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书法的“法度观”

朱熹：论书法的“法度观”
“不以法缚，不求法脱”实际是朱熹于书法追求的法度观。

书法首要讲究法度，有法度的书法才能达到朱熹所谈及的“形而上”。

在有法的基础上书写内容之美才能达到和谐统一。

朱熹在他的文集里对书法有法多次关注。

“旧藏碧虚子《相鹤经》石本，意颇爱之，今观湍石喻公所书，法度谨严，而意象消散，知彼为法缚矣。

”可见朱熹对法度谨严的书法之评价观点。

书法至南宋，期间经历的唐人“尚法”，使得书法的法度谨严。

唐人的“尚法”审美观与唐初期唐太宗对王羲之一流书法“古质”风格的追求有关，故导致盛唐时期的书法有法，且端严庄重。

体现出儒家思想在封建统治中的正统。

宋代是一个文人治世的时代，给儒家正统思想的高度凝聚提供了空间，不管是在文学上还是艺术上，都受到影响。

如文学上倡导古文风的韩退之。

艺术上也是如此，如蔡襄对颜真卿书法的风格延续，米芾集“古”字等。

这种“尚古风”到南宋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重视。

同时朱熹认为上古的书法是最好的，他推崇“篆籀意象”的境界，即文字刚产生的原本状态，即没有经过人为加工的淳朴状态。

更进一步上升到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备法度的书写规范。

与朱熹所提出的“理”的哲学观念相同。

朱熹在论书法“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出以“心统性情”之外，还提出了“德性”观。

在宋代这样一个以文官为主体的封建官僚社会里，作为国家实际主人的士阶层的道德风范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

因此，重视人格道德的培养便成了社会规范的典型。

朱熹这种以道德规范为本体的书论解决了儒家文艺观的文道、艺道关系，树立了新道统，并且反映了以理节情，使个体的情感体验符合于群体的道德规范的正统审美心理，从而使书法“法度”规范化，又使书写者不“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