiritual nourishment,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al need to handle ethical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rrectly, but also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o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and build a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absorbing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with the ritual thoughts of Guanzi as its obje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igin of its thoughts, deeply analyses its shaping basis, describes the theory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 content systematically, and reveals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is aimed to build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developing personal moral quality.
Key words G uanzi Ritual Harmonious Society Moral Cultivation
引言
引 言
《管子》是研究古代政治、法律、经济等思想的重要典籍，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书·经籍志》以后所有正史著作几乎皆将此书列入法家。

从政治角度看，《管子》确实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但它又与秦晋法家有明显的差异性。

大多学者认为其融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于一炉，反应的思想内容才是此书精华所在：它法道合流，礼治与法治相结合，强调以民为本，法教一体。

笔者认为书中蕴含着深刻的礼学思想，非常具有单独的研究价值，对我们当今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故探究《管子》礼学思想渊源，结合春秋战国时期历史背景，对《管子》中关于礼存在的根据、内涵、作用、特点等做深入挖掘，并分析其对当世及后世的影响，在汲取前人研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结论。

同时，本文主张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重建与当代自然、社会、个人相适应并协调的人文精神，传承古礼之精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振“礼仪之邦”的辉煌！
学术界对于《管子》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这一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直至当今都无定论。

汉代以前，一般认为《管子》的作者是管仲，从西晋时代的傅玄开始至今，关于其作者问题，学术界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管子》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时之作，是战国初年齐都临淄稷下学宫、管仲学派编撰管仲生前思想、言论的作品汇集，后由西汉刘向将朝廷各府保存与民间流传征集来的不同材料汇集整理编订而成。

《管子》传世皆因管仲而得名。

管仲，名夷吾，字仲，溢号“敬仲”，春秋中期（初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法家的先驱者，史称“管子”。

他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军事谋略，经济思想及用人之道等对当时的社会需要都具有独创性，备受后人推崇，被称为“春秋第一相”。

管仲施行改革，富齐国，成就桓公，然而孔子认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8］P31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明白礼呢？但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8］P151的感慨，又说明孔子已充分认识到管仲为民造福的功业，也体现出孔子品评人物时的明理通达。

荀子也认为“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

”［9］P153则指责管仲当政而不修礼。

管仲的不知礼在随后漫长的历史中未被放在尊贵的地位，因他扶持霸业常被提起，所以《管子》并未遭受冷遇。

而一部具有鲜明思想特色的古典文学著作，与其他子书相比较又有其自身特立之处，具备研究中国古代礼学文化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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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其中博大精深的礼学智慧，分析其价值，为当今社会服务。

第1章 《管子》礼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第1章 《管子》礼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礼学，是以礼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学术，也是中华文明演进的根本。

研究《管子》礼的起源是研究其礼学价值结论的首要问题，也是探讨和解决其礼学内涵的基本问题。

《说文》云：“礼，履也。

”［13］P11古代称“鞋”为“履”，引申为宗法制度中的行为规则，后人遵从前人行走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以区别尊卑贵贱亲疏为内涵的意识形态。

古代哲学、宗教、政治、道德等每一门学术都离不开礼学的研究，礼学相对独立的渗透于其中，独具特色，贯穿整个学术思想范畴。

从社会制度、体制、教育到人的行为，从国家、集体到个人，都以礼来规范和处理问题。

时代变迁，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礼由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扩展到政治领域，而后被进一步发展，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国家政治的核心，从而形成完整的“礼治”理论体系。

1.1尧、舜、禹时期之礼
《管子》礼学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仪式：“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

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14］P428最早出现的食礼，是对祖先或上帝的崇敬，是原始初民生活的风俗习惯。

通过考古发现，原始时期礼的萌芽还表现在山顶洞人把兽齿、贝壳、鱼骨、穿孔作为装饰品等等，而这些都是用来表明原始初民对鬼神的敬畏和祭祀。

到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有了农业和简单的手工副业，在极其简朴的工具上刻有简单可以记事的文字（符号）。

而《管子》中“礼”同样具有祭拜神明的仪式活动之意：“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2］P2-3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与宗亲故旧。

“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山祇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

”［2］P3不尊敬鬼神，小民则不能彻底感悟；不祭祀山川，严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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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对上冒犯；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则不完备。

用此意来规范国家、发扬四维、教训人民，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1.2 夏商之礼
夏朝，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由于文字没有直接流传下来，史料匮乏，所以我们对其礼的研究依然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

