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日本友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日本友人
近年来,一些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亲历者的回忆录逐渐问世。

这些回忆录披露了一些我军收编日本兵的片断,年轻读者才得以知道一些内情。

事实上,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数万日本人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现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资料、个人回忆录的梳理,撰写成此文。

日本士兵成立反战同盟
加入抗战行列
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尽管消灭了1000多名日军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虏。

后来加强了我军优待俘虏政策的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越来越多,冀中军区在1938年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名,其中有少将特务大本青,还有尉官、教官、医官、指导官8名,军士和士兵50多人;在1941年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俘获日军战俘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一二○师将日军六十九师团一个大队的700多人基本上消灭了,俘获日军100多人。

据资料统计,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军俘虏5096人,新四军俘虏2022人。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总政治部就明确指示:对于俘虏的敌军士兵,不但不应加以杀害和侮辱,而且要加以优待,以争取其改变立场,然后有计划地派回去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兰特谈话时指出:“我们仍然对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

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中服务。

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还指出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

事实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得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共产党也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领导日本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战活动,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

时在日本关东军服役的伊田助男响应日共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支援我国东北人民的抗战。

1933年春,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在总司令李延禄(共产党员)的指挥下,在牡丹江地区频繁出击,重创日伪军。

敌人恼恨交加,于3月末派出日伪军300多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疯狂地向游击军的根据地马家大屯扑来。

李总司令率部奋勇抗击。

在游击军的猛烈打击下,敌人伤亡惨重。

日军司令部令伊田助男向前线运送弹药。

伊田没有把汽车开往日军阵地,而是绕道开到游击军的后方,为游击军雪中送炭。

因地形不熟,无法找到游击队,他深知如被日军发现,在劫难逃,遂把装满弹药的汽车开进茂密的树林里,加以伪装并写下一封信,随后举枪自戕。

信中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

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

但我被法西斯野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

我把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送给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

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

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

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日军败退后,游击军打扫战场时发现了伊田的遗体和他的信,找到了汽车,把他的忠骸安
葬在翠谷中,把马家大屯小学改名为“伊田小学”,以永远纪念这位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

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为争取重建日本共产党并建立反对战争与军部的统一战线,计划由苏联经中国返回日本,但未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野坂参三留在了延安,协助中国人民抗战。

出于安全和保密考虑,野坂参三脱下西装,换上厚实的八路军棉制服,并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林哲。

他以八路军政治部顾问的身份参与八路军政治部的工作。

林哲亲自找在延安的日本俘虏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然后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商谈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

他提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有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他提议在延安建立一所教育日俘的学校。

这一提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于是创办了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林哲亲自担任该校校长。

日本工农学校的经费和学员的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八路军供给。

他们的生活标准高于八路军官兵,文化体育生活也丰富多彩。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民军队以自己的善良和热情,成功改造了日军战俘被所谓“圣战”和“武士道精神”所蒙蔽的灵魂。

在各个解放区,已经觉悟了的战俘先后成立了各种反战组织。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逐渐被揭露,大批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日本士兵,纷纷加入到反战组织中来。

1940年5月1日,野坂参三(林哲)在敌工部的支持下,发表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成立宣言》,7月,延安支部正式宣告成立。

它宣告了在延安的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立,也是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同盟领导机构的建立,并很快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反战同盟的支部。

1942年8月15日至29日,为了建立解放区各种反战组织的统一指挥中心,来自原日军19个师旅团的代表和华北8个反战组织的代表,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抗日根据地内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这两个大会的召开,在日本人反战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反战同盟”成立3年多的时间,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主要有5个方面:
(一)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做好战俘工作。

那些思想顽固,对中国共产党抵触情绪大的日军战俘,经过他们的艰苦工作,绝大多数思想上得到了转变。

松山一郎在战场上准备自杀时,被八路军俘虏,他躺在地上耍赖,让八路军杀死他。

战士背他,他咬战士的耳朵,穷凶极恶。

几名战士抬他回驻地后,“反战同盟”的盟员田中、东忠多次教育开导他。

当他得知田中被俘前是日军少尉军官,八路军不仅没有杀田中,还让田中参加“八路”时,非常震惊,开始相信八路军的宽俘政策,最后觉醒,并加入“反战同盟”,成长为一名反战勇士。

