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
游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前提和物质保证。

而就业则是人们获得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途径，能否提供充分就业是关系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此，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和控制失业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两个首要目标。

从统计数据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的特点。

“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就业年均增长％；“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长％，就业年均增长％，年均增加就业人数比“九五”时期少56万人。

就业弹性系数由“九五”时期的平均下降到“十五”时期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由94万人减少到80万人。

因而，一些组织和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就业增长”。

然而，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并不是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简单。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是双重的。

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原有的大量无效和低效的正规或第一产业就业岗位的摧毁为代价，表现为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就业数量的大幅减少，以及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降低和就业人数的减少。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得以高速增长，这又创造了大量的高效就业机会，带动了有效的正规尤其是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这种双重关系导致不同的隐性和显性结果。

表面看，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低弥的就业增长和失业率的提高，但事实上，在显性的就业增长低弥的背后，是隐性的就业结构的改善、有效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并非有悖于一般的经济学规律，恰恰相反，是一般经济学规律的很好体现，不能因表面上的就业增长缓慢而否定实质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高度正相关性。

“无就业增长”的简单概括产生了混淆视听的影响。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变动关系。

一、经济增长拉动了约两亿的有效就业增加
首先，经济增长为上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

从1980年到2004年，中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近22个百分点，按现在的就业总量推算，总量达到16000万人以上，即经济增长为16000万的农业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

由于中国农业中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估计总量超过3亿人），增加的非农就业实际上是新增就业。

如果将这部分就业增长统计在内，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将翻倍。

表1：分三次产业就业情况
就业人员(万人) 构成 (合计=100)
年份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1980 29122 7707 5532
2004 35269 16920 23011
第二，经济增长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

从表2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只有国有和集体两种单位就业形式，同时有少量个体就业。

到1985年开始出现少量联营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到1989年又出现了少量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就业；从1990年开始，在城乡出现私营企业就业；从1993年开始，出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就业；到1998年，又出现了股份合作单位、有限责任公司就业。

城镇各种新的就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增加了总共8830万个就业岗位。

表2：1978年以来中国城镇各类就业情况 (万人)
第三，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非正规就业。

从表2也可以看出，就业增加最多的是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这两种就业形式增加了5500万人，其中很大比重属于非正规就业。

此外，在城镇增加的近17000万就业人员中，抛开上述各种单位和个体就业形式增加量外，还有超过1亿的非单位就业增加，这部分就业基本上是非正规就业。

可见，城镇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

二、经济增长也摧毁了近亿的低效和无效就业岗位
首先，众所周知，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为追求公平而牺牲效率，在有限的就业岗位上安排了过多的劳动力就业，造成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进行了体制改革，逐步消除了这些无效或低效就业岗位。

国有单位从业人员从1995年最多1126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6710万人，减少了4551万人；集体单位从业人数也从1991年的3628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897万人，减少了2731万人。

同样，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加远远低于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得农业中也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

根据各种测算方法估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3亿左右。

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在1991年达到亿的峰值，之后开始减少，到2004年一产从业人员减少为亿；从20世纪90年度中后期开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步降低到50％以下，2004年达到％。

按原有的统计方法，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以及城镇单位中的隐性失业人员都已被统计为就业，使原来的实际就业量被人为扩大。

当这部分无效或低效就业岗位被消除后，在统计上，经济增长带动的有效就业增量被极大地抵消掉了，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因而被掩盖。

三、第二产业经济增长是总体就业增长的源动力
分三次产业分析，与总体GDP增长率相比，第二产业明显高，第三产业基本持平，第一产业则明显低。

与总体就业增长率相比，第二产业不高于总体就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则明显高，第一产业则明显低，甚至出现负增长。

从就业弹性系数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低于总体就业弹性系数，而第三产业则明显高。

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互关系看，第二产业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保持同步（图2－1、2－2、2－3、表3）。

上述情况表明，第二产业经济增长是拉动总体就业增长的源动力。

第二产业主要依靠非劳动要素带动经济增长，虽然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但对总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相对密集使用劳动的部门，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进而带动了第三产业就业的增长和第一产业就业的快速转移。

表3：分产业就业弹性系数
总就业弹性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第二产业就业弹性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九五
十五
四、就业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就业增长，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一定能带来就业的高速增长。