夏朝之礼最明显的是“礼”的地位有了明显的变化，成为了强权政治的从属工具，这使得礼学内涵和人们对礼文化的观念有了本质的变化。

夏朝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型的时期，神道和宗法的作用在此时较为突出，忠孝之道基本形成，而“家天下”、“私有制”的出现，进一步使强权政治的阶级性更为明显。

简朴的夏礼也是以后商周之礼形成的基础。

殷商之礼从留下的殷墟卜辞中可以看出“礼”的观念用于调节人神之间、人际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殷人崇拜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事无巨细都要占卜，“五事”、“皇极”、“二德”等都在他们的顶礼膜拜之中。

作为既成的社会意识和客观社会现象的“礼”对民众行为进行规范，君臣、礼法的等级观念和礼仪都是调节各种人际关系的根本，是规范人的美德。

《管子》强调外在的道德修养体现内在的道德精神，礼义与礼仪的联系紧密，构成了礼所涵盖的整体内容——礼制，将礼的具体内容以制度形式确立下来。

“礼者……而为之节文者也。

”［2］P770说明“礼”以文字形式对人们共同信仰的道德原则及相应的行为方式作出具体规定，形成了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

1.3周朝之礼
周朝人的“礼”思想是统治者的一种政权的实施，用“礼”来区分人，统治阶级把人分成上下几等，而且礼也不是所有人所具有，对下人则不用。

宗教是政治行为的基本根据。

在诗、书中，“礼”字不多见，礼指夸扬所有权，感谢祖先和营洛邑的成功和周公诰伯禽受民受士之礼。

周朝盛世的礼治，表现出政治、道德、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周因于殷人”并有损益。

礼的出现和阶级专政的法制化相适应，礼作为周公的专制制度，规模空前的“周公制礼”也是道德的器械、是统治的工具，而且仅仅专及于大夫士之上，缺乏国民的性质。

周公旦，姬姓，谥文，又称周文公，他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以及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

”［15］P212虽周公已实行周礼，此意偏重于“配天”，即对鬼神的祭祀是殷礼的特点之一，直到周初建立新都时，还沿用殷礼来祭祀。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
第1章 《管子》礼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8］P21-22“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

”［14］P855-856周人在这个维新的国家中建立文化官职，礼不下庶人。

为方便其统治，使得各个阶层的人安守本分，制度要求爱自己的亲属，上级尊敬和服从上级，晚辈服从长辈和男尊女卑，并且还特别强调以祖为宗、敬德、孝思。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社会生活内容变得丰富起来，而旧礼制却无力涵盖新兴的生活内容，逐渐显示出其局限性。

落后的周礼走到了尽头，时代迫切需求一种新的规范来治理社会生活，法的意识在此时慢慢开始传播开来，关于礼法之间的关系和实行礼治还是法治等问题也成为各家学派重要的思想内容。

1.4春秋战国之礼
春秋战国是一个不安的时代，迂回路政下移。

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新的统治制度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被破坏了的旧制度，新的阶级不断壮大，封建制度最终确立，作为思想文化的“礼学”在这个时期也迅猛发展。

礼乐征伐由君主说了算的情况变成了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

氏族单位到地域单位变革，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在此时更替，封建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建立，民族融合，形成了一套新的礼乐制度，国家的礼学意识，百家争鸣，东亚文明的礼学轴心形成。

礼学代表学派——儒家，承扬了西周的“礼治”与“明德慎罚”，《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者甚多，至于周制，在孔子看来实一“礼”字，所以《论语》中以“礼”为社会总则的范畴，以全盘西周诗、书、礼、乐为观念根据，“礼”是约束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孔子明讲春秋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思想出发是不胜其痛苦之感，但不是束缚于西周的古义，在相对的限度以内，未尝不相应于现实的需要，对于礼乐进行损益，从事于局部改良。

“礼”也是荀子思想的基石和核心，他把“礼”提升到关系人能否生存、事业能否成功、国家能否安定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了“礼治”的思想。

他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类固僻违，庸众而野。

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9］P23礼是修身首要，并且礼还是支配社会各领域的基本原则：治理国家，是礼义、法正、刑罚、君上之势等手段的相互配合和共同发挥作用，管仲治理国家的目标是国家民心聚集、团结和齐心协力。

行有规，止有矩，把“德治”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礼义德教。

《管子·大匡》记载，早在齐信公时代，管仲就己跻入齐国上层的政治圈子，他不仅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坚忍不拔的积极进取精神，而且具有尽瘁国事的政治品质。