(二)参与八路军、新四军组织发动的政治攻势。

战场喊话是我军瓦解敌军的重要手段。

他们熟悉日军的情况,精通日语、习俗相同,对日军的战场喊话发挥了八路军难以发挥的作用。

(三)编写日文宣传品。

他们编写了100多种宣传品,印刷了80多万份。

出版日文杂志《觉醒》、《士兵之友》、《曙》等宣传刊物,对于帮助日军官兵了解战争性质、战局真相和八路军的宽俘政策,帮助日军从战争中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与八路军并肩作战。

“反战同盟”主要是承担瓦解日军思想工作,一般不让他们参加战斗,但也有一些盟员主动请战。

1944年4月,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配备了军犬,给八路军侦察员带来极大困难。

当过驯犬员的宫本主动请缨。

他潜入日军军营进行侦察,搞清了日军的奥妙在于带不带白胡椒,让狗闻味而分清敌我,从而为八路军反扫荡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军机枪手秋山良照觉醒后加入“反战同盟”,多次请缨上战场。

在日寇“四二九”铁壁合围时,秋山良照端着机枪奋勇冲击,从重围中杀了出来,使日寇闻风丧胆。

刘伯承师长在太行
《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赞扬秋山良照:“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
(五)敦促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独立混成第五师团被八路军胶东部队包围后拒不投降,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副支部长小林清亲自深入敌营做工作,促使该部日军向八路军缴械。

觉醒了的日军官兵
参加了解放军
1939年1月2日,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组织千余名八路军,在山西省武乡县王峪村召开新年联欢会。

联欢会接近尾声的时候,有3位日军士兵走上舞台,并排站在观众面前。

主持人介绍说:“这3位青年是我们的日本同志,这位是衫本义夫、这位是小林武夫、那位是冈田义雄。

”
主持人介绍完情况后,衫本义夫向前一步,庄重地声明:“从今天起,我们正式参加八路军!”接着,他代表3位日本青年表了决心:“现在,日本军部和政府,还有不明真相的大多数日本国民咒骂我们背叛祖国,是卖国贼,轻蔑和憎恨我们。

但是,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是我们的光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真正的正义之路,这是一条符合日本人民和民族利益之路。

”
会场上掌声雷鸣,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热情地与3位日本青年握了手。

尔后,转过身来对全体指战员说:“我代表全体指战员欢迎这3位日本青年参加八路军。

今天,这3位日本青年参军,证明了我们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正确,虽然今天只有3个人,以后一定会变成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
1940年7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部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发布命令:“中国军队系与日本军阀、财阀及地主作战,而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

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

彼等多在日本军阀欺骗与强迫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或自动来者,绝对不准伤害或侮辱。

其所携带物品,除军事上必要者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

并须以弟兄待遇彼等。

我军如有指战员违反此命令者处罚之。

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

三、愿回国或归队之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

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以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

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讯之日本士兵,应尽可能地予以方便。

六、对战死或病死之士兵,应在适当地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等级、死亡状况、埋葬年月日及碑文等。

”
在八路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以及衫本义夫等“日本八路”的配合下,日军战俘参加八路军的人数越来越多。

1940年9月,产业工人出身的日军士兵坂谷义次郎,不堪容忍日军官兵对中国人的枪杀、抢掠和强奸,率先向新四军投诚,勇敢作战,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在他之后,南通汇龙镇有14名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炮兵丰川秀雄等人,携带步枪和手枪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山本师团八二二部队兵长渡边和其妻子一同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军曹田井三和上等兵中孝次郎等3人,携带步枪3支、子弹300发、指挥刀1把,向新四军投诚;日军宪兵伊山志雄的父亲、哥哥被强迫征兵后战死,嫂子和妹妹又被强迫送到中国战场当军妓,受尽凌辱,伊山志雄满腔悲愤地向新四军投诚;日军童山部队中的6名朝鲜籍士兵向新四军投诚。

驻南京日军第一○六七部队菊地支队的福岛康雄等7名士兵在南京看到日军的暴行,十分震动。

1944年初夏的一天,他们偷偷地约到一家酒馆饮酒。

他们感觉“圣战”无望,加之想家,
借酒解愁,唱歌思乡时竟泪流满面。

上司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把他们关进“防疫隔离班”净化思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在隔离班,他们见到了一位被新四军释放回来的士兵渡边义雄。

