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安那其主义”中的家国情怀

综观巴金一生的文学创作，从青年时代的“激流三部曲”、中年时期的“人间三部曲”到晚年的《随想录》系列，贯穿始终的无疑都是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

“激流三部曲”对青年一代命运的关注，“人间三部曲”对世间不幸的悲悯，《随想录》系列的反思批判，归根到底都是基于对国家民族历史和现状的忧虑和责任，他一生中反复表述的文学主题——反封建，与其说是一种对时代话语的简单借用，不如说是包含着他深刻的现实感受：那样一种对人的现实权利的压迫与剥夺，只能用社会政治的“封建专制”来加以有力
地描述，“反封建”就是一种真诚而激越的控诉和抗议。

这样执着于社会现实的文学主题，当然不是为了炫耀个人的艺术才华，无需雕琢繁复的“技巧”，而是出于一种超越个体的、对国家民族强烈的社会责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超越了个人狭小利益诉求的作家却在思想信念上表达了曾经令人困惑的内容，那就是从走上如此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反封建”道路之初就服膺于“安那其主义”①，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争议巨大的无政府主义。

众所周知的史实是，早在刚刚步入社会、开始文学尝试
①安那其主义（anarchism ）即无政府主义。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巴金：“安那其主义”中的家国情怀
［摘要］巴金一生的创作都在追求“反封建”，呈现浓郁的家国情怀，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安那其主义同时也是他坚持一生的信仰。

在家国情怀与安那其信仰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在巴金的信仰结构之中，安那其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尊重，这是他“反封建”的重要缘由，而这样的人道主义关怀又与他对国家、民族的深情并不矛盾，所以我们最终发现，互有矛盾的观念在巴金这里却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包括安那其主义在内的现代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都获得了新的认知和诠释，它们共同体现了晚清—五四的新文化理想，巴金将安那其主义的激情和牺牲当作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革命信仰，从而完成了对这一外来思想的中国式再构，而信仰的执着也成为了巴金一生坚守“反封建”目标的强大动力。

［关键词］巴金；安那其主义；家国情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军人才项目（22VRC148）［作者简介］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4）02-0205-07
李
怡
的1921年，巴金在成都参加了“均社”，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1〕。

同年4月，巴金在《半月》上发表文章表达对“政府”和“爱国”的批评〔2〕，同年9月，他还断言“‘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爱国主义的发达，绝不能使中国人享幸福，只有使中国人越受痛苦”〔3〕。

到后来，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都为巴金所接受，他长期关注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译述了大量的无政府主义文献，还多次充满深情地回顾了这一思潮所给予自己的深深影响：“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

在我的苦痛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时向前进的，也是我所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们。

对于我，这美丽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就是我的唯一光明，为了它，我虽然受尽一切的人间的痛苦，受尽世人的侮辱我也甘愿的。

”〔4〕即便不考虑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和尴尬，就是从思想的内在逻辑来看，在同一个知识分子那里，对国家和现实制度的这种根本性的否定如何与强烈的社会责任与民族关怀并行不悖呢？
这是巴金研究中一个长时间的难题，历来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自然也曾被人有意无意地回避过，但回避显然并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一、“反封建”的国家民族关怀
对于巴金思想追求的这种困惑在学界曾经有过谨慎的处理，方式有三。

其一，一般倾向于将巴金所定位的“安那其主义”与严格的无政府主义有所区分，提出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实质是“把革命民主主义的内核裹藏在无政府主义的外衣之中”，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他早期思想中有反动成分〔5〕，但那些进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却深深埋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巴金“反封建”的持续性来源于中国反封建任务的艰巨性和漫长性，而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巴金的思想也更加地成熟起来，并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

其二，突出巴金思想的自我演变和发展，即结合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强调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民族危机的加深，巴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选
择，站在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立场上，“与投靠国民党的无政府主义者决裂”〔6〕。

在抗战中，巴金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爱国主义者。

其三，努力将思想的部分表述与文学的创作区分开来，突出实际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些细致的区分都不无道理，却还是有意舍弃了巴金思想和文学的另外一些事实。