春秋中期以后，虽然齐国的霸业日益衰落，但管仲的思想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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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言行事迹却被管仲学派一代一代传授下来，从《晏子春秋》的记述来看，春秋末期，齐景公便经常以恢复桓、管霸业自诩。

《管子》认为礼有八经、德有六兴、义有七体、权有三度、法有五务，并主张法治，但不离礼、俗、德教，勾画一个充满人本关怀与实用理性的法治系统，融合道家、法家、儒家，分析礼法关系，礼法结合，继承发扬上古礼学，具有自己的特色。

第2章 《管子》礼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2章 《管子》礼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纵观我国礼学思想发展进程，《管子》则是集大成者：一方面，它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时期有关礼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在结合时代发展及人们对礼学概念认识深化的基础上对礼学内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在《管子》一书中，“礼”字出现多达百余次，如“质信以让，礼也。

”［2］P969“举发以礼，时礼必得。

”［2］P151等等，“礼”在人们道德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们必须具备的德行和操守。

2.1《管子》关于礼存在的根据
人类在与严酷的自然界作殊死搏斗的过程中，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

如果没有一定的规范制约群体中的个体，那么群体生活必然不能延续，这称之为规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具有普遍性。

“礼”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室家乡国，无一不与礼相关。

管仲生活在周礼施行的年代，其礼学思想则是君主治理国家、为民兴利除害的方法，而且《管子》礼学并非简单的儒法融合之作，《管子》礼学思想的产生是由其本体论根据和当时社会现实需要共同来决定的。

2.1.1本体论根据
礼，是哲理。

任何一种具体的礼学理论或礼学行为，都必然决定于特定的“礼场”，随着礼场的不停变化，人的行为规则总是处于永恒转换状态之中。

我国传统礼学思想将“礼”视作一切事物存在发展的依据和运动变化的规律，认为人类社会与世界万物之间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天人同一关系，礼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所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其本质是“道”主体作用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

主张人类社会的有序性并采取相关的必要举措来保持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是从商周至今以来礼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推行礼制的目的之一。

可见，我国古代思想家正是由自然之礼比附引申出社会之礼，并以此来制定相关礼制。

《管子》之礼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以“道”为最高范畴和根本，认为“道”为万物之源，并对老子的“道”论作了重大的发展。

老子认为，“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同时也是所有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内在依据，所以“道”也必定是《管子》礼学思想的形而上根据。

《管子》认为，“道”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所有规律的最高规范，君主只有按照“道”这个最高的规律准则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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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即所谓“道也者，万物之要也。

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2］P563“治礼，道也。

万物待治礼而后定。

”［2］P246将“礼”进而引申为“理”，才有所谓“礼者，谓有理也。

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

”［2］P770从根本上讲，“理”是具体事物中的“道”，那么“礼”便是“理”在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存在形式和状态，所以“礼”是“道”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因此，“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

故礼者谓有理也。

”［2］P770
2.1.2 社会需要
礼原本是用来规定法度的，自西周以来才将其作为有关伦理道德的总称，它兼融法制与仪式，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

“周礼”是“西周开国以后，对‘殷礼’的继承扩充改造，具有周朝特色、代表着周人文化观念的礼学基本原则或者关于礼的基本理论体系。

周公的“礼治”思想，是在总结殷商由盛而衰教训和启示的基础上加以阐发的。

他认为，天命不可违，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使国泰民安。

皇天无亲疏，人民怀念的是有仁爱之心的君主。

无论做什么，只要是善的行为都可治国安邦，只要是恶的行为都会使社会动荡不安。

周公在批判性的吸收和借鉴“殷礼”的基础上，提出并创立了以“孝”为主，以“敬德保民”、“以德配天”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除此之外，周公又以夏商两代因苛政和严刑峻法而招致灭亡的史实为前车之鉴，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15］P166的主张。

所谓“明德”就是提倡和推崇“德治”；所谓“慎罚”就是慎重地使用刑罚，从而开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之先河，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西周时期，礼所包含的内容涉及政治、行政、经济、军事、宗教祭祀、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其中不少规范实质上具有法律效应，到管仲生活的年代，较成熟的法思想阐述已成为提出礼学思想的基础，用“礼治”思想来治理国家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周武王平定商纣，把齐国营丘封赏给师尚父。

