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

从
深圳经济特区这片热土上萌芽并且成长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
“打工文学”,已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也
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
“打工文学”的首倡研究者,站在今天来回顾这一文学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梳理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我想对后来研究者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一、
“打工文学”:缘起、概念及其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5年从内地高校调到深圳市文化局从事文化调研工作。

当时,深圳人口急剧增长,但缺乏相应的文化活动场所,打工青年白天在流水线上进行简单机械的操作,晚上下班后无所事事,常常感叹“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他们对文化的饥渴可想而知。

每当夜幕降临,在深圳街道上总能看到一群群打工青年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偷看”里面的香港电视,或是成群结队在街道或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这些打工者文化生活单调,平时看的书很少,不是琼瑶小说就是武侠小说,还有一些算命卜卦的书。

后来打工群体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早起床,两腿起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坐下去,十会死亡”,这首写在蛇口四海区三洋厂厕所里的
“打工诗”,就是当时打工者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可视为“打工文学”作品的雏形。

1984年,打工青年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
《特区文学》第3期上,小说主人公进城打工的经历,让读者看到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转变中所带来的生存竞争的严酷性,但在当时尚未引起文坛重视。

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我阅读视野中第一篇发表在正式期刊上的反映特区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故将其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篇之作。

1985年10月,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来深圳讲学,我向他介绍了深圳的这种
“打工文化”现象。

黄教授对此很感兴趣,并鼓励我继续跟踪调研。

1988年,宝安区文化局创办《大鹏湾》杂志,其中我
读到张伟明的两篇小说:《下一站》与《我们INT 》,小说展现出鲜活的打工生活及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
联系当时接触许多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
我
意识到一种新的文学已经出现,随即写信向
《特区文学》总编戴木胜推荐。

不久,《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下一站》。

同年,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在《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

林坚和张伟明的作品,艺术而真实地的再现鲜活的打工生活,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然而,真正让“打工文学”发生广泛影响的是安子的打工纪实小说
《青春驿站》。

1991年,该作品先后在《深圳特区报》《文汇报》连载,安子以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喊出“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激荡着千百万打工者追梦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同年,我在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2期发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的文章,正式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命名。

当年10月8日,
《特区文学》编辑部主办“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研讨会”,我以《一种新的特区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作了发言,引起与会者关注,
《文艺报》对此做了报道。

上海《文汇报》也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入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文汇报》1992年8月14日)。

1992年,我与宋城等几位同仁策划并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共八册,其中由我主编《青春寻梦》报告文学集),这是“打工文学”作品首次正式结集出版。

1998年12月,《羊城晚报》推出《情系20年·打工文学专刊》,发表了黄伟宗、张木宁、钟晓毅、谭运长等人的相关文章,以及我整理的《打工文学代表作品年表》。

2000年5月,我主编的《打工世界》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分为
“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评论”三部分;同年10月,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深圳文化研究》推出“打工文学”专辑。

2000年8月,由我主持的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与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大写的20年·
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宝安区举行,这是首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刘斯奋、王京生、黄树森、胡经之、何西来、阎纲、陈辽、刘峻骧等五十多位专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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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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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同时,《羊城晚报》发表了我与黄树森先生对话的文
章《关于打工文学》。

2004年,我在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期间撰写的《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
的《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文选》之“文学评论卷”;2005
年,我被推荐参加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文艺理论高级
研修班”学习。

其间,《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就“打工文
学”问题先后采访我并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2005年11月,首届“广东诗歌节”在东莞举行,我在专题发言中评介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等一批打工
诗人的作品,明确提出“打工诗歌”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
文学品牌,《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

同年,我建议由深圳市文联、深圳“读书月”组委会
办公室等单位策划主办了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邀
请邓友梅、雷达、何西来、黄树森、李敬泽、谢有顺、陈小
奇、张陵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同时,王十月、郑小
琼、周崇贤、黎志扬、安子、何真宗、柳冬妩、谢湘南、刘大
程、戴斌等“打工文学”的作家代表也应邀到会。

此后,“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品牌项目。

2007年,我主编的《打工文学作品精选》(上卷为诗歌散文集,下卷为中短篇小说集)、《打工文学备忘录》分别由海天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打工文学”进一步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