例如，今天的学者都开始承认，巴金对安那其主义的接受绝非策略，而是持续一生。

直到1990年，巴金表达的“最后一次”自我总结是：“我在六十年前的‘残灰’中又看到自己的面目。

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在燃烧，留下一堆一堆的灰，一部作品不过是一个灰堆。

尽管幼稚，但是它们真诚，而且或多或少地灰堆中有火星。

”〔7〕三年之后，在答陈丹晨的提问中，他再一次清晰地告诉我们：“我在理论上是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不可能是爱国主义。

我写文章讲托尔斯泰，不是爱国主义。

但在感情上是爱国主义。

我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混合。

”〔8〕在巴金一生的自我总结中，他依然给予了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公开的位置，只不过并不是与爱国主义简单对立而已。

至于文学创作和思想的分野当然是存在的，不过，作为意识的统一体，作家的文学创作不可能脱离他的思想追求（何况是倾其一生的思想追求），这应该是文学认知的常识，也是巴金小说的基本特点，是他多次强调写作与人生的密切关系甚至不愿受“文学”“艺术”束缚的重要缘由。

亦如有海外研究者发现，巴金对无政府主义理想是那样的真诚和忠实，他笔下许多的原型曾经就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所以“在他写作这些作品时，他确实深信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真正的革命者”〔9〕。

其实，就如同输入近现代中国的其他外来思潮一样，安那其主义本来就是同其他的思想、主义一起混合存在的，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很可能就是“既……又……”的并存，而不是“是……不是……”的关系，我们大可不必从思想的纯洁性出发，刻意排除它的各种因素，而是要努力辨析它是如何与其他思想意识相互融合，成了巴金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思想构成。

无政府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出现在西方的一种思潮，英国的葛德文（William Godwin）
第一个提出打倒一切国家政权、反对私有制，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先驱。

之后又有德国的施蒂纳（Max Stirner ）的利己主义哲学，法国的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 ），俄国的巴枯宁（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акунин）、克鲁泡特金（Пе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Кропоткин）等人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至此，无政府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想，它同时也是一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在欧洲、俄国和后来的日本流行一时。

清末民初，无政府主义通过留法留日的学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普遍性的影响。

它与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呼吁个性解放与社会平等等诉求相互结合，成为许多思想潮流——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一种“交集”和“基础”。

包括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化先驱，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革命的领袖，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都在不同的时期接受过它的思想主张。

青年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相遇的基础是他对弱小者的同情、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反抗和对人类自由平等的向往。

要理解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就还得理解另外一个他贯穿一生的关键词——反封建。

“封建”在青年巴金看来就是压迫人、奴役人的代名词。

“一个人富于反抗精神，不能忍受压迫，他热烈地爱人类、爱自由，他很刻苦的朴素
的过他的生活。

”〔10〕这些反抗封建的无政府主义
的“暴徒”就是他早年心中的英雄。

“能够说那些为着全人类的利益来推翻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暴徒么？这种暴行是救人类而非害人类的；只要那种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受苦的情形还存在，这种暴行
也是不可避免的。

”〔11〕
反封建的激情就是巴金早
年小说中那些“暴徒”的共同特征，为了铲除封建的压迫势力，他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文学生命为代价：“我多么希望我的小说同一切封建主义的流
毒早日消亡！彻底消亡!”〔12〕
到了抗战时代，巴金
依然坚持“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
建”〔13〕。

晚年的巴金反复“唠叨”：“要反封建主
义，不管它穿什么样的新式服装，封建主义总是
封建主义，衙内总是衙内。

”〔14〕在现代中国，“封
建”和“反封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综合性的文化理想的表达，所谓“封建”甚至超越了一般历史科学的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学术定位（诸侯分封制而非垂直统治的郡县制），成为一种
专制政治统御下的社会关系、人权状态及思想伦理的总称；“反封建”也就是对以专制政治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反抗。

