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为什么这样“热”？

“国学”为什么这样“热”？
作者：王清淮
来源：《决策与信息》 2010年第9期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物欲横流，导致道德虚无，精神饥滠韵颓废之风蔓延。

人
们向历史取经，热望从浩瀚的国学海洋中汲取适合当代中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内容，并将之构
建成文化体系以滋养大众。

文／王清淮
“国学”一词，发轫于二十世纪，在二十年代形成思潮。

“国学”与“五四”，有太多的
瓜葛，可以说它们是冤家对头。

五四的主导语是“打倒孑L家店”，目标直指国学的精神领袖、儒家的创始人孔夫子，而“国学”的复兴，则是对各种反孔思潮的反其道而行之。

五四运动以后，域外各种思潮把中国当作试验场，涌人中国大陆，它们或者昙花一现，或者被中国固有的
学说和主义改造成“中国特色”。

而国学则被迫蛰伏，在八十年代急剧升温，形成持续至今长
达三十年的“国学热”。

“国学”是与“西洋学”相对而言的。

在西洋学进人中国以前，它被称为“汉学”，因为
它以汉儒说经解经为主体，结合经史子集，形成浩瀚的学术体系。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提及“国学”时，所指往往游移不定。

所指大时，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所指小时，则诗词歌赋、占卜风水。

其实，所谓“国学”，是指民族的思想方式，以及在思想方式指导下的群体行为规范。

五四：质疑国学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整体迷惘，特别是知识精英陷入迷惘。

帝制虽然废除，民主和
宪政却遥遥无期，新派知识人比较中国和西方，尤其取近以日本为榜样，认定国学直接造成了
中国的贫与弱。

日本能够异军突起，就在于日本没有孔夫子；或者虽然过去有过，但是已经抛
弃了孔夫子。

中国不能崛起，在于背上的包袱太重，卸去历史，抛弃陈说，轻装上阵，中国就
可以在日本之后，成为远东又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这是五四时期中国学人的共识，在这个背景
下五四运动发生了。

时光将近百年，时间证明，五四运动是一次激进的思潮，它的激进将国民
引向偏激。

比如对待儒家、对待孔子、对待国学。

儒家是一门学问，它既不是施政纲领，也不是政治教条，长期以来，中国人奉儒家为“宗教”，就在于它偏离政治很远。

儒家主张忠孝，学习礼乐，目的在于让人们活得真实、文明、
有尊严。

如果由儒家承担中国历史的全部责任，这就把人的过错强加给了学术。

马克思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者手里是进步的，可以据此建立民主国家政权，但专制者同样可以取用马克思主义
建立独裁统治，毛泽东说：希特勒从前也是社会主义者。

可见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共产党人和希特勒差距有多么巨大。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就像一个破产的富家子弟，其破产的原
因在于不会经营，坐吃山空；不在于他说什么母语，穿什么衣服，理什么发型。

旁证也在日本。

日本的崛起没有借助打倒孔子，而在崛起之后也没有减少对孔子的尊敬。

黑格尔认为孔子是一
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教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样的老人可能无关经邦济世，但他反复讲述
的是前人和他自己生活经验的总结，给人以启发。

世代流传，大浪淘沙，积成纯金。

对这样一
个智慧老人，西方宗教称之为“先知”。

对先知的话不一定崇拜，但也不必吹毛求疵。

国学是
民族之学，中国国学以儒家为主体，包纳百家，举凡前人所创造，都是“国学”。

否定甚至废
除国学，否定的是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承，废除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学”？新派学人心里也不
清楚。

公正地说，五四对儒家和国学的质疑虽然剧烈，但仍然是“君子战”，这很有趣，新派以
儒家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敌人”儒家，这个态度就是要作“君子儒”，不作“小人儒”。

尊孔
派仍不失尊严，他们可以办杂志固守国学阵地，如《甲寅》《学衡》《禹贡》等，可以到对方
的杂志上发表反驳文章。

胡适的行为最可以说明问题。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打倒孔家店
的急先锋，但他很快就从新文化的营垒中脱离，回归传统，研究他的“问题”去了。

胡适的转
变急剧而彻底，他较早看到了新文化的偏向，教导青年回归传统。

一些青年讽刺胡适从新文化
的营垒中堕落，把堕落的原因归结为他的年龄。

其实，他并非因年纪的关系意志消沉，相反，
他因为阅历的增加而生中正和平的包容之心，因为年龄的渐长而获得审时度势、反思思人的睿智。

章太炎、梁启超也是这样的智者。

胡适到皇宫拜会清废帝宣统，人们关心他和废帝之间的称谓，尤其关心他如何称呼宣统。

胡适的回答颇有君子坦荡荡的风度：“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胡适因这一句“皇上”招
致冷嘲热讽，新派人士也不能告诉胡适，他究竟该怎么称呼废帝。