2008年1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2008打工文学·北京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陈建功、杨新贵、张胜友、雷达、李敬泽、胡平、孟繁华、贺绍俊、蒋巍等专家出席,王十月、戴斌、曾楚桥等十二位打工作家与到会专家进行对话与讨论,我在会上作了《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学价值》的专题发言,“打工文学”作家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作品。

2008年,《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创刊;2009年,我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关于“打工文学”的概念,当初我给出的定义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

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作一个稍微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因我之前对“打工文学”进行跟踪调研时,发现的确有一些主流作家在关注打工群体
并进行创作实践,如陈荣光的《老板·女工们》、陈秉安的《来自女儿王国的报告》等等,所以我把“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列入其中。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打工文学”的定义不宜太过宽泛,凡处于打工者经验之外的精英写作都应排除在“打工文学”范围之外。

因此,如果今天要对“打工文学”的定义作新的调整,我倾向于“打工文学”是反映底层打工民众尤其是农民工生存状态以及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简言之,就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对“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还需作一个说明。

长期以来,关于“打工文学”名称的由来,许多资料都引用1996年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召开“打工文学座谈会”上的一种说法,即“打工文学”是“1985年由深圳青年文学家杨宏海提出来的”(《南方日报》1996年2月7日《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

客观地说,在我提出“打工文学”之前,尚未找到其他人关于“打工文学”专门的论述或文献资料,但1985年我向黄伟宗教授介绍的是正在兴起的“打工文化”现象,还未明确提出“打工文学”,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91年,我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这一命名。

二、“打工文学”之作家印象“打工文学”诞生至今,汇聚了大量的打工作者,不断涌现出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家和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我与这些作家大都有过交往,其中包括了早期的“打工文学”代表人物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等,当今颇具影响力的王十月、郑小琼、盛可以等名家,此外,还有柳冬妩、谢湘南、周述恒、许强、刘大程、曾楚桥等一批新锐诗人、作家以及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萧相风、陈再见、程鹏、卫鸦、唐诗等等。

他们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和成就构建出“打工文学”的强大阵容。

张伟明20世纪80年代的张伟明,辞掉家乡的铁饭碗,来到深圳当临时工。

1988年,张伟明的第一篇打工小说《我们INT》描写了打工者对以流水线为轴心的大工业环境的不适应(INT,即接触不良),他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则反映了特区打工者“东家不打打西家”的漂泊感,真切地表现了打工者在“别人的城市”里,为了追求理想而不断走向“下一站”的历程,它使人感触到特区历史在艰难困苦中奋进的沉重足音,有一种“沉重的潇洒”特色。

他与同一时期的打工作家林坚都是“打工文学”最早的践行者,研究“打工文学”绕不过他们,可以说,在90年代他们的作品曾影响了整整一代漂泊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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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工人。

安子安子自称是个“不安分”的打工妹,不甘心
被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流水线挤压成无知无觉的“机器
人”,在深圳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她充分意识到自
己的角色与价值,以“打工妹代言人”的创作动机和使命
感,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她的成名作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描述了打工妹们复杂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在特区打工阶层中产生了轰动效
应。

安子在创作中总是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观照打
工者从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奋斗过程,试图
用艺术形象来鼓励打工者们“挑战生活、实现自我”,在
现代都市实现“圆梦”的理想。

王十月这个只有初中学历,在建筑工地抬过水
泥、在酒店里刷过碗、在时装公司当过绘画师的打工青
年,尽管历尽坎坷,但还是一步步走向了成功,最终获得
鲁迅文学奖,成为“当代打工文学的领军人物”。

王十月
认为,“我一直觉得,文学应该直面时代最主要的真实。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最能直面时代真实的,打工文
学肯定当仁不让。

鲁迅文学奖评委会授予我鲁迅文学
奖,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关于“打工文学”的评价,王十
月说:“我对打工文学充满信心,虽然这个标签的名字不
怎么好听,也因其概念缺乏严谨的学理支撑,而被一些
学院派诟病,但争论命名的科学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打工文学还在发展中,还没有出现真正有代表性的作家
和作品。