同为“牢友”,无话不说。

渡边义雄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优待日军战俘,战俘的伙食费标准比新四军官兵还多一倍;年节、纪念日还进行会餐;衣、被、鞋、袜按需优先发给;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掩埋立碑。

福岛康雄等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商议之后,决心叛逃,还决定要串联更多有反战情绪的人。

两个月内,他们串联了18名士兵,秘密举行了5次会议,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制定了周密详细的出逃计划。

1944年8月5日上午,他们派出两名机警的略通中国话的士兵,外出购买了中国地图、手电筒、药品等日常用品。

晚上10点,另外两人悄悄来到兵器仓库,偷出3支手枪、300发子弹,一个夜光石。

接着,福岛康雄来到内务班,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出两把点三八式手枪和47万元金票。

夜里11点多的时候,他们全副武装,扛着三八大盖,大摇大摆排成整齐的小队,假称是日军金陵部队有军事机密需要出城,哨兵深信不疑。

他们骗过哨兵后,直奔南京东南方向新四军的游击区而去。

后来,这18名日籍战士成为新四军进行政治宣传瓦解敌军的骨干力量。

巢湖县日军一个小队20多人,在小队长川井一太郎的率领下起义,参加了新四军,与新四军并肩抗日。

日军向八路军投诚的例子比比皆是。

三万多日本人留在解放区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即决定各解放区部队全面出击,迅速扩大解放区。

冀东军区李运昌部队和山东军区万毅部队奉命进军东北。

9月5日,冀东军区第十六分区曾克林率部首先进入沈阳,开始收编日伪军及杂牌武装,扩充部队,搜集武器。

短短几天便收编了万余人,获得了大批日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连级会计师、日本籍军官中村义光回忆说,1945年8月15日,他正在中国伪满洲国的吉林省朝阳川警备队驻地服役,司令官突然命令驻屯地的70名军官集合起来,说正午有重要广播要全体收听。

到了正午,广播里传出了“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大家极为震惊,由于日本当局当时对民众和士兵封锁战争的真正消息,“日本一定胜利”的观念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对战败这个事实不能接受,就和一些有同样想法的同伴向朝鲜方面突围。

但是,苏联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了东北,声势浩大,使他们去朝鲜的想法破灭。

他们不得已脱下军装穿上便服,藏好枪支弹药,混在逃难的人群之中东奔西跑,没吃没喝,十分艰难。

这时苏联红军渐渐撤回到苏联国内,八路军渐渐逼近。

中村义光和高柳班长等几个军官经过商量,最后决定由高柳班长和盛准尉去吉林省敦化与东北民主联军警备二旅第五团团长、政委联系,民主联军方面表示欢迎他们参加联军。

就这样,高柳、中村义光等80多人参加了革命军队。

其中10多名有特种技能的士兵留在二旅后勤医院工作,其他士兵编到战斗部队或地方部队,中村义光被分配到二旅野战医院医务室。

后来,内战爆发,部队改编,中村义光所属的部队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

当时在四十七军中有300名日本人,而在整个第四野战军中,有4000多名日本籍官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有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当时急需医护人员,于是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

第四野战军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中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有技能的日本人愿意留在东北解放区贡献力量。

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确实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估计有31030至33000人。

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技术队伍。

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
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

据辽宁省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186名技术人员,日本人就有103人。

留在东北的日本进步青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后参加辽沈战役,屡立战功者大有人在。

仅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就有88名日本人,有的是机关枪手,有的是特等射手,有的是抬担架的队员。

立过大功、小功的达38名,其中还有一名日籍的中国共产党员。

要论第四野战军的日籍官兵中功勋卓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在东北利用接收和搜集到的敌伪航空器材筹建航空学校。

1945年10月,常乾坤、王弼率领一批干部远赴东北,展开筹建航空学校的艰苦工作。

几经努力,他们搜集到被日军遗弃的几十架战斗机和十多台飞机发动机,经过筛选,拼凑了9架外壳比较完整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准”式战斗机。

只有飞机,没有飞行员也是飞不上天的。

正在大家发愁之际,传来了好消息,有一支日本空军部队愿意为我们服务,其中有许多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

常乾坤和王弼喜出望外。

原来在辽宁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共有300多人。

日本宣布投降后,这些人不知自己的命运将如何,十分焦躁不安。

9月下旬,他们曾企图携械逃匿,尽量靠近海边,以寻机回国。

他们的行动被我东北民主联军发现,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这批日军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只得在大队长林弥一郎的率领下缴械投降。