胡适叫他“皇上”，与共和
无损，是对历史的承认，也是对个人的尊重。

“文革”：横扫国学
大陆的国学在“文革”时期经受了浩劫，这场浩劫“史无前例”。

与五四对国学的“动口”不同，“文革”对待国学和国学的继承者们，不但动口，而且动手，后来索性只动手不动口。

与五四相同，“文革”对国学的清除活动也从孔子开刀，当时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批林
必批孔，斩草要除根！”透出对传统国学的杀气。

批林和批孔有没有关系，可以不论，只是
“斩草除根”的断言，令人不寒而栗，这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战宣言。

果然，一批狂热的青
年学生在曲阜肆虐29天，焚烧孔府，挖掘孔子墓，孔子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侮辱。

青年当然不知道孔子何许人，也不了解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因为他们在长期“去孔化”的教
育中，对传统文化和文化圣人没有敬畏之心。

五四以来对孔子的持续贬损、对国学的极度蔑视，在“文革”中形成了大爆发。

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其实人的善恶只在一念间。

“圣人”代表的道德律和“大人”代表的法律在这一念间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们会在人的迷茫时刻将其拉回一念间的这一
方面，而不是将其推向另一方面。

“文革”颠倒历史，打碎世间法律，摧毁人们心中的道德律。

国学倡导的，正是“文革”要清除的，比如父子相告。

秦代实行连坐法，勒令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一家犯法，邻里坐罪，但首告者可以免责。

秦法没有亲属首告免责的规定，他们不连坐，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一起押赴刑场。

不连坐，而是株连，被株连的没有免责条件。

秦法
严酷，但它仍然按照亲族血缘关系，尽管是从严刑酷法角度来照顾的。

秦法认为，家庭不可分割，家庭里的成员要死一起死，要活大家活。

从正面理解的话，就可以发现秦法的人性化：家
庭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里不该发生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但“文革”彻底瓦解了最严酷的秦法——它认为秦法还不够严酷。

“文革”把群众人为地分成两派，挑动他们互相斗争，一直斗争
到家里。

因为单位也被分成两派，家庭成员恰恰被“分”在不同的派系，于是“家庭里的阶级
斗争不可避免”。

而“文革”的宣言则是：“忠不忠，看行动；亲不亲，阶级分。

”以阶级划分队伍当然可以，但深化到家庭内部，就是残害人心。

一些青年为了显示自己的“忠”，积极主动地投靠家
庭以外的“亲人”，最普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户外张贴大字报，深刻揭露自己父母的罪行和
隐私，同时宣告与自己罪恶的父母划清关系。

“文革”给国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打击主要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

“文革”烧书，书籍不
久就解禁，重印加印，连从前没有出版的书也纷纷出笼。

“文革”打倒学术权威，十几年后，
这些权威仍是权威，那些被风潮裹挟、挺立潮头反孔的“宿儒”再一次洗心革面，重新认孔子
作老师。

现在的孔庙孔府孔林也修缮一新，规模更加大。

但它最深刻的影响，在于湮灭了中国
人的世道人心、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瓦解了国学思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宣扬的诚信、忠恕、仁德、宽容等等。

劫后：沉思国学
国家板荡，乃思忠良；人有所缺，才想起需要。

国人捕风捉影倾慕西洋学，追随百年，忽
然发现西洋学与国学原来并不冲突。

一个人可以读国学的《论语》，不妨碍他学习西洋学的
《空气动力学》；或者一个人专门读《论语》，另一个人专门研究《空气动力学》。

《空气动
力学》考试不及格，很可能是他天资不足或者不用功，而不能责怪那位读《论语》的国学同学
对他有干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陆“围剿”国学最热闹的时候，著名的“亚洲四小龙”横
空出世，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是传统的儒家势力范围，属于周礼的“宾服”“绥服”地区。

他们
没有批林批孔，也没有孔家的祖坟供他们挖。

孔庙倒是有，但他们不去拆，好好保留着，可经
济却腾飞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对国学和其他学问一视同仁，国力却发生了飞跃，
中国人向往半个世纪的经济“大跃进”实现了。

说国学推动了改革开放，显然不合事实，国学不承担那么宏大的“叙事”。

同样，说国学
阻碍了文明进步，妨碍科技创新，显然也是虚妄的结论。

外国人也评论国学的存废问题。

印度人认为中国人太勤奋、太亢奋，找点事情让自己忙起来。

美国人则认为中国人因为羡慕华尔街的财富疯掉了。

而中国人自己则痛定思痛：孔子无辜，国学无罪，却横空遭此浩劫，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以儒学为主题的国学是智者的学问，是学者的学问。

它不断深化自己，也不排斥域外文明，自秦汉至明清，阐释日新，而精神本质一贯，融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国学的百年之劫，无论是
智者的无意之失，还是愚者无妄之举，都已经成为历史。

经过这一场反复，国学更增加了闪光点：对无妄之灾的免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