只有在资本、技术、劳动都处于相对均衡的状态时，才可能实现经济与就业的同步增长。

而当这三个要素处于失衡状态时，经济增长未必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就可能会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就业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就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就业促进政策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就业增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配合国有企业的大面积改制，鉴于失业保险制度承受能力有限，国家于1998年建立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再就业制度”这一过渡性、临时性的就业保障制度，形成了对失业下岗人员进行救助的收入支持政策体系，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及进行转业训练。

下岗再就业政策经过7年时间，最终与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和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并轨。

2002年，国家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下岗职工出中心再就业。

2005年，国家出台政策又将原有的积极的就业政策进行了扩展、延伸、调整和充实，逐步将这一政策扩展到所有的就业困难群体。

总之，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形成失业保险制度与积极的就业政策相结合的就业保障体系。

这一系列的就业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实施“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再就业制度”，帮助近3000万原国有企业职工实现向新就业体制的过渡。

通过免费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帮助其中的2000多万实现了再就业。

二是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从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培训申请、社会保险关系接续等“一站式”就业服务，给予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提供相关服务。

三是通过提供公益性就业岗位、给予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每年帮助上百万“4050”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再就业。

四是通过开展创业培训，推行小额贷款贴息政策，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促进了就业增长。

五是通过对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等小型企业实体
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吸纳就业。

总之，在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弱化、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为企业转制创造了条件，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证，也起到了弥补就业增长率降低的作用。

五、未来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可能弱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投入的增长、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和技术进步，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以及投资回报率高而劳动需求小的行业，如能源、房地产、汽车等，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就业的需求小于对资本等其他要素的需求，这将减缓就业的增加。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及就业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达到%，不仅在大多数年份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平均增速高出近8个百分点。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进出口占GDP比重）也从1978年的%上升为2000年的%，2003年已达到60%，表明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及劳动就业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很强的上升趋势。

这些行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面对广大的世界市场，不但对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也极大地带动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就业增加。

但是，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这些行业的利润空间缩小，并且在进入入世后过渡期后，中国的贸易摩擦加剧，使得就业增速比改革开放前期有所减缓。

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也遇到一些问题。

首先，体制转轨还将继续减少就业。

在今后3年中，由于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企业改制等原因，还将减少就业660万。

其次，随着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发挥，中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增强，一方面出现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如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等，同时也出现了结构性的需求不足，如大龄低素质劳动力需求不足，大学毕业生需求不足等，还出现了行业性、地区性的供求结构性矛盾。

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使得就业增长减缓。

表4：城镇总人口劳动参与率、城镇登记失业率情况
六、解决就业问题将更多地依靠经济增长之外的就业促进手段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处于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的时期，2010年之前中国的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

根据各级各类学校的毕业生推算，今后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1700万以上，再加上原有的失业人员，供求缺口很大，城镇就业压力长期存在。

因此，单纯依靠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就业较多增加，需要建立促进就业增长的新机制。

1．转变促进就业增长的思路
首先，应统筹考虑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就中国目前阶段而言，“没有增长的就业”和“没有就业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

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找到解决就业问题的出路。

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可持续，就必须提高质量，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增长带动就业。

另一方面，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不足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力供给不足等日益突出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只有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得到解决。

为此，我们应转变促进就业增长的思路，致力于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物质条件，而不应强调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换取就业数量的增加。

2．建立促进就业增长的新机制
在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作用短期内难以快速提高的情况下，应更加重视通过经济增长之外的手段促进就业增长，应将积极就业政策法制化、长效化、普惠化，
促进劳动力资源流动、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最终促进就业增长。

首先，在扶持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同时，强化小企业发展的扶持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

实践表明，创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很强，一个人创业平均能带动3个以上的人就业。

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的创业环境属于中下水平，突出的问题在于创业的金融支持弱，政府项目不多，并且政府创业政策的力度不够，导致机会创业比率低。

发达国家千人拥有的小企业数为45个，而中国仅为个。

中国应建立创业扶持中心，为创业者提供经常性的信息、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将小额信贷政策向广大创业青年推广。

第二．把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关系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解决劳动者就业素质低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这是所有促进就业增长措施的基础。

第三，通过立法将行之有效的积极就业政策长效化。

由于财力的限制，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作用范围还很有限，仍然主要局限于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城镇长期失业的困难人员。

在当前的情况下，今后应继续加大财政对就业促进的投入，将扶持政策扩到各类存在就业困难的人员，促进他们实现就业，促进经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