东北局研究后,决定把这批空军技术人员留下来,为创建我人民空军服务,并派伍修权出面向他们讲明我们的意图和政策。

伍修权把他们请到新成立的东北军区司令部,热情接待。

伍修权向他们问寒问暖后,开诚布公地说:“我们一直想建立一支空军,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原因是不具备条件,打仗顾不上。

现在我们想创造条件,在东北地区办一所航校,培训我们自己的空军技术人才,为创建我们的空军做准备。

你们是空军技术人员,懂得飞行和维护、修理飞机技术,你们有专业技术的特长和经验,一是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创办航校,二是希望你们把技术传授给我们。

”
伍修权的话引起他们的思索,有人点头、有人在交头接耳,更多的人则流露出茫然和疑虑的神色。

伍修权接着说:“你们投降前在中国境内参加了战争,但不是你们的意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掌握着实权,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把你们推向战场。

在他们的命令下,你们被迫参加了战争。

战争期间,使你们及你们的家庭都蒙受了灾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从这一点来说,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受害者。

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战争结束了,如果明白上述道理,很快可以成为朋友,待将来回国的条件成熟后,我们欢送你们回国。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伍连连《父亲伍修权创建航校和海校》)
曾任日中和平友好协会会长的林弥一郎也在其回忆录《我和中国》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认为我们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而把日本战俘当作朋友对待,优待我们,向我们宣传革命道理,争取我们帮助训练解放军的飞行人员。

”
在交谈过程中,林弥一郎看到伍修权身上佩戴着一支十分精致、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很是喜爱,他便试探地问:“将军阁下,能不能把这支手枪送给我作纪念?”
日方人员惊呆了,中国人怎么可能把手枪给刚刚投降的日本人呢?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伍修权身上。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请求,伍修权立即意识到日方人员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他的手枪,而是对我们共产党是否真正信任他们并不放心。

于是,他很痛快地把手枪送给林弥一郎,并说:“这是我长征以来一直携带的心爱的手枪,现在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
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把枪视为生命的日本军人的意料,在一阵小小的骚动中,他们既惊讶又欣喜,可以看出他们的感动。

林弥一郎等人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在大队长林弥一郎的带领下,这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空军部队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图参加了航校的建设,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通讯、气象等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200人。

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后来,这支日本航空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林弥一郎改名为林保毅,仍任队长。

航校是在抗日战争的废墟上开始起步建设的。

当时的东北战事紧急,生活异常艰苦。

飞机破烂不堪,跑道弹坑累累,营房、机库残垣断壁,机场设施残缺不全。

物资供应异常困难,敌人经常骚扰破坏。

一切从零开始,没有飞机和器材,林弥一郎等人和中国同志一起四处搜集;没有汽油,就靠实验自制酒精代替燃料;没有火车、汽车,就用牛马大车拉着破旧飞机转场;没有大米、白面,就用高粱、玉米面和咸菜果腹充饥。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在战争的烽火和动荡的环境中,把航校办起来了。

1946年7月,航校第一批学员独自单飞,学员驾驶的一架高级教练机成功飞向蓝天。

林弥一郎等人从1946年3月东北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7月,共培养、训练出各类航空技术人员560名,其中飞行员160人。

有23位技术过硬的飞行员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

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空军英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代表。

这批日本的空军人员后来陆续回到日本,仍不遗余力地为推动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据资料统计,中国共产党派部队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编入第四野战军从军,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其他解放区建设所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

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天,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到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

1951年春,天兰铁路正式开始建设,日籍技术员认真把关,对技术精益求精,中国工人对他们十分敬佩。

1952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时,天兰铁路提前8个月顺利通车。

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去修建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当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二九后方医院的炊事员吉冈宽。

吉冈之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被征入伍后在满洲铁路局工作,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他有一手炒菜手艺,被分配在厨房工作,解放战争结束后,他申请留在中国。

吉冈宽转业到地方后重操旧业,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

他从不喝酒,工作认真踏实、一丝不苟。

1953年毛泽东主席南巡,吉冈宽被上级选中,交给他一项重大任务:为毛泽东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

他因出色地完成任务还受到了表彰。

周恩来总理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我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

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也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