“反抗”是巴金文学创作使用一生的重要词汇，这一反抗从对人的解放入手，又最终通达于国家民族文化的根本重建。

换句话说，它是对个人和国家民族问题的综合性关怀，而不只是对个人权利的伸张，这是巴金区别于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所在，这样的区别使得巴金既受惠于安那其主义对个人权利的推崇和维护，同时也致力于对国家民族问题的真切关怀。

这样的民族记忆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成为其一生思想的原点：“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我的命
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15〕。

“我虽然信仰从外
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
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

”〔16〕直到人生的
暮年，他总结说：“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
个人的出路。

”〔17〕来自西方的学者也一眼就发现
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的这种独特的国家关怀：“无政府主义自身与国家主义酿发的革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无政府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以
重建国家为出发点的新的话语里。

”
〔18〕在巴金关于理想、主义的表述中，对人的爱护和对民族、国家的爱护总是同时存在的，他对“国家”形态的批判主要还是源于对具体的政治制度强烈不满，或者说就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可以说，“反封建”是他思想的出发点，而安那其主义则是一种力量的凭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一生反封建，也一生都没有告别过心目中的安那其主义，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安那其信仰其根本的来源还是五四新文化，“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

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
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19〕。

巴金是当之
无愧的五四之子。

二、理性主义的“安那其”
那么，巴金这种基于五四新文化“反封建”
的国家民族关怀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汲取无政府主义的资源呢？
这里存在着一种简易理论和浓郁情感的二重结构。

也就是说，巴金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的理解主要并不着眼于严密的理性逻辑，而是立足于一种实际生活的启示和观感，这样，他其实并没有受制于西方思想的逻辑系统，也没有在意其思想的完整和细节，重要的是这种思想的主张表达了他来自中国人生的某种体验，如反抗社会的不平等，反对传统伦理对人的束缚和压迫等，这就像“封建”作为历史学的概念是否准确妥当并不那么要紧一样，更重要的则是它有力地表达了巴金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强烈态度。

正如新时期最早的巴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客观上，巴金向往一种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都能恢复做人的尊严，不受压迫，不受欺侮，也不侵犯他人，彼此和谐，互助地生活；在主观上，他探索着自己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人，他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痛苦，希望能用自己温暖的手揩干每一个人的眼泪，甚至愿为别人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

这种思想无疑会鼓舞他反抗一切摧残人性的专制制度，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

”〔20〕
也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二重结构中，巴金虽然在理论的表述上有所矛盾，也不无简陋，但其中浓郁的情感取向却恰恰保证了他理想的坚定和执着。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是各种政治哲学思想的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各有所指，颇为驳杂。

英语“anarchism”源于希腊语“αναρχία”，意思是没有统治者，中文的“无政府主义”译名即源于此，巴金使用的“安那其主义”则是音译。

无政府主义既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论述，又是一系列有影响的社会运动。

有人也将之区分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等多种流派与思想分支。

作为纯粹思想学说的无政府主义，如斯蒂纳、尼采等人的个人主义思想，曾经对现代思想先驱鲁迅产生过影响，但更大的影响则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这种集体性理想因为浓烈的乌托邦色彩而颇具感染力，巴金就完全受感召于其社会运动的崇高、牺牲和
理想主义的光彩，这与其说是一种深刻的有说服力的思想，还不如说就是一种独具魅力的乌托邦信念，在巴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所有追忆和叙述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样大段落的信仰的激情和理想的渲染。

他回忆阅读克鲁泡特金《告少年》的情形，“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

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

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

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

……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

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21〕。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则因为“煽动性的笔调”令人着迷：“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22〕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抗夫的戏剧《夜未央》也曾经令巴金激动，关于这本书，他写道:“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

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

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

”〔23〕他也讲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他具有极端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因而他才敢于做他所认为正常的事。