多年以后,如果有人要研究打工者的生活、内
心,看打工文学就能看见他们内心鲜活的经历,这就是
中国这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个群体的感受。

无论是从文学
还是社会学的角度,这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

我相
信,三十年后回头看打工文学,可能才能真正清楚它的
价值。

”(《晶报》2011年4月24日)我想,把中国三十年
来最大的一个群体的情感经历,通过“打工文学”创作去
折射时代的真实,去提升鲜活的中国经验,是王十月独
特的发现。

郑小琼这个被誉为“打工群体中崛起的天才女
诗人”(李敬泽语),于新世纪初就与众多农民工姐妹一
起来到广东,先后在深圳、东莞闯荡。

这是一个又
淡定、秀外慧中又多才多艺的女诗人,她以极为敏感与
粗粝的笔触,去流淌她的诗情,同时也关注方兴未艾的
打工诗歌。

2001年,郑小琼在一篇《关于打工诗歌》的文
章中写道:“前些日子将《打工族》1月份和2月份的有
关打工文学的争论都认真的读了……如果一定有打工
诗人或者打工文学这个称谓,我会把我列为其中的一名
而高兴……作为打工诗歌,我认为最起码便是见证了这个打工时代,对这个打工时代的社会现实进行剖析。

打工诗人对于这个打工时代必须承载我们应有的使命,有责任对当下时代进行记载,其作品必须关注打工人的生存的真实状态,而不是官方报纸上那一种形象工程式的报道。

他必须对当代工人的民生、民意、民权进行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分析,独立地去接受这个打工时代给我们生命赋予的苦难与幸福。

”(《打工族》2004年第３期)可见当年这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已经是一位很有思想的诗人,她的诗论尤其是“打工诗人应有的使命”“独立地接受生命赋予的苦难与幸福”等观点,直到今天看来仍是很有见地的。

盛可以原名盛慧,90年代初,她与许多打工妹从湖南来到深圳,开始了她辗转跳槽的打工生涯。

作为一位爱好文学的姑娘,她开始业余写作,并默默地关注打工者的文化。

她早期在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说:“作为打工者,我想说说打工文化……一群又一群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浅浅地盘踞起来。

‘打工者’、‘打工园地’、‘打工世界’,为打工群开辟了一片片小小的芳草地,打工者真切地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之后,拿起了笔。

他们有的已经像新星缓缓升起,或如微小的野菊花,悄悄点缀着那一片文化绿洲,迎着改革之风微微颔首,淡淡而执着地开放”(《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96年4月18日)。

今天,这朵曾经在“打工世界”芳草地上“淡淡而执着地开放”的野菊花,已经在文坛名声大噪,令人刮目相看,被称为“最犀利的小说家”。

近期,一家大型出版社特邀几位著名女作家出版长篇自选集,盛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年第一部写打工妹的长篇《北妹》。

柳冬妩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打工诗歌评论家”柳冬妩,高中毕业后即到广东打工,他从打工群落里走出来,对打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感受有深刻的理解与认同。

他在浩繁的打工诗歌中披沙拣金,不辞辛劳,成为“打工文学”评论中独树一帜的人物。

诚如他自己所言:“我评论的对象更多的是成长着的‘打工诗人’的创作,对他们的作品进行阐释与分析,找到那些被感动、被启示的部分,用一种读者意识和感觉意识去试图接近一个被掩盖的现实,寻找和论证诗歌与现实间微妙而复杂的联系。

”
“打工文学”作家群体里卧虎藏龙,有着丰厚的人才资源与各具特色的创作个性。

如最早参与打工诗歌创作的谢湘南、率先在《收获》发表小说的曾楚桥、利用网络推出《中国式民工》的周述恒、为广大打工群体创作并歌唱的打工艺术家孙恒、坚持编选《中国打工诗歌》的许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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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工文学”之精英关注“打工文学”一直得到文学界专家的关注与扶持,
莫言、陈建功、何西来、李敬泽、雷达、陈思和、张胜友、黄树森、黄伟宗、饶芃子、蒋述卓、黄修己、胡经之等学者专家一直给予热心扶持,海内外也有一批学者热衷此项专题的研究,如韩国的朴宰雨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尾崎文昭教授、日本留学生李莹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的金健佑先生等。