太公至国后，“通工商”、“便鱼盐”，不彻底拘束于原宗法制，顺应民情、为政不苛，齐国称霸。

齐营丘原为东夷族的聚居地，虽然太公姜尚在齐国实行了一系列“因其俗，简其礼”的改革，照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都城营丘“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由于不同的文化在短期内不能相互认同而产生的矛盾，导致齐人与东夷人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社会动荡不安，至齐桓公时依然存在。

齐桓公之语：“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摹、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

九妃、六殡，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

戎士冻馁，戎
第2章 《管子》礼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车待游车之剪，戎士待陈妾之余。

优笑在前，贤材在后。

”［16］P69-70以上便是管仲在出任齐国国相前齐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公元前685年，面对当时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断反抗而激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国相管仲断然提出了“时移势易”，“今古殊途”，礼，“因乎宜者也，”［2］P770的思想，即认为，“礼”应该以顺民心、达民意为其精要，“礼”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时代和现实需要的发展而不断做出相应的变化，于是对旧的周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筛选和改革，并对“礼”的本质内涵及功能进行了创造性地发展。

2.2 《管子》礼学的基本内涵
我国古代思想家用“别异”［9］P382、“辨异”［9］P384来描述何为“礼”。

春秋战国时期和两汉的礼学家，都将“礼”的作用定位于维护和保持社会等级差异及亲属关系差别上，同时，这也是《管子》礼学内涵的突出表现。

2.2.1 礼的理念
《管子》礼学主要包括礼节、礼仪、礼制，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富国兴民。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2］P2从这一论断内部的逻辑关系上看，“仓廪实”与“知礼节”，“衣食足”和“知荣辱”是各为因果关系的，而“仓廪实”又进一步对“衣食足”加以发展，“知礼节”显然又将“知荣辱”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里蕴含的礼学思想是很明显的，人们的道德水平的状况，首先是由物质经济条件来决定的。

礼通过制定各种社会规范和准则将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划分，从而使社会各阶层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各司其职，各守其分。

与此同时，由于礼本身就含有“适度”、“适中”等因素，因而能够有助于实现“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社会和谐目标。

“礼”内在蕴含的“和”思想，是我国五千年中华文明得以绵延发展并基本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

“和”是我国古代关于礼治秩序的一种终极理想，它不但集中体现了礼的本质，同时也构成了我国新时代和谐精神的源头之一。

2.2.2 礼的制度
从广义上讲，“礼”还包含一般意义上的各种规范和准则。

关于“礼”的内容，《五辅》篇指出“礼有八经”：“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等，贫富有度。

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2］P198“礼”，对于维持社会统治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又接着分析道，“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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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序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

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

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

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

”［2］P198礼不仅维护了社会的传统秩序，还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言行，从而协调了社会各种关系和矛盾，维护了社会统一。

《管子》强调，治理国家应该大力施行仁政和德政，教育引导百姓施行仁义，然而“德”与“义”二者又都内在的统一于“礼”。

所谓“八礼”是关于社会尊卑等级的具体规定，是不能任意扭曲更改的不变教条。

保证“八礼”不被破，所以提出“八经”：“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轨，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

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2］P198可见，在“以礼治国”的宗法社会，“礼”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总则、等级规定，具有强制性。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即要求人们要严格按照等级制度行事，不可以采用非法渠道和手段来谋取官职和金钱。

在外交方面，提出了“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2］P454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齐国不仅仅能够封存了邢、卫、祀三个小国，而且还多次地“谋宁周”、“谋王室”。

《管子》之所以要对周礼重新加以阐释，就是要使其与封建社会体制彼此相适应，它着重强调社会伦理的重要性，并理所当然的由社会伦理引申推导出个人伦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实现其“尊君”、“治国”、“王天下”的政治目标打下基础。

2.2.3 礼的对象
《管子》中涉及到许多自然，为人，交友，行事，用人，治国等方面的论述，主要目的是劝国君遵从自然规律，顺民心，行德政。

君、臣、百姓、万物均为“礼”之对象。

万事万物都有它不可更变的规律（“天道”），只有顺应规律，掌握规律，才能驾驭万物，一统天下。

“天道之极，远者自亲；……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

……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2］P43-44《君臣上》又写道：“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为三常。

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

”［2］P550这说明人类社会的活动像天、地一样有着自身所遵循的规则、规律。

圣明的君主应当设立符合客观规律的人事之道，建立社会礼制，以礼治民。

“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君要想真正的治理好天下，必须从爱惜自己的百姓做起。

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够愿意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爱惜百姓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千方百计的使百姓变得富裕起来，只有百姓衣食无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