”〔24〕
他直接用“理想主义者”来形容自己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

他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

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

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

”〔25〕他也特别欣赏蕴藏于这些人物身上的激情：“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

革命者有激情，而在教徒，激情就是犯罪。

激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灭激情，而革命者则宝爱它。

”〔26〕他甚至将“感情”解读为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的目标：“无政府主义表明一个理想，就是：全世界生物和人类都具有团结的感情，只有这种感情才能够维持人类的生存，使社会进步。

这理想并不是新的，自有社会以来，它便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它永远在谋改善人们的互相关系，将来有一天它是会把种种使人们互相隔阂的障碍（如国家及阶级的界限）打
破，而实现人类之大团结的。

”
〔27〕
三、“主义”支撑下的执着
把握了巴金安那其主义的思想特征——高度的理想主义和激情主义，我们或许就更加能够理解巴金文学的形态，特别是他对“反封建”的执着。

巴金的创作（小说与散文）到处洋溢着饱满的热情，不仅笔下的人物富有激情，还有掩饰不住的写作者的情感倾泻。

相反，他常常对所谓的“技巧”不以为然。

所有的文学形式都不过是思想的一种表达，对于巴金来说，呈现“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始终都是最大的心愿。

在巴金看来，最值得呈现的就是他对实际生活的直接感受，而不是对艺术形式的精心雕饰。

他更看重人生中生成的思想、感受和态度，将这样一些在理想观照下的最直接的思想收获当作文学的根本追求。

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技巧”，那些被人把玩鉴赏的“艺术”却很可能不过是理智的机巧。

巴金早期创作中到处都是一些受“新思潮澎湃”的理想主义青年、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他们相互砥砺，相互激荡，造就了一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青年群体。

《灭亡》和《新生》的主角之一李冷接受了“澎湃的新思潮的洗礼”，又进一步将新思潮传播给了他的妹妹，妹妹“李静淑接受了新思想以后，好像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似的。

热诚、勇气和希望充满在她底心中，她感到前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幸福在等待她，她
要努力向它走去。

她开始进入梦的世界中了”〔28〕。

《家》中的高觉新带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里面一个一个的字象火星一样地点燃了他们弟兄的热情。

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他们三个人，使他们并不
经过长期的思索就信服了”〔29〕。

《雾》里的陈真自
述：“当热情在我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是怎样地过着日子！”“我永远给热情蒙蔽了眼睛，我
永远看不见未来。

”〔30〕
《雨》中的吴仁民感叹：
“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安放我这一颗炭一样烧着的
心。

”〔31〕《秋》中写觉民等人的小团体的活动：
“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着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得不幸的人得到温暖。

他们
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
人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

”〔32〕
《电》中的方亚丹牺牲后，“他全身染了血。

但是嘴唇上留着微笑”〔33〕。

在这些描写中，“热情”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牺牲”是魅力无穷的向往，“梦”则是惝恍迷离的幻觉。

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巴金自己的体验和心境，他讲起那些在成都投身安那其主义的青年朋友，那个“共同的牺牲的渴望把我们大家如此坚牢地系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只等着一个机会来交出我们个人的一切，而且相信在这样的牺牲之后，理想的新世界就会跟着明天的太阳一同升
起来”〔34〕。

于是，牺牲的激情也就充溢在他笔下
的“主义”的追求者心中，巴金的早期小说布满了各种各样信仰激情的现实场景和心理场景。

一如《灭亡》中的杜大心：
他底心灵中似乎又揭去了一层帷幕，看见了另一个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世界。

一切世俗的念头都早已消失净尽，心里只燃烧着一个崇高的理想。

他觉得自己要走到那个幸福的永久安息地了，他怜悯那些还留在这痛苦的世界中的人们。

世俗的爱·和憎·
也已经完全
退远了。

他似乎全然沐浴着崇高的理想底光明。

在纯洁的月光之下他仿佛成了一个光辉
的圣像。

〔35〕
“这真正是一种丰富的生活。

好几股电光在那里面闪耀。

牺牲，同情，热爱，忠诚，力量……
我看见了许多事物，许多人。

”〔36〕
进入写作之时，
巴金也常常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不仅经常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包括书信体、日记体等，便于主观情绪的抒发，就是客观的刻绘，也多用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从中营造主观抒情的氛围，作者自己也忍不住要“发泄”和“申诉”：“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是
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