此外,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还有贺绍俊、邵燕君、李云雷、陈福民、周水涛、贺芒、武善增、周航、何轩等专家学者,正是他们的关注与研究,使“打工文学”备受瞩目,蔚为大观。

2006年,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邀请莫言来深圳讲座,我是主持嘉宾。

他在讲座中强调,作家必须要有生活,要有对生活独特的发现,而艰苦生活的磨炼是创作的源泉和宝贵资源。

讲座后,我与莫言谈到深圳“打工文学”现象,他很感兴趣并表示关注,我赠送给他一本《打工世界·作品评论集》,他回赠我一本《生死疲劳》。

2007年,深圳又一次邀请莫言前来参加讲座,莫言在这次讲座中专门提到“打工文学”,他说:“杨宏海先生将他主编的一本打工文学专集送给我,我感觉打工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文学水准。

这里边已经有了新人的形象,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

”(《深圳商报》2007年8月15日)2011年,第九次全国文代会期间,莫言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谈到深圳文学,自然不能不谈“打工文学”。

莫言说,他很欣赏王十月等有着打工经验的作家,“他们不仅是贴近生活,而且就是从生活里钻出来的。

”“王十月对于农民工心态的准确把握与刻画,是专业作家所难以体验到的。

他笔下的文字是有温度的,通过对最柔软与最坚硬、最温暖与最无情地对比,触摸到人性最容易受到震颤的部分。

”对于有人建议深圳应倡导“新都市文学”,莫言提醒说:“先有文学,后有流派。

文学形态的发展都是自然形成的,比如打工文学就不是倡导而生,因此所谓新都市文学也会在恰当的时候应运而生,需要先营造足够宽松的环境。

”(《深圳特区报》2011年11月23日) 2006年,深圳市委与中国作协联合发起“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创作工程”,我建议将“打工文学”作家群体纳入文学工程扶持项目,得到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具体指导意见。

他认为,“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或必定成为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成果,它给文学发展带来的启示更是不可低估。

“首先,它给文学带来了充盈着生活血脉的鲜活质感;其次,它给文学带来了普通人平凡生活和心灵世界的关注;再次,它给文学带来了真挚而朴素的表达。

还有,他所培养出来的新人,将为文学队伍提供可贵的新鲜血液。

”此外,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李敬泽先生一直关注“打工文学”,他认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包含着不同方向的精神运动:通过文学,通过个人的书写,打工者们逐渐探索和形成自我意识;通过命名和评论,通过对‘打工文学’的争论和评说,社会对横亘于内部的这个沉默人群获得意识,试图作出指认和反应。

”同时,他还在《人民文学》增设专版,刊发王十月等一批深圳“打工文学”作家的作品,并亲自参加在深圳举办的历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

“打工文学”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精英的关注与扶持,一方面可以提升其文学品格,但也有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其中隐藏着被主流意识形态宰制与精英话语同化的危险,即被“收编”和“驯化”,会消解“打工文学”最本色的价值。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认为,主流文学界的关注能够给“打工文学”提供一些特殊的文学经验,“但受到主流的关注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好事。

打工文学的批判力量是它最宝贵的东西,如果在主流关注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驯化’了,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更多的警惕了。

”
我一直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发自内心的呐喊,是他们根植于生活所创造的独特文化产品,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意义,很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打工文学”从一种文学现象到成为一个文学品牌,已经扎根特区、辐射全国,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枝。

有感于此,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先后编撰了《打工世界》等六本专著,共二百多万字。

如果说,我对中国“打工文学”运动有少许贡献的话,可能就是对打工群体的文化创造成果进行了精心保存和仔细爬梳,勾勒出中国“打工文学”发展一条薪火相传的脉线。

这也是追慕先贤搜辑文献、保留史料这一优良传统的心愿所驱使,就是希望能够“鉴于往事、嘉惠后人”,为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开拓奠基铺路,尽一点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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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海,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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