”〔37〕
“当热
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的时候……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他们使我的心颤
动，你想我怎么能够爱惜我的精力和健康呢？”
〔38〕
巴金不仅陶醉在理想的激情之中，他还从中
提炼出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信仰”。

在巴金的写作中——包括虚构的小说情景和作家的自述，“信仰”也是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它和前述的理想、激情、反封建一起构成了巴金文学最令人难忘的表达，借用《电》里的女革命家李佩珠反复表达的巴金式的典型说法，就是：“也许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沉沦在黑暗里，然而我的信仰绝不会动摇”，“也许明天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我不怕……我有信仰。

”〔39〕巴金自己也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在小说的《序》中，他就写道：“我有信仰，信仰支配着我的理智”，“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说里充满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的”，“信仰给热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地流去，不会堵塞，也不会泛滥”〔40〕。

关于信仰，巴金也曾经将它与宗教比较，试图证明安那其主义这种“非宗教”的信仰更无私，也更不拒绝激情：
信仰和宗教中间究竟有一个距离。

基督教的处女在古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
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就要
到来的灭亡，并没有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
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

她们是幸福的，因为
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

我们所
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开我们自
己。

我们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来，而这将来
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

〔41〕
不过，这“信仰”之所以被置放在与宗教一样的境界也是因为它们都具有特殊的强大的力量，所以在小说中，巴金有时也将安那其主义者比作“教徒”，如《灭亡》中杜大心、张为群，他们将安那其主义所追求的“人类幸福”看作自己的宗教：
坚决地相信那伟大的日子一定会来，而且差不多到了迷信的地步。

他和一般教徒一
样，他底主义就是他底宗教。

他也有一个上
帝，这就是“人类幸福”……在将来，不会
再有不平的事，没有人压迫人的事，也没有
厂主和工人这一类的分别。

人人都是平等的，
都享着和平的幸福。

他不但相信那样的日子
会来，而且还相信在最近的将来，甚至一两
年内就会到来。

〔42〕
信仰是什么？信仰其实就是一种超越单纯理性逻辑的对终极价值的关切。

“信仰使人的愿望从自然理性之桎梏中解放出来；信仰允诺了本性与理性所不允的事情；信仰使人福乐。

因为，它满足了人的最主观的愿望。

”〔43〕或者说，“信仰是作为知识和实践行为之间的中间环节出现的，它不仅是、也不单纯是知识，而是充满人的意志、感情和愿望的转变为信心的知识”〔44〕。

在五四前后，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最为集中、最为强烈地表达了反对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它唤起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反封建”激情。

也就是说，对于巴金来说，西方无政府主义的知识的完整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勾勒了未来人生的图景，激发了为之不惜牺牲的坚定意志。

安那其主义首先属于巴金自己，而属于巴金自己的信仰首先是一种态度，一种伦理的勇气，一种以对人的尊重和爱护为基点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关怀。

如果说现代中国有影响的文化思潮都与家国关怀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巴金式的安那其主义则与国家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都不脱离实现国家、民族最终的幸福目标，但国家主义强调，必要时以放弃个人的幸福为手段实现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安那其信仰则将人的共同的幸福并列于民族整体的幸福，作为自我可以牺牲，可以为理想而献身，但对“人”的尊重和爱护却是不变的原则。

“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attitude），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性，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

”〔45〕现代中国的思想先驱都曾在各自的立场上坚守过自己的信仰，确信“我们如果信仰一种主义，服从一种主义，总是照那种主义向前做去，那么打破旧思想的事业便可成功。

如果不然，便没有希望。

要把这个事业实行出来，无论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总是百折不回，向前做去，以求最后的成功，那就是信仰”〔46〕。

与那些置身时代风云的政治家相比，文学家巴金可能是最执着的信仰的维护人，他几乎用了自己的一生坚持自己所理解的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